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穿越边地 抵达“中心”

    《深处的秘密》是何英近期批评文本的结晶，阅读中的感觉可以用五味杂陈形容。艾略特感叹：“变成职业作家以后，要付出的主要代价是读任何东西都不再感到乐趣。”这句话其实更适合对批评家的描述。如今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常常会遭遇一种“姿态性批评”，那是应景的，人情的，尽义务的，潜规则的，形式大于意义的，甚至是非文学的，几乎成了文坛的江湖游戏，批评家的“群体式尴尬”由此而来。相形之下，何英绝不随波逐流的批评个性尤为可贵。

    当年《秦腔》问世，众声喧哗，一片喝彩，某评论家还特别推崇小说如何将道德审判悬置，从而达到了一种高妙的叙事伦理境界，何英在《对〈秦腔〉评论的评论》中深表质疑：“道德审判悬置并不意味着没有道德审判，看看西方哪一部伟大经典不是有一个最终的道德审判潜在那里，西方人之所以会用这样的概念，与他们时刻受到这个潜在的道德审判的监视有关，中国人是没有末日审判这一说的，没有宗教感就没有恐惧，也就没有灵魂净化的道德拷问习惯，就不会有庄严感、神圣感，就忽视了精神。”她还力排众议，坦陈己见，“贾平凹是一个记录者，他可以做到把自己抽离得干干净净，他人的死亡、灾难都被他不动声色地匆匆记下。有评论家说，《秦腔》叙述节奏太慢。在我看来，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太快的节奏使《秦腔》没有细节，全都是细节等于没有细节。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匆匆掠过，毫不停留，自己都不停留，还能指望读者会停留？”尽管《秦腔》摘得第七届茅奖，却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何英的刮目相看。毫无疑问，何英具备了一个独立批评家的素质和禀赋。

    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提到法盖归类的两种批评功能：一是“寻美的批评”，主要是面向读者，有引导作用；一是“求疵的批评”，主要是面向作者，对写作更为有益，属于作家真正的合作者。何英的批评多带有“求疵”色彩，当需要承担对作家的批评责任时，她绝不会态度暧昧，选择沉默，更不可能人云亦云，媚态十足。她不肯成为批评合唱队中的一员，拒绝把批评当成创作的附庸。她常常在周密的辨析中完成游刃有余、令人信服的穿透，以此捍卫了文学批评的尊严。读《风雅颂》，她发现“阎连科之前的几部作品，如果不是扎根河南农村老家，浓郁的原乡文化救了他，那些生硬的荒诞看起来不会那么顺理成章。现在他写了一个他并不深入了解并没有生命体验的群体，从语言到情节设置他都只有真的荒诞起来，他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关于王安忆，她的独异见解充满了批评智慧，“如果以几百年为单元来看文学史，张爱玲也许比王安忆更令人难忘，尽管在技术层面，王安忆早已超过了张爱玲。但文学真正的魅力往往不在技术层面上。再把文学史长度放长来看，大师可能就是几百年出一个，那些真的很优秀的也只能当了亚一流的，好像屈原和宋玉的区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就是这么分明”。对于残雪、严歌苓、林白等其他几位国字号女作家的动态考察，她的阐释也总能切中要害，无懈可击。

    “70后”的何英，在《“70后”的身份焦虑》中却表达了难得的自醒意识，诘问“在文学领域，人们如此看重这种标志‘年轻’的分期于文学本身有多大关系？文学毕竟还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领域。”目睹越来越僵化的学术规范，她忧虑有些评论家，“用一套远离作家作品实情的理论武装起来，达到话语的陌生化效果，而被论述的作品和作家则被理论抛弃和误读，呈现出理论游戏化的特点”，最终“意义虚无，话语踏空”。她认为有必要强调两“钱”的意义，他们“一生著述累累，却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也“从来没有那些生搬硬套、文不对题的概念术语玩弄，有的只是一个理论家放下姿态、平心静气地深入事理的耐心与研究，不以说别人的话为荣”。她直击“现今最活跃的某些理论家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象征资本，貌似科学严谨地制造出一批理论商品，而这些商品也正显出过剩、浮躁甚至狂躁的症状来。中国的理论过剩的背后其实是理论的贫乏与饥渴”，如此出言，足见其过人的批评胆识。《当代文学十个词组》更显示一种追问精神，她自创的“空虚时代”、“小说强迫”、“默写惰性”、“突然沉默”、“追新至死”等词组，直陈种种文学病象，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批评快感。

    新疆不一定必然产生旷世文豪，却以其历史、风土、地貌、人文的特性，具备了孕育特色作家的强力基因。近些年周涛、红柯、刘亮程、北野、韩子勇、沈苇、李娟等各领风骚，不断获得文坛惊叹，何英的批评气象与之遥相呼应，同样没有让我们的期待落空。何英的文学批评来自专业学识、怀疑精神与全球视野三个源头，加上得天独厚的边塞想象，使她的批评文本获得了宏大的眼光、丰赡的知性和朝气蓬勃的现场感。面对文坛，她不会为了关注而去关注，而是在批评中灌注了强烈的问题意识，由表及里，举一反三，颇有苏珊·桑塔格式的话语风范。她的批评文本大气淋漓，从不会胶着于枝枝叶叶，文内常有感性的东西如潮奔涌。探究文学“深处的秘密”，她喜欢让文字保持一种飞翔状态，她的批评文本也因此含有一般批评家所不擅长的原创形象感。这与新疆风土对她的灵魂铸就与审美滋养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她的笔意妖娆，肌理华美，不搞创作显然是可惜的；但同时，她的立论严谨，言说周密，有雄辩之风，不从事文学批评同样可惜。我想，还是顺其自然，让读者享受一个真实何英的文学存在。

    按照地域文化学的概念，新疆属于远离文化中心（主要指京、沪）之外的“外省”。“外省”与文化中心的“话筒”很远，并无近水楼台之便，沦为边缘和从属也就似乎成了必然。而新疆的地理位置何止“外省”，更是地地道道的西域边塞。身为女性的何英则又是边缘的边缘，就显得难上加难，无怪乎雷达在为《深处的秘密》写的序里如此“怜香惜玉”一番，“在今天的文坛上，出现何英这样人物的几率仍然是比较小的”。何英却不信邪，偏偏要在遥远的边地展开与“文化中心”的一次次隔空对话。正如哲学家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创造一种思想能力这样的形而上问题，而不是知识本身，无论身处“中心”或“外省”，闹市或孤岛，都不会改变其哲学使命，批评家的使命也与创造一种文学能力有关。而今互联网时代已非同往昔，“外省”与中心城市、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场域，并不像其经济发展那样差异明显，批评家拥有同样的全球视野和现代信息，完全有可能通过独立思考与理论高端对接，保持一种同步状态。事实也正是如此，何英的批评声音如今已经穿越茫茫大漠，抵达“文化中心”的深处，并正在步入时代的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