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侯仁之先生学习历史地理

    我与侯先生相识，始于1958年5月。当时，“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北大历史系欲写一部《北京史》准备第二年“十·一”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侯先生是北京史名家，受请指导历史系的这项工作。我有幸多次亲聆教导。后因形势变化，接触不多。“文革”前几年，北大和各高校都停止招生，大搞斗批改。1970年夏，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新学制为“三年制”，新教学方式为“走出学校、下乡上山、开门办学”，边学习，边劳动。新课程为“一论四史”：一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史是“中国古代农民斗争史”、“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讲“农民斗争史”。为了下乡上山，轻装前进，我想编印一部简明的“中国历史地图册”发给学生，就曾多次向侯先生请教。1979年，万里同志受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委托，请侯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侯先生又邀我参加工作。我前后从侯先生学习工作40年，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北京史都获益良多。

    在侯先生指导下编制《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

    在“文革”初期，北大历史系原来的教学方案已作为“封资修”大毒草批倒批臭了。新的“一论四史”教学方案是1970年春天，由本系“革命师生”在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通过学习，大鸣大放大辩论，最后制定，并由上级批准的。1970年秋冬和1971年春我曾与学员们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和十三陵的献陵搞“开门办学”，感到最大的困难是学员们只有一本薄薄的讲义，缺少必要的参考书，因之我萌发了编一本教学参考地图的念头。1972年7月间，我路过地学楼门口，发现侯先生在门旁刨地，大汗淋漓。我轻轻喊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是我，高兴地放下镐头，就寒暄起来。我顺便讲了有关编地图的想法。决定次日上午，在我家详谈。我向侯先生请教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编？编什么？

    第二，怎么编？

    关于第一个问题，侯先生的态度很积极，很坚决。他说：“你的想法很好，很重要！这是对工农兵学员负责，也是对党对人民负责！这是个好机会，一定要把这本图册编好！”

    关于编什么？他谈了四点意见：1.图册要简明，符合教学需求。可以是部“试用本读史地图册”，书名可以再考虑，但观点必须正确，政治上不犯错误。千万不要用日本学者箭内亘的《东洋读史地图》的观点，那本地图把中国的民族地区画成国外了。2.讲“农民斗争史”一定要讲时代背景。我们的图幅应当适当放宽一些。每个重要王朝应当有一幅疆域图，包括了当时的主要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也可叫做“政治形势图”。最好有今天的国界线为底图，便于对照。3.要突出“农民斗争图”，对起义地点、活动地区、进军路线可以“套红”印刷。4.要有几幅中外交通路线图。如果讲“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没有路线图讲不清楚。

    关于怎么编？他谈了两点意见：1、教学参考书准许借用社会上已发表的成果，包括地图，可以写个说明，不会有版权问题。但要找质量好一些、比较适用的。必要时，可以修改一下。当然这是“应急”的办法。以后时间允许，我们可以自己编绘，不再用别人的了。2、现在编的图册必须补上《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幅，把考古的主要成果反映进去。在《明朝形势图》上要注意画上管辖黑龙江地区的“奴儿干都司”及有关卫所。这些都有现实意义。可以请考古的同志帮忙。

    侯先生将离开我家时，很有感慨。他说：“我真羡慕你们！你们年轻，有的是时间，有机会，有前途。哎！我们已经老了！”但他又有点不服老，轻声地对我说：“我从江西鲤鱼洲回来后，一心要去看看莲花池。我在鲤鱼洲时，几次做梦，都梦见莲花池。那是自金朝以来的著名园林。我前天一个人骑单车去了一趟莲花池，也试试我的体力。莲花池里还有些水，我很高兴；我的身体还行，不太累。我再干十年八年不成问题！”说到这里，他有些兴奋。

    我为编这本图册，三次向侯先生请教。后以“校内试用”之名于1973年春第一次由北大印刷厂制版开印。初印16开本，黑白套红，印数五百册。后因兄弟院校要求采用，多次加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次年秋，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校。原来的教学方案“一论四史”废止，我的课由“中国古代农民斗争史”改变为“中国古代史”。所编地图册进行了增补、重绘，由北大出版社以大32开本公开出版。自1982年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一直用作制定参考书，每年印数高达10万册以上。图册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地图”，有正图62幅，附图9幅。第二部分为“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共收有古今地名6000余组。我自1979年9月，应邀参加了由侯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认识了《图集》编委、北京市测绘处副处长董怡国同志，我所编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就是由董怡国与其夫人、中国地图出版社工程师傅马利两位重绘的。我于1981年6月，开始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通史课的主讲教师，此图册有幸被中央电大采用，随在全国广为散播。

