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帝王的罪己诏

    为《现代哲学》2011年第5期编辑青年学者平飞博士的大作《公羊家政治敬畏观念的灾异表达》时，看到文中引汉代帝王三道罪己诏，遂重加复核，另增补三道，凡六道，此亦文帝、宣帝所下罪己诏之全部。兹录于下，并有所申论。

    其一，《汉书》卷4《文帝纪》记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文献来源】[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页。

    其二，《汉书》卷4《文帝纪》记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三月：

    后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诈觉，谋反，夷三族。

    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文献来源】[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页。

    其三，《汉书》卷8《宣帝纪》记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四月：

    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讬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

    【文献来源】[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页。

    此条又见《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之夏侯胜（生卒年不详）本传：

    至四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讬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因大赦，胜出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史。

    【文献来源】[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0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8页。

    按，《文帝纪》所引及《夏侯胜本传》所引，两者差异较大。

    其四、其五，《汉书》卷8《宣帝纪》记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

    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文献来源】[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页。

    其六，《汉书》卷8《宣帝纪》记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四月：

    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谴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文献来源】[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8页。

    文帝、宣帝就地震、日食等自然灾异下过多少道罪己诏呢？现据严可均（1762—1843）辑《全汉文》（[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引）》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列表如下：

    帝王下罪己诏，乃受儒家思想影响使然。晚清今文学大师皮锡瑞（1850—1908）《经学历史》其四《经学极盛时代》云：

    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昭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近西法入中国，日食、星变皆可豫测，信之者以为不应附会灾祥。然则，孔子《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

    【文献来源】[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页。

    帝王下罪己诏的儒家思想根源，或如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前179—前104）的《春秋繁露·玉杯》所云：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文献来源】[清]苏舆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32页。

    凡地之动、日月星辰之变，先民谓之灾异。古代帝王屈君而伸天，诏书以罪己，虽为表面文章，然亦不无安抚人心、维系稳定之即时功效。即时者，短暂也，权宜也。罪己诏若限于已发之后，而非根系未发之前，固不足耶！此亦非儒术之本愿。故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在位凡23年（前180年—前157年)，下罪己诏两道；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年）在位凡25年（前74年—前49年），下罪己诏四道：多乎哉？不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