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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是什么样的船?
太平轮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载重量两千零五十吨。自1948年7月14日，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个月七千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坞公司租来，开始航行于上海、基隆间。当时“二战”结束，台湾重归中华民国政府领土，大陆各商埠往来基隆、高雄间，客船、货船热络往返，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一天即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
中联公司当年已有两艘定期船只往返上海、基隆。一是华联轮，为1907年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商船；另一艘安联轮为加拿大制造的商船。太平轮从1948年7月15日启航，投入上海与基隆间，到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共计行驶了三十五个航班。
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贾、眷属、游客、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是在同年秋日过后，因为国共内战情势紧张，当时固定行驶上诲、基隆间的中兴轮、太平轮、华联轮，因为航班往返多，船只吨数大，往往是大家的首选，随着时局动荡，此时就成了逃难船。
1948年秋天起，大量从大陆各省涌入上海的平民百姓，替代了早先到台湾的商旅来客，举家南移的逃亡潮浮现。据中联企业公司第—班到最后—班船的记录得知，从1948年9月28日到10月26日之间是停驶的，“奉港口司令部出军差，由基隆运国军至青岛，再由青岛驶向烟台运国军至青岛，驶向葫芦岛装国军及军需到天津，由天津装伤兵运沪”。
由这样的记载推论，当辽沈战役激战时，太平轮肩负了运送伤兵与补给军备的重任；回到正式航线时，两岸局势丕变：抗战八年的苦难尚未远离，国共内战的纠缠如影随形，像乌云漫过天际，嗅觉敏捷的商贾，前仆后继，传递着台湾似宝岛的讯息，平日往来的交通船就更热络了。
当时往返上海与台湾的，还有中兴轮船公司的十几艘海洋船，如中兴轮、景兴轮、昌兴轮等十数条大船，以及海鹰轮船公司行驶上海、基隆、高雄的海鹰号、海牛号、海羊号、海马号、海球号；平安轮船公司、复兴航业、中国航运等船公司，都曾在国共内战时，被拨调为军用船或是运输船；在当年拥有最大吨数的京胜、互胜等船，都是在上海与台湾间活跃的商旅船班。这些船公司的规模，当年都远超过中联企业公司”。
一票难求，黄金换船票
随着国共内战火热开打，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已作南迁准备。1948年秋冬，12月起，故宫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几乎同时秘密启动；播迁来台的计划，使战火狂潮横扫，谣言四起；徐蚌会战打得天崩地裂，平津战役硝烟四起，到处兵荒马乱；上海外滩实施宵禁戒严，但是船只无视宵禁，仍在夜间开航。
这时船票也是一票难求，12月起，太平轮除了民众购票，军方也征用其作为运送军人与眷属的运输船。一些军校、军方部队，开始大规模往台湾迁校、迁退，如杨太平父亲杨民，是兵工学校学生，当时带着快生产的妻子上了太平轮，在船上生下杨太平。
曾任建中教官的李正鹄，现年86岁，他是从塘沽坐大军舰先到上海的。据他回忆，一起搭船的有兵工学校的化学兵，还有测量学校、工程学院的学生。一起搭船的军队大概也有数百人，都挤上了太平轮。他们三点上船，五点开船，一开船，大家就进到船舱里了，那时候海象尚平顺，风平浪静，到了基隆，再转到花莲。这与杨太平一家的记忆吻合。之后他到师大进修，喜欢摄影，今年还在儿子摄影展中发布了自己拍摄的返乡纪录片。
1949年1月27日的太平轮，因为是年关前最后一班船往台湾，大家都争相挤上船，希望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船只满载，加上来往两岸的商家运足了货物要到台湾销货，加上各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在档案中初估有钢材六百吨，中央银行重要卷宗十八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白报纸与大批参考资料，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也在船上；以及来往两岸商旅的账册，有人订购的五金、铁钉等原料。据世居迪化街的陈国祯描述，那艘船上还有许多南北货、中药材料、账册，原本是趁年关要结账、清账，船一沉，什么证据都没有了，出货的店家没办法收款，买家尚未结账，就趁此赖了一笔账。