    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工作

    我参加《北京历史地图集》工作的时间是1979年9月，承担编绘《秦朝》和《西汉》两幅。侯先生还给了我一个编委的名义，编委委员和编绘组成员每周一碰头一次，在北大图书馆研究室。会议由侯先生亲自主持，主要是交流各人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因入组时间晚，工作生疏，只能“每事问”，侯先生和组内的同志都是给予细致的回答和热心的帮助。

    大约在11月间，我的工作稍有进展，由侯先生安排，让我讲一下有关秦和西汉时北京地区郡县的画法。我提出了对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时期》和《西汉时期》两图有关上谷郡和广阳郡郡界定位的不同意见。谭图将郡界画在氵纍水（今永定河）支流清泉河（今北京门头沟区清水河）一线。河以北为上谷郡，河以南为广阳郡。河以南的百花山、圣水（今猫耳山、大石河）均在广阳郡界内。我认为这样的定位有问题。因为《水经·圣水注》记载：“圣水出上谷，秦始皇23年置上谷郡……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迳大防山（今猫耳山）之东，……无东，迳玉石山……屈而南流也。东过良乡县（今房山区窦店附近）南。”“水出郡之西南圣水谷”，言圣水谷在上谷郡的“西南”，而非在广阳郡的“西北”。由此可以证明，谭图定位与文献不合。我的画法是：自今清水河以南，西南从紫荆关起，沿山脊东北行，自北柳子北渡拒马河，沿猫耳山、磁家务、潭柘寺西和九龙山，至石景山北，再东偏北行，与渔阳郡界相接。简单地说，就是以猫耳山与九龙山的山脊为两郡的郡界。我在介绍我的这个意见时，心中无底，忐忑不安。可是侯先生首先笑而点头，表示赞同。接着是李宝田先生发言，他肯定了我对史料的分析。还说：“山区以山脊为界，平原以河心为界。张先生的画法也符合这个画界的原则。”

    这次的研讨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帮助我在工作上树立起了信心。关于这个边界画法和其他一些问题，我在侯先生的鼓励下，于1981年7月，在由编委会召开的审图会议上作了发言。这次为时两天的审图会，除邀请北京市有关专家和熟悉北京地方情况的多位同志参加外，还特请了上海、西安和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出席指导。我的发言题目是《秦代北京地区的郡、县、关》。此发言不久即发表在《北京史研究通讯》1981年7、8月合期上。

    审图会议之后，侯先生又组织领导编辑组展开对初稿的全面修订和增补工作。为解决文献或传说中关于历史地理上的疑难问题，例如重要地名的定位、沼泽湖泊的变迁、古今河流的改道等，侯先生亲自出马，率领我们大范围地、普遍性地进行田野考察。在两三年间，考察了五十余次，行程共约五千余公里。所到地区除北京外，还到过临近的天津市、河北省的部分地区，计有35个县区。主要交通工具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提供的一辆吉普车。在这些活动中，我总是受到侯先生的关照和指导，也受到其他编委和组员的帮助。为把我所分担的《秦》和《西汉》两幅地图画好，我反复阅读《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的有关记载和近现代学者杨守敬、谭其骧等的有关图幅，对照田野所见，落实或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我于1984年在侯先生主编的《环境变迁》（创刊号）上发表的《从鲜于璜籍贯说到两汉雍奴故城》及在《北京大学学报》同年第2期上发表的《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等文，就是我在这时为研究秦汉时期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而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结合的点滴体会。

    《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是于1986年下半年出版的。此后，我还应邀参加了有关第二集、第三集的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和讨论。后来侯先生年老多病，不能主持工作，但我仍与当年编辑组的同事及他的学生保持着业务上的联系。总之，40年来，我对历史地理专业虽谈不到登堂入室，但我自感研究史学的眼界扩大了许多。例如我后来写成的《悬泉置、效谷县、鱼泽障的设与废》（1995年12月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三卷）、《应劭“汉改邮为置”说辩证》（1996年12月在台湾简牍学会学术会议上的报告，2000年8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文，都得益于侯先生的栽培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