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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许多人为此欢欣，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可怕的遗容是上周世界媒体上最令人不快的图像。
西方多数大报，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和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等，均未在头版刊印卡扎菲死后的大幅照片，而是采用上校活着时的写真，或军民欢庆解放的场面。从不追求大照片风格的日文报纸，此番则更加慎用图像报道“大佐”（たいさ）的死去。但英国媒体不然，一向持重的《卫报》用了半版血肉模糊的遗尸照片，通栏标题为“独裁者之死”，立场鲜明。
若要究其缘由，或许透过英国小报《太阳报》的封面标题可见一斑。该报以整版刊登与《卫报》相同的照片，并以特大号黑体字刊印标题：“这是为了洛克比，”直指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当时泛美航空103班机遭受恐怖袭击，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坠地，270人死难，其中有43位英国人（乘客31人，机组1人，地面11人）。艰苦的调查证实，利比亚情报机关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
更多的照片借互联网传布于世界。一幅新闻照片以俯拍的角度显示，在卡扎菲的半祼尸身周围，聚满了兵士和群众。他们或是忙于用手机拍摄这个身有血洞的躯体，或是正在被人拍摄——与死尸合影留念。拍摄和展示这些照片，无疑形同当众鞭尸，它们或将被保留和反复欣赏，也许还会被上载到社交网站，进行炫耀式的公开展示——正像我们以往一再看到的那样，我相信拍摄者与合影者中的许多人仍然会这样做。
我从不使用所谓的“微博”，也很少访问个人“博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难以防范那些防不胜防、未经编辑的资讯，尤其是五花八门、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图像。当一幅照片——也许它直接展示了被汽车反复碾压过的儿童身体——突然出现在面前时，你该怎么面对自己？以惋惜来转移恐惧，还是以愤怒来掩饰目睹奇观后的兴奋？也许你还会“分享”它们——以一个简单的转贴动作，送它们踏上另一段旅程，让这些图片在网络空间里继续繁殖和蔓延。你会认为自己分享了一个秘密，复述了一个真相，表达了一种正义。你想像着，下一个观看者会像你一样震惊，然后兴奋，然后愤怒，然后在难以自拔的沮丧中坠入寒冷的秋夜，经历一场噩梦后，再一次无所作为地醒来。
这是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一个争睹奇观的时代，一个笃信“有图有真相”的时代。本雅明曾经比较过摄影之为艺术和艺术之为摄影的不同。他指出，我们在观看一件用照片复现的艺术品——如雕塑和建筑时，要比面对实物容易得多。同样，面对大佐的身后照片，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摄影之为真相和真相之为摄影有何不同。有图就一定有真相吗？遗憾的是，通过照片展示的事件真相往往是不完整的真相，它受限于画框和被碎片化的时间。约翰·伯杰则说，照片本身无法像记忆那样保存意义，它们只提供具有可信度和严肃性的外观，却去掉意义的成分，因而具有一种怪异感，仿佛一个陌生人在这一瞬间大喊：“看！”
欢迎来到网络时代，但落魄者最好趁自己还活着，早早地祈祷不要死在这个时代，因为一旦死神拿走他的生命，围观者将用手中任何可以拍照的玩意，剥夺他最后的尊严。对落魄者用镜头进行光学鞭尸所产生的图像，很快将与我们相遇，我们几乎无法逃避这些图像的袭击，它们无处不在，潮水般涌来，如有形的瘟疫或无形的报丧人，从门缝和烟囱渗透进我们小心设防的个人世界，成为我们秘密经验和记忆的一部分，再也难以擦除。
时代不同了。“公民摄影主义”（citizen photojournalism）正在带给我们全新的观看体验。面对昔日那些描写死亡的影像作品，如油画《马拉之死》，或停尸台上的切·格瓦拉，或罗伯特·卡帕镜头里的西班牙游击队员，我们往往会忘记死亡本身，而更多地想到生命。但出自公民摄影家之手的照片，尽管经常像素偏低，失焦，颗粒粗重，曝光不足或过度，不讲究构图，却带来截然相反的感受——它们难道不是因此更真实吗？是的，这里没有也不需要审美，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死亡。仿佛死神自己就藏在画面背后，他冰冷的目光穿透了照片，让我们不寒而栗。
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照片，大佐的尸体仿佛复活了（罗兰·巴尔特曾说，尸体照片是“死物的活的图像”），它血污的眼和嘴是闭合的，但它分明在叙述——关于权力的易得易失，关于生命终极的卑贱，关于屠杀和被人杀戮。即使你给它配上“独裁者之死”或“为了洛克比”这样的文字，但除了死，一切其余的意义终究是被强加的。这样的画面与自由、解放、民主或未来毫无关系，因为此时死亡已不再讲述生命，而只是在自我叙述。死去大佐的照片，连同遍布于印刷媒体和网络空间的无数类似图像，随时在提醒我们，这仍然是一个施暴和以暴制暴、嗜血和以血还血的世界。
有时候我不得不问自己，我在逃避真相，还是在拒绝接受过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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