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508张，但是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据中联企业在上海地方法院方证词表示：开船前，大量挤上船的旅客以及买票者的小孩等都未列入名单，但是太平轮及其他早年航行台湾、上海的船舶，都有超载的恶行。据曾经服务于海员工会的任钦泓回忆：当年只要与船上工作人员熟识，都很容易无票上船。在上海地方法院的档案中，中联企业提供的旅客名单只有正式登记的508名，报载却是562人，而实际上船的超过千人，如王淑良的哥哥，就是没有在名单上的罹难者。
任钦泓坐1949年5月份最后一班中兴轮从上海到台湾，他形容：最后一班中兴轮人满为患，大家争着上船，船票行价是十五到二十条金子，他因为与船上驾驶员、二副都是朋友，所以用通行证上船，耳里还听到枪声大作；守在船上的军人，把爬不上船的旅客用绳索吊上船体，港口挤满了人，吵闹喧哗。在中兴轮上，他挤在二副房间，其他旅客把走道、通路都塞满了，“有些台阶还坐了两个人!动弹不得”。
刘真实在公公病榻前，听得公公在十五六岁时，身上缠着金条想换船票，但是船快要开了，家中亲人已经逃上船。“快，快，快!跳上来！”亲戚张开手，大声呼唤!岸边挤满了人，万头攒动，从岸边望去，看不见海水，有人身上缠着金条，用力跳，金子太重了，人就扑通落入水里，沉下去。她的公公一看，快快扔下身上缠绕的金条，用力—蹬，往要开航的太平轮上跳，“接住了!接住了!”
接下来再下一个航班的太平轮，就沉在舟山群岛。当年跳船、接船的长者，都已作古。“提起那段往事，公公当年在病床上，还是落泪呀!”“他说怎么跳上去的都不知道，只知道要逃命吧!”刘真实转述中，依旧有万般不舍。
据曾经坐太平轮的乘客记述：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片也能上船。据说当年的船票，都比上海市政府公定价格还高，有些多卖出来的位置，就是船员们的外快，也难怪最后—班太平轮，超载了三四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诉书中亦强调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的旧事。
细数出事原因
最后一班太平轮出事原因，传说纷纭，有人说是超载，有人说是船员只顾饮酒作乐。还原现场当天：太平轮原定计划是1月27日上午启航，后来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太平轮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
太平轮因为赶着要运更多货物上船，让许多旅客在船上空等近一天。据卢超(太平轮的常客)回忆：1月27日，他送侄儿到台湾读书，但是中午时分，侄儿打电话给他，说船还没开，他肚子饿得很，请他送食物上船。卢超买了水果点心上船，“那时候甲板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脚即可上船”。”可见太平轮吃水载重的程度。葛克也提及“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一位施奶奶在接受采访时，也证实这班船的超载程度让她担心，因而在港口退了船票，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据档案中陈述，太平轮只是一艘中型船，但是那天上了近六百吨的钢条；太平轮上有船员告知不得再重载，但是船公司人员说，已经收了运费，货一定要到台湾。不过中联公司于事后曾登报解释：“太平轮当天的钢铁货量不到二百吨，船行驶出时吃水前十四尺、后十六尺，各尚有一尺富余。”
太平轮为了在戒严期间赶着出吴淞口，因此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是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江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据当年在上海与家人等着要撤退到台湾的席涵静回忆：年关到了，夜半船只从大货船、客轮到小舢板，什么船都有，最早他还听过街头谣传，太平轮是与一艘运橘子的船迎面对撞而沉没。
