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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

    晚年吴宓的“鲁迅阅读”

    散 木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1月16日   03 版)

        1951年,吴宓和其诗友们的“重阳诗案”发生之前,吴宓的诗友邵祖平因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发言不当,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此事对吴宓警示颇大。1951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新华日报》斥责邵祖平侮蔑鲁迅先生之文出,波澜大起矣。”不久,“《新华》、《大公》、《新民》三报均有斥平之文,其事益烈。”(12月2日)后来他还将此事写入自己的年谱中,以示警戒。此外,由于吴宓的名声是当年鲁迅所抨击而意外“走红”的,后来在吴宓执教的过程中,屡屡会有学生好奇地向他索要当年他编辑的《学衡》,来看看鲁迅为什么要骂“学衡派”,对此吴宓总是表现得十分激动,他还曾在日记中委屈地说:“实则宓等昔年专攻胡适,未尝与鲁迅先生对阵交锋。而鲁迅先生仅评斥《学衡》第一期中邵祖平等旧学旧文之浅劣,以后自第二至七十九期,鲁迅先生似未寓目,亦少谈及。”时隔一年之后,吴宓因偶在图书馆翻阅报刊,知鲁迅当年丑诋《学衡》的文章——《估<学衡>》发表于1922年2月9日的《晨副》,吴宓遂恍然“《学衡》共出七十九期,而鲁迅仅读过第一期后即作此文,以后亦未再读再评,奈何今之人乃据此文以判定《学衡》为‘反动的’而禁止阅读哉!”以鲁迅当年不及认识《学衡》的全貌而为《学衡》所侥幸,所自信,当然,这并不是吴宓的真心话。

        吴宓的“鲁迅阅读”,只合在其晚年的特殊境遇之中。以他固有的文化观念,那原本是他不屑一顾的,也许是因为在“文化革命”的境遇之下,所谓的“封资修”读物无从阅读,或不再有公开阅读的条件了,吴宓开始阅读起所谓“新文学”的作品,这除了鲁迅的著作之外,还有茅盾等的作品。不曾想,他竟被吸引了。

        1965年1月,吴宓开始在学校的阅览室内读鲁迅的著作,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拜读鲁迅的著作,如《两地书》以及《鲁迅日记》等,这不免又引发了他的自哀(爱情的凋谢,以及“文人闲散之生活”的终绝,所谓“今观之更如天上人间矣”)。当然,其中他最关注的,是《鲁迅全集》中抨击“学衡派”的几篇文章,即《估<学衡>》、《一是之学说》两文。与此同时,他热读了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且感到“趣味浓深”。他叹道:茅盾,“诚不愧为中国之巴尔扎克”,其书“颇能综合表现1930夏全中国之真实概况”,“后来历史之趋势,中国之局面,已可由《子夜》一书得知其大概;惜宓在当时犹未能知,且不欲信,昏昏度日,苟偷至老。”原来吴宓也有反省的功夫,只不过那是特殊的环境之下,对“新”、“旧”的取舍,他是绝不肯随人倡和的。

        “文革”期间,鲁迅之名借领袖的揄扬达于天际,此时吴宓的心思,想来已很不是滋味。1967年3月间,他又在学校阅览室读鲁迅的著作,计有《热风》等(特别属意于其1922年11月3日评吴宓在《中华新报》所刊登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以及“评责《学衡》者”的《一是之学说》一文),他还认真做了统计:“计其与宓有关者凡三篇,皆1922年作,署名风声(暗切树人名),而登在北京《晨报-副刊》者:(一)二月九日《估<学衡>》,专评第一期之内容;(二)十一月三日《一是之学说》,驳是年十月十日上海《中华新报》国庆特刊宓撰《新文化运动之反应》长文,列举反对或自别于新文化运动之报刊、杂志七家(作注者不知《经世报》);(三)十一月九日《对于批评家的希望》,责学衡派专主英美白璧德(I.Babbitt)一派之学说。”翌年2月,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最烈之际,吴宓在日记中苦思“改造之办法”,如社会上甚嚣尘上的“彻底绝裂”之说,他不由又想起当年鲁迅之抨击“学衡派”,以为“其实际作法,则莫如取鲁迅先生早年(1927年以前)之著作细读细思,观其与当时宓等‘学衡派’观点之差异何在;由此引申,则可知宓之思想感情何以导致‘反共产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根源得,径路明,从而遵改之,易矣。”

        晚年吴宓的“鲁迅阅读”,原是“被动阅读”的产物,虽然其中也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读,并快乐着”的“阅读体验”,但更多的,还是那一番苦涩的滋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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