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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建系90周年之际，浙江大学中文系广邀同道，举办“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有幸躬逢其盛。期间，三卷本《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付梓刊行，不惟将浙大中文系历届师生的辉煌业绩铭诸史册，也使中文学科百年以来坎壈曲折但又坚毅前行的步履具体而微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读来深受感动，景慕之情亦油然而生。
余生也晚，对于中文学科早期发展的辉煌历史没有切身的经验，只能资诸口耳或零金碎玉般的文字，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潮起潮落、暑往寒来，我还是有所亲历的。因此，每当听到师友们谈起那些傲人的过去，谈起那些名师硕儒们传奇般的成就或轶事，神往之余，也不免暗自沉思，今天的中文学科还能不能再创那种曾经有过的辉煌？
一般说来，学科乃是科学知识的分类概念。一门学科之成立，通常要有三个基本要素，其一是独特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其二是独特的方法论或知识生产方式，其三是由特有的概念、命题、原理和标准所构成的独特的理论系统。这个意义上的中文学科概念，其主要的联想域是以中国语言文学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系统。但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组织单位与功能载体之一的中文学科，除了学术探索和知识创新之外，无疑还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或者说，大学里的中文学科，既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和载体，又是人才培养的结晶和积淀。道理非常简单，没有高水平的学科，自然很难造就高水平的人才；但是人才培养达不到高水准，其学科水平又何以能提高呢？
对中文学科而言，这个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论大学之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无疑都是基本的，但是，它的一个更为重大也更为深层的功能，应该就是文化的传承和创造。自然，一般来说，大学的几乎所有学科都负有文化传承和创造的职责，但是对于中文学科来说，这个职责只怕是更为紧要，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动的基本载体，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则沉淀着一个民族生动鲜活的思想感情，她能使一个民族直接面对自己蜿蜒的足迹和心灵的历史，仿佛就在当刻，就在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尤其是那些载入文学史册的经典作品，乃是一个民族精神个性与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保持民族认同、传承文明血脉、实现文化创新的弥足珍贵的资源。
这样来看中文学科的内涵，人才培养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客观地审视现实的状况，许多人的隐忧又不能说是杞人忧天。例如，贯穿教育全程且趋于板结化的应试教育使生源的人文素质今非昔比，先天的不足迫使中文高等教育承担了补课的职能，而难以实现更高的培养目标。又如，作为高等教育能动主体之一的教师，理应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和人才培养之中，可是目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困扰，这一点似无充分的保证。与之相关，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乃至考核方式的设置，原本应与预设的教学目标密切配合，但是，由于时间、精力的投入和教学理念的落伍等多方面的限制，两者之间却往往脱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当然并非某个个人或群体所造成，而毋宁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之必然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而聊以自安，恰如其分地说，这正是对中文教育从业者的勇气、智慧和毅力的一个艰巨的考验，是一个有待认真地研究、探索并坚决予以突破的瓶颈。
历史常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说，当年的浙大中文系以及其他著名学府的中文系，在那个充满了贫困和动荡的年代里，尚且能够滋兰树蕙，培养出大批素养深厚、功力超卓的优秀人才，那么我们又何妨多想一想，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果说，在《浙大中文系系史》里，一如我们在每个历史悠久的中文系里都能够听到的，那些名师硕儒无不以其深厚的学养、高尚的人格、孜孜不倦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他们的弟子、再传弟子乃至更多后人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以至迭经迁变而终能保学术宗脉于不坠，那么我们又何妨多想一想，在现代学科制度和教育体系的框架之下，如何再能保存和延续那种师弟之间切磋琢磨、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氛围，使得中文学科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精神再造的坚强阵地？等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思、再思、三思，直到找到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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