船在近年关的黄昏驶出港口，一路没点灯，没鸣笛，为了怕被军方拦截，太平轮改变航程，抄小路，往前快行。往来的船只全为赶年关，静悄悄地在海面上滑行，夜越深，船行得越快，直到见不着江边的灯火人家；船上的旅客为着快过年了，在船上喧嚷、打牌、吃喝，个个都沉浸在年节的喜悦中。
为了迎合年节气氛，太平轮管事顾宗宝在上船前还特别采买了许多应景食粮：玛其林、咖啡、培根、沙鱼、目鱼、咸鱼、海参、海蜇皮、干贝、鸭蛋、各种肉类、冬笋、火腿、香菇、木耳、大头蟹、各类酒水、汽水……看来是为了在船上供应船员食用，也有旅客加菜，增添年节的准备。
开船那天，正是农历小年夜，第二天就是除夕，全船大多数人都浸染在欢乐气氛中，喝酒作乐，大口吃菜大口喝酒。生还者之一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说：“看到船上大副、二副们，当天晚上喝酒赌钱。船行出吴淞口，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但是船行出海，过了戒严区，迎面而来的是从基隆开出的建元轮，隶属益祥轮船公司，这艘满载木材与煤炭的货轮，要往上海开，船上有一百二十名船员。那天晚上远处仍可见渔火，约十一点三刻时，两船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立即下沉，有些船员还立刻跳上太平轮；隔了几分钟，太平轮船员还以为没关系，结果没多久，有船员拿着救生衣下来，这时全船旅客惊醒，要求船长靠岸。
据说船长立刻将太平轮往岸边驶去，希望能靠岸边，意图搁浅，可是船还未及靠岸，就已经迅速下沉；许多尚在睡梦中的旅客，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命丧海底。
千人惨剧，海上求生
生还者乔钟洲、何崇夫、卢鸿宾等人，在接受上海《大公报》采访时，曾经提及：
当时在海上，他们被船压到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乔钟洲后来到了台湾，投入《时与潮》杂志社工作，是齐邦媛教授的表兄。卢鸿宾是位南京商人，家人都在台湾，但是所有积蓄财产都化为乌有，他担心日后的生活该怎么维持。
凄厉黑夜，海面寒风刺骨，夜越来越深，温度越降越低，海上呼救的声音逐渐微弱。据八十八岁生还者叶伦明回忆：当时不到几分钟，太平轮立即下沉，四周都是凄惨的哀号，冰冷海水浸蚀身骨，他与一些人趴在木箱上沉浮，熬到天亮，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海上求生，是生死存亡的关卡，有温暖的相依相助，也有人性的丑恶。例如生还者葛克，曾经告诉妻子袁家姑说，当年还有人拿着枪支，迫别人让出木板。叶伦明在事隔六十年后，都还记得在深黑的夜里，四周尽是衰号惨叫声，却有人划着救生船，不管身边的哭喊求救声，扬长而去。“唉!”叶伦明长叹一口气。
曾经担任文化大学教授的席涵静，童年时候在上海与父母一起，等着要到台湾。国共内战打得他没上学，每天看新闻、读报纸，了解太平轮沉船事件在当年是轰动的大新闻，他也记得山西省主席及一些老乡都罹难了。一位同乡李述文是生还者，还到家里来送了本小册子，在他们家客厅叙述了逃生经过，这篇名为“太平轮遇难脱险记初稿”的记述，极为细腻地还原了沉船现场与逃生过程。
在李述文的记忆中曾经提及，有船靠近而后走远，见死不救；有人传是中兴轮，但是事后中兴轮否认，表示事发时中兴轮并不在该海域。海难发生，大家都问：太平轮船长呢？太平轮生还者张顺来在证词中说：“船长不在上面，是二副在上面，出事以后，船长在里面，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
在“寻找太平轮”纪录片发表后，船长子女分别于纽约与澳大利亚，在博客留言，感谢大家制作了这部片子，他们仍旧相信父亲是失踪了，还没有回家。
李述文与叶伦明及其他脱险者，最感谢的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将生还者拉上船，先安排他们到火炉边，换上水手的干净衣物，再把湿衣服拿去烘干，每个人先给热汤、咖啡、食物，带他们去热水沐浴祛寒，一面往吴淞口开去。
下午两点多已到了上海港岸，等他们衣物烘干，大略休息，恢复了一些精神，六点多才到外滩第三码头，准备离船。桌面全是个人用品，手表、皮夹、身份证件、名片等一字排开，烘干、擦拭，供各人认领，“未短一张名片，未短一块金元”。在李述文的描绘中，下船前，全部脱险者向舰长与所有官兵列队敬礼，表示谢意；中联公司派车、派人来接往饭店休息，并供给食宿。
政商、名流、要员聚集
这艘船上乘载了太多的名人商贾，在农历年前夕，上千人以上的死难惨剧，许多人因此天人永隔，成了台海两地大新闻。为年节团圆或为闪躲战火流窜的家族，多是一家蒙难，或仅存孤儿寡母；家破人亡的家庭惨剧，一时间造成轰动，报章杂志都以世纪大惨案来形容。
