比较文学：面对文化研究的挑战

    既然文化研究是一门非精英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那么它所研究的对象便主要是当代非精英文化产品，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它与精英文学研究是天然对立的，特别之于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众所周知，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必须具备很高的资质，也即必须掌握几种语言和广博的文学知识，因而很少有文学研究者被看做是“比较文学学者”。而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学产品的数字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阅读网上的电子书和期刊，而不愿沉静在图书馆里阅读纸质的书刊，而且他们似乎对研究非精英文化，比如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现象更感兴趣。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一事实：英国文化研究的不少先驱者，比如利维斯、霍尔和威廉斯等，同时也是成就斐然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由于其文学造诣和著述而成为著名学者。但是他们并不满于日益萎缩的精英文学研究，因此便和其他一些学者呼吁扩大文学研究的疆界，把研究的触角指向那些从来就为人忽视的文化现象，诸如族裔、性别问题、大众传媒、身份政治、社区生活，等等。相当一批比较文学学者攫取了这些话题并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阐释，从而得出了一些新的洞见。他们的努力无疑弥合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鸿沟，为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因此毫不奇怪，在一些美国大学里，不少比较文学学者只是借了比较文学之名义而实际上在从事文化研究的课题。甚至选修世界文学课程的学生也不读原著，而是通过阅读英文译本。因而在今天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界，我们时常听到返回语文学的呼声。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后来都成了主要的文化研究学者，他们后来很少再从事文学研究了。这当然是事实，但是既然美国的文学研究与英国的文化研究有一些差别，那么我们便不难在美国学界的一些典型的文学研究者那里找到另一些例子。

    乔纳森·卡勒是当今时代极少数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有着精深研究并且成就斐然的美国学者之一，他无论在机构内还是在治学上都是典型的比较文学学者，他虽然没有进行过具体的文化研究，但他也曾对文化研究发生过兴趣。在他那本篇幅不大的《文学理论简介》中，他花了整个一章来讨论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卡勒在承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差别后指出，“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文化研究’，它是90年代人文学科的一个主要活动。一些教授或许已经从米尔顿转向了麦多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进而全然抛弃了对文学的研究。”这一事实自然对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尽管如此，卡勒还是试图从文化研究中找出一些对文学研究有利的东西。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卡勒本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他还在建制上也一直属于比较文学学者。他曾担任过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执行局成员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是公认的有着精英意识的比较文学学者。但是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所面临的挑战。他的态度使我们发现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转换，也即从致力于经典文学研究转向通俗作品的研究。但是卡勒依然不赞同把文学研究置于与文化研究对立的位置，尽管这二者对于文学经典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试图维护经典的权威性，后者则企图通过重构经典来削弱既定的经典。他也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认为文学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从事文学研究，这样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学或扩大了内涵的新的经典。显然，他的努力已经大大地使得比较文学这门老学科焕发了新的生机。

    另一位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也是如此，他同时又是一位汉学家。他认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赢得了战斗，它从未在美国学界得到更好的认可。”确实，在关于比较文学是否将被各种“理论”或文化研究吞没的辩论中，比较文学最终幸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最近几年美国比较文学的重新繁荣的事实中见出端倪。但是，他马上却又表达了对我们这门学科中出现的另一些现象的担忧。也即今天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在从事文化研究，例如电影研究，后殖民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他们的实践使得传统的精英取向的文学研究变得不那么纯了。另一方面，当今的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实际上只是在机构内利用自己的职业做其他的工作：他们为学生讲授文学课，但是写的东西却是自己感兴趣的非文学话题，比较文学正在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学科意义。由高雅文化产品构成的传统的文学经典已经被后殖民的和非西方的文学作品弄得“混杂”(hybridized)了。也即，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和文化研究混为一体了。当今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我认为这既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精英取向的、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比较文学学科应该消亡，然而正如斯皮瓦克所预言的，一门新的与区域研究携手合作同时又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同时在东西方诞生。可以说，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和繁荣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的互动和对话关系，我早在十年前就已作过论述，但是由于当今的比较文学已经带有了新的面貌，我还是得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显然，对许多文学研究者而言，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并非光明，因为文化研究的挑战仿佛要把这门精英取向的学科全然吞没。众所周知，文化上的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它的特征体现于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正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欧洲文化也照样受到无所不在的美国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世界文化变得越来越趋同，弱势文化的民族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毫不奇怪，这一企图便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文化上的本土化。实际上，文化全球化若不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已经被当今的诸多事实所证明。

    确实，只要文化全球化的大计正在向前推进，那么它就必然受到文化本土化尝试的抵制。世界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协调中发展的：二者时而交流和对话，时而摩擦和冲突，但最终还得通过协商和对话而达到共存和共融。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全球化的语境下，21世纪的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将体现这样的特征：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话和共融，而非像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所预言的“文化冲突”。对于这种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绘制，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将大有作为。

    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比较文学已经而且将继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既然世界文化仍然朝着多元方向发展，那么比较文学学者就必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在20世纪的上半叶，随着美国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早已宣告破产，但是它很快便摇身一变以西方中心主义的面目出现。作为东方的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万万不可急功近利。我们不仅要挑战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还要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经典跻身世界文学而努力奋斗。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地球村”，人们可以轻易地在这个村子里进行交流，但比较文学依然大有希望。 

    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和审美再现，文学使我们并将继续使我们在东西方的语境下建构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当代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丰富的物质生活，他们还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享受精神文化生活。因此他们希望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能有多种选择，这也正是为什么歌德于1827年勾画出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文学设想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广泛阅读了大量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边缘的中国文学作品，尽管如此，他仍然从中窥见了一些与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共通的东西。在当今时代，文学虽然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人们有着吸引力，因为人们所面对的选择和诱惑实在太多了，但是文学却能向他们提供其他文化再现形式中找不到的那种独特的高雅情操和审美快感。从历史上看，强大的经济并不一定就能带来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尽管后现代社会使人们有着多种选择。我们文学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应当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始终用文学材料作为我们分析的对象。因此我这里的论点就在于这一事实，也即狭义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来自文学研究，尤其是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更是如此，因为该学派旨在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人们的社区生活并指向通俗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我多年前在考察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角色时曾指出，在当代文化研究的众多实践者中，弗莱是极少数具有远见卓识并把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学者之一。他生前不仅具有某种“关怀的神话”(myth of concern)，而且还具有对全人类的一种世俗的关怀。比较文学学者十分关心的正是这一现象：在今天的全球化氛围中，文化研究中讨论的许多论题已经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实际上受到文化研究的严峻挑战，而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强势，并越来越指向通俗文化。因此毫不奇怪，一些带有传统观念的比较文学学者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这门学科正经受挑战大有被文化研究吞没之危险。但在我看来，通过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弗莱的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实践实际上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共融提供了可能性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人为对立应当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