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到“一堵墙”（上）

    就对西藏和西藏文明的全面了解、对西藏同胞和西藏文化的深切关心、对进行汉藏文化对话之意义的理性自觉和对汉藏文化交流的鼎力推动，作为藏学家的我们中间又有几个能够和作为作家的马丽华相提并论呢？我们中间又有谁的作品能像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一样受到如此众多的读者们的喜爱，并产生如此巨大、积极的社会影响呢？

    ——沈卫荣：《我读马丽华》

    第一次看到马丽华的书是20年前的事。1994年，我在武威到嘉峪关的绿皮火车上读着《西行阿里》。有个小伙子问我，“是不是拳王阿里？”我把书递给他，他翻了几页，毫无兴趣地还给了我。无言正好适合发呆。窗外是河西走廊，应当和西藏西部的阿里完全不一样，但我还是在遐想着，那无边的砾漠，干透的山丘，融雪形成的蜿蜒的河；还有红白参差的藏式寺庙，那只穿半边袖子的藏族人。

    回上海时，早已把书读得滥熟。激动、感动和冲动继续着。

    马丽华首先是个作家。但是，我读到的是，一群调查者用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惊异的眼睛，瞻望、审视着阿里的一切。一切都那么具体，见到了谁，说了什么话，遇上了什么麻烦，看到了什么古迹，等等。尤其是在寺庙、在民居、在帐篷“采风”所得，记述了旷远而遥远的口头文学和“口述历史”，那绝不是通常被鄙视的“小说家言”，而是像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的真实记录。那是我首次看到，作家不再炫耀自己虚构的本事，而是引领着我们一步步感知、了解、认识和思考这片许多人陌生的土地。

    多少年后，我读到了马达汉的新疆探险考察记，尤其佩服马达汉详尽记载的村县人口、出产、产值等数据，虽然这个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沙皇士官从事的完全是间谍活动，但短时间高效率高精度的记录，却留下了上世纪初最鲜活的新疆社会经济史料；由此我也就更深地理解了马丽华的书。同样是详实的记载，但外国探险家是觊觎、侵略和抢掠，而马丽华的字里行间是浸透着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深厚的爱；毫无疑义，正是相同的血缘基础，使得无数中国读者和马丽华有着更深的共鸣。

    读罢马丽华，我就想能为西藏做些什么。我按照“西藏作家协会”的地址，两次写信给马丽华，希望得到指导。记得有一封信上说：“也许忽然有一天，我会站在你拉萨的办公室前”。马丽华回信说，“我会回到山东一段时间，信件请寄给日照我姐姐转给我”。大概与此同时，我看到了马丽华西藏考察记的结集《走过西藏》，好像是“走过”了，书的后记中说，由于长期的高原生活，经常头痛，所以回到家乡治疗和休养。

    此后，我的工作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从事流失海外的敦煌吐鲁番遗书和美术品的出版。从1989年开始参与筹备，1993年全面展开，直到上世纪末，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17册，《法藏敦煌藏文文献》34册，《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6册，《俄藏敦煌艺术品》6册，以及国内诸藏家的藏品如津艺、北大、上博、上图等十几册。

    而我进军西藏的理想则经历了最大的曲折。1993年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签订的合作出版协议中，“包括伯希和编号中所有汉文和非汉文文献”；在双方拟定的总目录中，也包括了所有胡语和藏文文献。当时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拉露目录》，也就是我们日后开展此项工作的主要参考材料。我们希望得到拉露后人的授权，允许我们使用；法国图书馆郭恩主任和蒙曦女士告诉说：“拉露后人已经授权给王尧和陈践先生了，并且他们曾在这个阅览室核对了原件，做了很多补充修订工作。”于是，在回国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找到了陈践和王尧先生。我解释了我们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包括藏文文献的计划，作为学术准备，首先就需要出版这本目录。于是一拍即合，没几天就签订了出版合同。大约过了一年，全稿整理完毕，就交到了出版社。

    谁知出版社因为种种原因，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欠债累累，债主盈门，捉襟见肘，不得不收缩选题。稿件拖延了一年，终于被判定付给一千元补偿而退稿了事。王尧先生后来在序言（此文单独以《一部赤忱之书诞生始末》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中说：