如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与同行的山西同乡、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台湾清真寺创办人常子春的家人，台湾陆军训练部司令教官齐杰臣的家眷五口，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海南岛司令王毅将军，天津市长之子，《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还有许多当时公教单位迁台洽公的公务员，如国防部第二厅调台湾职员三十多人，中央银行押运员六人，仅秘书处廖南毅生还；还有淡水合作社负责鱼苗放流的工作人员十三人，中央社编辑家人，邮电局职员，香港《工商日报》记者……加上许多来往两岸的名人、商旅、眷属，在台湾受访者家属中，李昌钰之父，林月华之父，棒球名球评家张昭雄之父，东势宝岛熏樟的吴禄生……都是早年成功富商；还有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因为来台洽公，也不幸离世。从1949年1月底到次年，太平轮事件都是台湾、上海的社会焦点。
事发后，太平轮受难者相关家属纷纷前往失事现场，如常子春、杨洪钊及齐杰臣……都因为妻小一家没有消息，心急如焚，立即前往失事现场向上海中联公司了解。杨洪钊还与一些家属到失事地点舟山群岛附近搜寻，李昌钰记得母亲雇用飞机盘旋失事现场海域，希望还有找到生还者的契机。
太平轮事件后五天，1月31日，北平失守。
2月5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3月25日，中共中央迁至北京。
生还者，长跑的纪念
六十年前一场近乎千人的海难，几乎为世界遗忘。幸还了三十六位生还者，在多年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个角落，但是对生还者而言，他们一生也不能忘记六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在2010年前叶伦明是唯一能采访到的生还者，令人动容的是，叶伦明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长跑，来纪念当年死难的朋友；他也是香港最年长的马拉松长跑选手，在香港颇具知名度，拍摄过许多公益广告。
2005年5月，站在人来人往的铜锣湾地铁站，车声、喇叭声喧嚷着在街头嘶吼。精瘦的叶伦明出现了，一时间很难想象，六十年前，他躲过生离死别，活着成为历史的见证。
这位在香港被昵称为“叶老”或“叶伯”的叶伦明，1980年到香港定居，天天慢跑，还参加脚踏车、游泳、慢跑三项铁人赛，“我要为他们而跑!”
在叶伦明口中的“他们”，就是1949年1月27日晚上，在太平轮与他—起用过晚餐的朋友。他还记得那个晚上，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是小年夜，大家期待下了船可以和家人团聚。叶伦明与几个熟识的朋友坐在一桌，他坐在饭桌边上，为大伙盛饭，没多久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冲出去，甲板已经倾斜，海水进到船舱，大家纷纷逃命。
他记得被冲进漩涡里，几乎没有办法呼吸。可是他想：不能死呀!一咬牙，努力往上游，冲出了漩涡，头伸出了水面。海上一片惨叫声、救命声、哭声，漂落在海面各个角落。夜深，空气冷冽，冰凉海水阵阵打在脚心，他摸黑看见一个木桶，紧紧捉住；依稀记得这样的木桶有大、中、小三个，也分别有人看见，快快地摸上了木桶。他开始努力寻找是否还有生存者，有人伸出手来，就尽量拉住他们的手，让大家可以齐心扒着木桶，等待救援。
深沉的大海一片漆黑，刹那间没有了声音。他趴在木桶上，遇到有人，就努力伸手试试是否还有呼吸；摸到有些人的脚，也会攀住。十几个人在海里载浮载沉，一起游移。他回忆当时太平轮应该还有十几条救生艇，但是撞船时太突然，根本来不及放救生艇，甲板就迅速沉下。“有人心肠很坏，自己放了小艇，也不愿搭救别人，就往前冲了！”六十年过去，叶伦明依然愤怒。
漫长的海上漂流，冷湿、无尽地等待，大家只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也不敢交谈。在生还者李述文自述中，也提及雷同的经验：
从此茫茫大海，一片汪洋，除听得断续之呼救声及怒涛声外，别无所获。福无双全，祸不单行，落水恐惧，已足使人精神受极大威胁，而天气冷冻之严酷，直可使活人冻僵，身穿衣裤，全部湿透，加以酷凉，身如贴冰，浑身发抖，牙齿互撞不已。
叶伦明回忆沉浮海上，自己熬不住风寒，几乎快要松手，“一抬头，一位白衣服的人在我头上向我吐口水，我就醒了。想再看看他，他已经到前面去了，我觉得这是观世音菩萨显灵了!他救了我。”直到现在，他还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相信在这样的灾难里，他能活着，是菩萨保佑。
