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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

    我们时代的食品安全恐慌

    ——由《什么可以吃》说开来

    王一方(本报书评人)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1月16日   09 版)
    《什么可以吃——个人饮食安全攻略》,马志英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年8月第一版,20.00元

        马志英先生是国内有影响的食品专家,不仅是沪上食品学会的专家委员会主任,还是食品协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他执笔编写的《什么可以吃——个人饮食安全攻略》不仅专业,而且权威。我虽然也在医学界出入行走,但由于不从事食品卫生工作,因此,阅读这本书,心情与普通读者无异,十分虔诚,也感到十分受用。当下,坊间沸沸扬扬的塑化剂风波、染色馒头风波、添加剂风波,地沟油忧虑、农药残留忧虑、碘盐忧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将百姓心都敲打得惊慌失措。马先生一席话,顷刻间大家心头洞明,明白了凡事都与“度”相关,不可麻木,也不必过敏。从书中还能学到许多简便易行的日常食品质量鉴定的方法、选择的方法,有助于人们食品安全问题防范能力的强化、乃至社会监督水平的提升。

        不过,马先生的书没有能够抚平我心头的忧伤,我暗自寻思,即使每个人的食品安全防范水平都与马先生等肩,我们能阻止越来越频繁的食品安全事故吗?于是,我从马先生的字里行间找寻,读到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悖论,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越现代,内心越惊恐”。很显然,现代社会里,人们对生命更安全的期许反而导致了危险性意识的膨胀,而安全期许是一大堆关于个体危险与社会危险的知识图景,知识越多,危险意识越强,危险恐慌越深。

        德国学者乌尔里克·贝克曾经无奈地指出:危险不是源自无知,而是来自知识,知识在运用中引起新的危险,同时,人们产生了危险意识。剑桥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更直白:我们如今面临的许多不确定因素是由人类知识的增加而引起的。循着智者的指引往前走,我们分明转进一条反智主义的死胡同。平心而论,世界上死于饥荒的人口远比死于食物污染中毒的人口要多,当今化工工人的工伤死亡数只有100年前伐木工人工伤死亡数的1/8。不可一笔抹杀社会演进、技术进步的光明面。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有多危险?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恐慌?英国学人弗兰克·弗里迪在他的《恐惧》一书中详列了如下理由,不知我们今天关于食品安全的恐惧是否可以对号入座。

        首先源于人们对技术的不安与忧患。许多食品安全事件都与某种技术的歪用,或者就是坏的技术(歪点子)相关。塑化剂、添加剂、三聚氰胺都与技术进步脱不开干系,德国的肠出血致死病例更是抗生素滥用环境中的超级细菌作乱。对此,我们很无奈,这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代价。没有人因为这些新风险而放弃工业进步的脚步和技术腾飞的节奏,唯有以牺牲作为担当。另一个逻辑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技术造的“罪孽”还需要新一轮技术来对冲、解围。

        其二,源于人们对社会变化的不安与忧患。譬如一位急于发家致富的乡下青年来到繁华都市的街角卖早点或者买早点,陌生人的世界中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防范、敏感、茫然而不可控的心理、“最危险的时代与最危险的地方”的臆断(错觉)。我们与小农经济的熟人社会相诀别,觉得再也无人可信,无可傍依,无所忌惮。如何重塑道德境遇?我们当下还只是无奈、失望与无力,于是,马先生的个体食品安全攻略才会大受欢迎。

        其三,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与忧患,发端于对现代性(英雄主义时代)的质疑。以技术创新回头来收拾环境恶化的承诺也十分不靠谱,即使这份承诺是真诚的,毁灭后的重生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涅磐。

        其四,食品安全灾祸认识、测评的不可能性与不可知性(个体认知能力)。我们固然有马先生这类优秀的食品安全专家,但他们不是无敌卫士。从塑化剂事件的偶然揭露与地沟油的技术标准至今仍不确定来看,我们认识危害规律的能力远远低于灾祸发作的复杂性。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与魔相争,何以胜算,直觉、运气而已。

        其五,人性的弱化(躯体、道德的纤弱化倾向)。人们相信,每一件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道德崩坏和行为疏忽。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断言“任何社会进步都将以道德沦丧作为必然代价”,问题是这份转型期的代价要持续支付多久,道德重建的脚步是否可以更快一些。

        其六,不容讳言,舆论在食品安全事故面前,总是会对当地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提出质疑,在西方,这份质疑还源于舆论批评的开放性与政治纷争的无约束性。此时,人们更愿意信任环保组织(NGO),这些组织因其利他主义、社会责任、道德远见成为新的民间监控力量。消费者权利运动/组织的身份、境遇相对很尴尬,他们的消费者立场常常使得他们丧失中立的身份,而且常常因激愤言论、激进行为被媒体同情与放大,陷入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泥沼。任何一件食品安全的媒介事件里,我们常常看到调和(保守、温和)主义意识的稀缺,片面(深刻、民粹、激进)主义的飙升,实际效果是社会焦虑与恐慌情绪更炽热。

        最后一点,媒介对事件细节的过度展览(嗜血性),其中夹杂着真实的事实与夸张的流言:夸张性评估与预言,尾随专家的过度解读,引诱国民过敏地崇尚安全,崇拜安全,对于不安全的容忍度、接纳度降到了冰点(在英国,2000年的一次调查中,14%的受访者宣称他们有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食物中毒事件经历),由此培育了现代社会的易恐慌性。

        总之,马先生的书勾起我很多联想。食品安全事故多了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可以磨练安全的社会与坚强的个体,但愿日后我们的社会危险意识(食品安全意识的反面)更强,危机管理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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