    在初稿完成后，想找出版单位，几经周折，一拖四年，直至1994年初，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编辑室主任府宪展同志慨然应允，愿将本书纳入他们的编发计划，兴奋不已，乃商请博士研究生王启龙同志协助，将全稿重新誊清、补充了若干新的内容，编成现在的样子，才敢交到出版社（后又发生了变化）。几经波折，最后还是得到敦煌吐鲁番学会，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和柴剑虹同志的襄助，转到了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9年，这本书以《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每每在网上见到这一段，尤其是括号中“后又发生了变化”一句，总是让我无地自容，心如刀割。那是我巨大的悲哀。忘记了我当时是给王尧写了信还是打了电话，非常拙劣地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出版的原因。以后，我就像祥林嫂一样，每次见到王尧都要为此道歉，而王尧又无数次说，不是你的原因，不要往心里去。能不往心里去吗？连这样一本最基本、最权威的工具书都不能出版，意味着敦煌藏文文献也无法出版，意味着我的西藏之路到此为止。

    2001年暑假，我女儿高考结束，到西部去旅游考察一回。走了敦煌，回到兰州；走了拉卜楞寺，又回到兰州。两人对视一眼，一扭头就去了西藏。我又想到了和马丽华的约定，但是，从《走过西藏》的后记知道，马丽华已经离开了西藏。然而并非只有惆怅。我走的是拉萨——羊卓雍错——江孜——日喀则这条最通常的首次进藏路线，有着最著名的布达拉宫、白居寺、夏鲁寺、扎什伦布寺和雪山、冰川、圣湖。虽然《走过西藏》都是描写卫藏以外的地区，但我相信，马丽华一定来过；这些地方的考察记一定在她的下一本书中。在某个山口上，我所俯瞰的一切，也一定是她俯瞰过的一切。亲身亲历走一回，使得我更加急迫地希望进入藏学领域，为西藏做些工作。只是可惜，我有了藏学家如王尧、陈践这样的老师和朋友，却再也找不到作家马丽华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和朋友。

    冥冥之中，我报效藏学的机会终于到来；一旦同在藏学，马丽华也就离我不远了。从2004年开始，我们和银川贺兰山下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后更名为“北方民族大学”）开始合作编辑出版《大麦地岩画》和《英藏黑水城文献》。随着两个重大项目的开展，双方结下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谊。然而，就在此时，一纸调令，将谢玉杰调至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担任书记。学校的欢送大会上，许多师生泣不成声，留恋不舍。而同时从中央民族大学调任西北民大担任校长的金雅声，则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刀阔斧大干一场。

    我作为出版社的代表，到银川送别谢玉杰校长。我们在网上查阅西北民大的网页。忽然发现，早在1950年，西北民族大学的前身就是西北军政委员会进藏干部培训班，而经过几十年发展，具备了很强的藏学研究力量。是否有可能在西北民大继续开掘藏学项目呢？于是，我和二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束锡红很快拟写了一张纸条，大概意思是：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签订的敦煌文献出版协议，是“包括全部汉文和非汉文的材料”，即包括了大量古藏文材料。

    西藏在公元838-842年，是末代藏王朗达玛统治，因为他推行灭佛毁佛的政策导致吐蕃王朝覆灭，西藏历史以此划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

    当前，我们通常使用的《丹珠尔》、《甘珠尔》主要是后弘期的材料，而且主要是13世纪宗喀巴复兴藏传佛教以后的材料。因此，学术界对于“前弘期”知之甚少而需求更切。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材料，是传世最大宗的“前弘期”资料，曾经被伯希和编在汉文编号之前，可见多么重要。

    西北民族大学历来以藏学研究力量强大著称，是否可以开展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以及继续我们的出版合作。

    在谢玉杰即将挥手告别的时候，我把纸条递给了他。谢玉杰说：“此事很有意义，但恐怕要稍缓一下。我到兰州首先紧要的是抓紧新校区的基建，以保证9月开学时6000名新生的入学。”我说非常理解。

    谁知，谢玉杰刚到兰州，金雅声校长就打电话来说：“这件事太好了，必须马上做，由我直接来抓。新生进校当然重要，而这事同样重要。”我知道这两位新任的校长、书记本来就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他们在互相玩笑、揶揄、挤兑中难掩深层的了解、知心和默契。但想不到金校长更加急切。

    随后，我在兰州见到了金雅声校长。他说，开展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而对于学校，由此打开视野，直接面向世界，促进教学改革，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为此，校领导会议决定，组建“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专门进行此项工作。我深受鼓舞。

    2005年初，借助于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在北京香山召开的机会，我和束锡红（已被任命为西北民大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找到了法国图书馆东方部负责人莫尼克·科恩和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负责人吴芳思，她们都是长期合作或者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见面的老朋友了。三方的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学校、出版社和法方、英方分别签署了合作编辑出版敦煌藏文文献的意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