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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

    何英的批评文本大气淋漓,从不会胶着于枝枝叶叶,文内常有感性的东西如潮奔涌。探究文学“深处的秘密”,她喜欢让文字保持一种飞翔状态,她的批评文本也因此含有一般批评家所不擅长的原创形象感。

    何英:穿越边地 抵达“中心”

    黄桂元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1月16日   11 版)
    《深处的秘密》,何英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21.00元

        《深处的秘密》是何英近期批评文本的结晶,阅读中的感觉可以用五味杂陈形容。艾略特感叹:“变成职业作家以后,要付出的主要代价是读任何东西都不再感到乐趣。”这句话其实更适合对批评家的描述。如今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常常会遭遇一种“姿态性批评”,那是应景的,人情的,尽义务的,潜规则的,形式大于意义的,甚至是非文学的,几乎成了文坛的江湖游戏,批评家的“群体式尴尬”由此而来。相形之下,何英绝不随波逐流的批评个性尤为可贵。

        当年《秦腔》问世,众声喧哗,一片喝彩,某评论家还特别推崇小说如何将道德审判悬置,从而达到了一种高妙的叙事伦理境界,何英在《对〈秦腔〉评论的评论》中深表质疑:“道德审判悬置并不意味着没有道德审判,看看西方哪一部伟大经典不是有一个最终的道德审判潜在那里,西方人之所以会用这样的概念,与他们时刻受到这个潜在的道德审判的监视有关,中国人是没有末日审判这一说的,没有宗教感就没有恐惧,也就没有灵魂净化的道德拷问习惯,就不会有庄严感、神圣感,就忽视了精神。”她还力排众议,坦陈己见,“贾平凹是一个记录者,他可以做到把自己抽离得干干净净,他人的死亡、灾难都被他不动声色地匆匆记下。有评论家说,《秦腔》叙述节奏太慢。在我看来,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太快的节奏使《秦腔》没有细节,全都是细节等于没有细节。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匆匆掠过,毫不停留,自己都不停留,还能指望读者会停留?”尽管《秦腔》摘得第七届茅奖,却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何英的刮目相看。毫无疑问,何英具备了一个独立批评家的素质和禀赋。

        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提到法盖归类的两种批评功能:一是“寻美的批评”,主要是面向读者,有引导作用;一是“求疵的批评”,主要是面向作者,对写作更为有益,属于作家真正的合作者。何英的批评多带有“求疵”色彩,当需要承担对作家的批评责任时,她绝不会态度暧昧,选择沉默,更不可能人云亦云,媚态十足。她不肯成为批评合唱队中的一员,拒绝把批评当成创作的附庸。她常常在周密的辨析中完成游刃有余、令人信服的穿透,以此捍卫了文学批评的尊严。读《风雅颂》,她发现“阎连科之前的几部作品,如果不是扎根河南农村老家,浓郁的原乡文化救了他,那些生硬的荒诞看起来不会那么顺理成章。现在他写了一个他并不深入了解并没有生命体验的群体,从语言到情节设置他都只有真的荒诞起来,他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关于王安忆,她的独异见解充满了批评智慧,“如果以几百年为单元来看文学史,张爱玲也许比王安忆更令人难忘,尽管在技术层面,王安忆早已超过了张爱玲。但文学真正的魅力往往不在技术层面上。再把文学史长度放长来看,大师可能就是几百年出一个,那些真的很优秀的也只能当了亚一流的,好像屈原和宋玉的区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就是这么分明”。对于残雪、严歌苓、林白等其他几位国字号女作家的动态考察,她的阐释也总能切中要害,无懈可击。

        “70后”的何英,在《“70后”的身份焦虑》中却表达了难得的自醒意识,诘问“在文学领域,人们如此看重这种标志‘年轻’的分期于文学本身有多大关系?文学毕竟还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领域。”目睹越来越僵化的学术规范,她忧虑有些评论家,“用一套远离作家作品实情的理论武装起来,达到话语的陌生化效果,而被论述的作品和作家则被理论抛弃和误读,呈现出理论游戏化的特点”,最终“意义虚无,话语踏空”。她认为有必要强调两“钱”的意义,他们“一生著述累累,却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也“从来没有那些生搬硬套、文不对题的概念术语玩弄,有的只是一个理论家放下姿态、平心静气地深入事理的耐心与研究,不以说别人的话为荣”。她直击“现今最活跃的某些理论家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象征资本,貌似科学严谨地制造出一批理论商品,而这些商品也正显出过剩、浮躁甚至狂躁的症状来。中国的理论过剩的背后其实是理论的贫乏与饥渴”,如此出言,足见其过人的批评胆识。《当代文学十个词组》更显示一种追问精神,她自创的“空虚时代”、“小说强迫”、“默写惰性”、“突然沉默”、“追新至死”等词组,直陈种种文学病象,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批评快感。

        新疆不一定必然产生旷世文豪,却以其历史、风土、地貌、人文的特性,具备了孕育特色作家的强力基因。近些年周涛、红柯、刘亮程、北野、韩子勇、沈苇、李娟等各领风骚,不断获得文坛惊叹,何英的批评气象与之遥相呼应,同样没有让我们的期待落空。何英的文学批评来自专业学识、怀疑精神与全球视野三个源头,加上得天独厚的边塞想象,使她的批评文本获得了宏大的眼光、丰赡的知性和朝气蓬勃的现场感。面对文坛,她不会为了关注而去关注,而是在批评中灌注了强烈的问题意识,由表及里,举一反三,颇有苏珊·桑塔格式的话语风范。她的批评文本大气淋漓,从不会胶着于枝枝叶叶,文内常有感性的东西如潮奔涌。探究文学“深处的秘密”,她喜欢让文字保持一种飞翔状态,她的批评文本也因此含有一般批评家所不擅长的原创形象感。这与新疆风土对她的灵魂铸就与审美滋养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她的笔意妖娆,肌理华美,不搞创作显然是可惜的;但同时,她的立论严谨,言说周密,有雄辩之风,不从事文学批评同样可惜。我想,还是顺其自然,让读者享受一个真实何英的文学存在。

        按照地域文化学的概念,新疆属于远离文化中心(主要指京、沪)之外的“外省”。“外省”与文化中心的“话筒”很远,并无近水楼台之便,沦为边缘和从属也就似乎成了必然。而新疆的地理位置何止“外省”,更是地地道道的西域边塞。身为女性的何英则又是边缘的边缘,就显得难上加难,无怪乎雷达在为《深处的秘密》写的序里如此“怜香惜玉”一番,“在今天的文坛上,出现何英这样人物的几率仍然是比较小的”。何英却不信邪,偏偏要在遥远的边地展开与“文化中心”的一次次隔空对话。正如哲学家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创造一种思想能力这样的形而上问题,而不是知识本身,无论身处“中心”或“外省”,闹市或孤岛,都不会改变其哲学使命,批评家的使命也与创造一种文学能力有关。而今互联网时代已非同往昔,“外省”与中心城市、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场域,并不像其经济发展那样差异明显,批评家拥有同样的全球视野和现代信息,完全有可能通过独立思考与理论高端对接,保持一种同步状态。事实也正是如此,何英的批评声音如今已经穿越茫茫大漠,抵达“文化中心”的深处,并正在步入时代的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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