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中有“正常”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先生的新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共860余页，分二十章论述了“文革”时期上海的人口、婚姻、节育、职工、红卫兵（包括红卫兵接待、大串联和驻沪联络站等）、服饰变化、蔬菜生产、粮油供应、票证记忆、像章问题、水产品市场、毛泽东塑像、群众报刊、宣传品、人防工程以及野营拉练等广阔领域的重要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生活图景。金先生一改以往“文革”史研究集中在高层政治史的路数，以新颖的“公众文化”视角来诠释那场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从“日常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出发，以上海地区作为全国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来关注社会生活底部“涌动的潜流”（下卷，第437页）。

    该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旁征博引、史料丰富。除了档案、方志、报刊、传单、日记等文献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大量口述采访，为“重建”那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而坚实的资料基础，可以使读者深切感受到有血有肉的人，以及当时社会的生动剪影。作者对“文革”时期低离婚率这一“非常”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总结道：“不离婚是屈从于‘社会政治’的需要；离婚则是服从于‘社会政治’的需要。相比之下，屈从者选择了忍耐和承受，服从者选择了顺应和摆脱。”（上卷，第36页）面对“正常”与“非常”混乱颠倒的年代，读者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真切地感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制约下，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渺小。又如对于服饰演变的研究，作者选配了许多珍贵的图片，生动地展示了“千人一面”的“武装”背后的不同和变奏。书中记叙道：“上海人仍然经典地通过变换‘领袖’的色彩和样式（如戴绒线领圈等），通过改换‘三围’的尺寸，点缀着、修饰着自身的装束，从而使蓝、黑、灰的‘老三色’，中山装、青年装、军便装的‘老三装’变得清丽一些，俏巧一些（在这方面，当年许多上海女知青通过变换不同花式的‘节约领’，通过为旧毛衣缝接上新袖子，每每为‘革命’的衣装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曾引得北京、哈尔滨等地知青们的啧啧称羡）。”（上卷，第 204-205页）全书每一章后的附录还搜集了大量反映当时上海市民生活的一手资料，使得这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不仅为普通读者提供了饶有趣味的饭后谈资，也为专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尽管作者在书中既论述了那个动乱年代的“非常”，也阐释了人民维系生存之“正常”，然而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将落脚点放在了以往“文革”史学界所忽略的“正常”方面，让读者看到了无序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理性一面，从无政府的混乱中依稀看到了政府控制的大手，“体现了‘国家管理’的职能和效用”（下卷，第62页）。即便是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上海市都有着较为充足的粮食供应，有着有效的票证管理系统，这些都是狂热的非理性浪潮无法冲垮的堤岸。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强调“文革”社会文化史有着描述普通百姓生活和诠释国家管理“在位”两个责任；而上海地区的这种“在位”性，不仅体现在市属粮油主管部门对食物的管控上，更体现在国家对于外地与上海之间食品、物资的统一计划调度上。作者写道：“上海‘文革’期间的粮油主管部门，不仅承担票证记数、发放、转移等常规工作，还组织小分队下里弄办展览会、学习班，号召‘战备储粮’；还深入到车站、码头、港口等交通要道，严加查处粮食外流……同时，考查上海‘文革’时期的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一方面，‘全国保上海’，各地的农副产品源源调进；二方面，上海的轻纺、轻工产品源源调出，呈现出计划经济统筹和运作的状态。”（下卷，第446页）

    除此之外，本书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对上海“文革”期间票据、像章等流通物品的考察，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尤其是对于上海“文革”期间有无使用“肉票”的考辨，做出了“文革”前后均实行过凭票证供应猪肉、唯独“文革”中敞开供应的重要区分，澄清了三人成虎的关于“文革”时期使用肉票的讹传，坚持了少数人的真理（下卷，第125页）。还有，作者集中讨论了上海地区“文革”时期像章的种类、图案、造型和品相，并揭示了其制造、交易和控制过程背后的利益驱动和深层的文化因素。书中写道：“存在于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有挪用生产资料的贪污盗窃，其数量动辄达上千公斤铝片甚至牵涉机床、马达等物资交易；有买进卖出的投机倒把，其行程遍及全国甚至飞机来来往往；有纠合人员的地下生产，其规模分列各类车间甚至形成流水线生产等。”（下卷，第444页）作者不无感慨地指出像章的收藏和交换，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普通人在“文革”时期的不同审美追求：“这种欣赏和把玩的态度，实际上是疏远着、消散着毛泽东像章所蕴含着的政治意味的——而这恰恰属于正常的社会选择和心态（非常中的正常）。”（下卷，第180页）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作者作为“过来人”对那个时代的深刻体会和强烈情感，并流露出作者作为上海人的那份自豪感。如果说这套书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文革”时期上海和其他地区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展开。“全国保上海”，上海作为一个“文革”城市来说，毕竟是特殊的。例如“文革”10年中为保证上海的“正常”运转而由外省向上海“非常”调运了大量粮食和蔬菜（下卷，第28页），那么这些对于外省居民有着怎样的影响？“文革”前后又有无差异呢？这些问题虽不在这套书的主要讨论范围内，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对于“文革”时期上海地区大背景的全面理解和综合考量，从而使得“文革”城市生活史的研究“获得有价值的展开”（下卷，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