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学术史研究的富矿

    海外中国学研究这块，我们华东师大目前集中在对美国方面的研究，偏重从历史学这个学科的角度去研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史。海外中国学涉及多个学科，某一个单位或个人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只能从一个一个的学科来具体突破、探索，只有将各个学科的成果集中起来，才能够了解海外各个国家中国学研究的全貌。因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平时的读书也主要是围绕美国中国学这个领域，由此进行资料的分析和研究。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以下几方面的书值得一读。

    第一类是美国人回顾中国学研究史方面的书。美国人很重视对此的回顾总结工作，几乎每过几十年就有一本重要的书出版，如哥伦比亚大学林德贝克（John M.H. Lindbeck）教授的专著《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料的评估》（Understanding China :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 : Praeger, 1971）、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美国当代中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3）等。第二类是一些著名学者的回忆录，如费正清《费正清自传》（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 : Harper & Row, 1982），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C. Martin Wilbur）《我生命中的中国:一个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China in my life : a historian's own history, Armonk, N.Y.,1996）、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第三类是相关学术论文集，如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的《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这类论文集中有很多重要的学术史研究理论与信息。

    此外，一些重要杂志上的论文等，对我们理解美国中国学发展史都非常重要。如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基督教传播史研究专家、中国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分别在1918年、1921年、1930年写文章，提出要注意美国中国学研究，对当时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赖德烈强调，美国对中国重视不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缺乏了解，他认为，对中国了解不够，会对美国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林德贝克的《理解中国》也是这样。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盛行对中国学研究破坏很大，严重影响到美国高层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为扭转这种局面，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国会出台《国防教育法案》，共同推动兴建一批中国学研究机构，扩大中国学研究计划。林德贝克当时就跑了很多地方，对包括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学情况做了考察和分析，这本《理解中国》虽然不厚，可是资料翔实，甚至对当时每一个大学获得多少资金都调查得清清楚楚。这本书对后来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费正清(John Fairbank)、鲍大可（A. Doak Barnett）都有很高的评价。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 年），也是这个领域重要的著作。美国学者认为，柯文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能动作用，由西方中心论一下子跳到中国中心观，有点矫枉过正。但是在我们搞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人看来，却是一本道道地地的史学史著作。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论之后，很多学者为突破这一历史观点影响，提出了不同思想和理念，柯文对此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提到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对社会史、地方史研究的开创，提到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借鉴年鉴学派理论将中国分成九大区域，阐述中国乡村、城市发展变化并深入分析，包括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以长时段理论来探讨明清历史等，都对我们了解这段中国学研究史有很大启发。

    此外，沈大伟主编的论文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的各个学科如历史学、图书馆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集中进行了分析。其中，何汉理（Harry Harding）题为《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发展》的论文，探讨了从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问题研究，并分析这30年的得失。他认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对美国中国学影响相当大。政府公布的许多数字是1949年以来所没有过的，中国领导人也比以往更乐意接受采访，资深领导人还出版个人回忆录。最有价值的，是美国学者能直接到中国去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华裔学者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也是我近来读到的一本好书，代表了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学阶段性的成果。从总结的幅度上，比沈大伟的那本跨度更大，涉及的领域更宽泛，收录了包括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艾尔曼(Benjamin Elman)、叶文心等著名学者的文章。据说，亚洲研究协会计划出版英文版。

    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突破点。李学勤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展开学术史研究。海外中国学实际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思想、观点、理念这些灵魂性的东西；一是学术发展演变史，为脊梁、中枢的问题。对学术史的研究就是要将一门学科发展的全过程了解清楚，掌握其特点和规律，这是对海外中国学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大局。对美国中国学来说，其发展始终受到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因素影响，前者主要指中美国情及其相互关系，这是其发展大背景，后者指学术本身的演变发展规律，它会反过来起调整和刺激作用，所以上述这些著作对学术史进程中观念、方法的总结就非常重要。现在与新文化史、全球史观有关的探讨日渐趋多，反思文章也接踵而至，都说明这一问题越来受到重视。在对学术史研究的过程中，将其基本过程及其内外因素的关系问题摸清楚，对我们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