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有一艘外国军舰将他们一一救起，让大家在火炉边取暖，给他们食物、热饮，把他们的衣物烘干，再驶往上海安顿。
1921年出生在日本的叶伦明，祖母是日本人，五岁时，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回到福州老家，从事制衣业，渐渐把日语忘了。父亲忙着在外面做生意，他七岁到上海念小学，当时长得个头小，为了不让人说是东亚病夫，就锻炼自己踢足球、游泳、跑步，小学期间，—直都是班上跑得最快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一直不敢透露自己有日本血统。
“二战”结束后，叶伦明全家从福州到上海定居，住在鸭绿江路上。二十四岁，奉父命娶了福州同乡女子为妻，不久就带着妻子到台湾打天下。他侄女曾经说，当年叶伦明的兄弟也—起带着家人陆续移居到台湾：他侄女叶少菁就是在苗栗三义长大，家中长辈从事制茶工作。
早年迪化街附近是福州人聚集的大本营，从事茶叶、药材、金饰、钟表等买卖，所以战后有大量福州人来台湾找机会，从北到南，分布各种不同的行业，叶伦明也是在那时候往来台湾与上海间。在叶伦明记忆中，当年他最常坐华联轮、太平轮，华联轮船舱比较优质，太平轮是整修改装的商务船，甲板下的船舱位子环境都很差。
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后，这群生还者各奔东西。叶伦明回到鸭绿江路老家，因为才从船难中死里逃生，他对船行远方甚感恐惧，只能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传达死里逃生的心情与思念，可是所有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局势封锁，他失去了与兄弟、妻子的所有联络。
解放后的上海，叶伦明与父亲相依为命，平日他就靠着手工，缝制衣物上街贩卖，当个小贩糊口，也因为他是低层劳动者，在“文革’期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的风潮中，他安然度过，没有像许多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被送进农村劳改。
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叶伦明到香港，开始与台湾的兄弟通信往来，才知道妻子早改嫁他人，也有了小孩，而他父亲比他更早知道事实，但是半个世纪过去，父亲并不曾对他提及妻子早在太平轮事件次年就改嫁的事情。这段过往也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起的记忆。
几次试着请他谈他的妻子与婚姻，他都低头不语，后来干脆否认结过婚。
据他家人说，前些年他的原配再嫁丈夫已过世，晚辈希望撮合他们再续前缘，他说：“不要了，她没等我，一个人习惯了。’
在香港定居后，叶伦明住在柴湾的国宅，狭小空间里，摆着一台老缝纫机；二十多年来，他婉谢社工员照顾，坚持独立生活。“我在海难中都没死，你们去照顾别人吧!”自从太平轮事件后，六十年来，叶伦明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即使有小感冒，多喝水第二天就没事了。平日自己打点吃食，很少外食，一天三餐，多吃蔬菜水果，不吃油炸物，不烟不酒，晚上看看电视打发时间。
在香港，他一直都靠自己双手缝被单、蚊帐、枕头套、窗帘、床单等贩售，有时他还会卖几张手绘的油画给观光客。在香港2002年《南华早报》报道中，就有记者形容过他的居家生活：“陈设简单，墙壁、桌上摆满了上百份荣誉状，全是他参加马拉松赛得胜的大小奖，墙上还有一张他与当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合影，床上零落散叠着一些卖不出去的蚊帐。”
1980年代，他到香港后不久，在路上看见马拉松活动，决定恢复年轻时候长跑的习惯。这二十几年他最常练习的路线是：从柴湾，坐车往石澳渔村，在山路间慢跑训练耐力。平时他六点起床，就沿着石澳的青翠山路上坡、下坡。2009年的春天，我也沿着他长跑的路线走了一圈。初春时节，山上的花都开了，粉红粉紫的洋紫荆在雾气间怒放，穿过一山又一山，终点是一片海水浴场，夏天他会再去海泳，吃完早点再回家。在山上慢跑运动的年轻人都称他叶老，香港一些年轻长跑者的博客上，还不时见到关于叶老的报道。
二十多年的慢跑，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多年来，他已经跑遍世界，远征过美国、日本、南非、中国大陆；1993年还参加过二十九小时连续长跑的马拉松赛，得过冠军：1997年他远征南非，参加奥运元老马拉松比赛，也是冠军。1995年开始，香港的Nike公司长期赞助他的球衣球鞋，“因为他开始参加慢跑时，运动鞋太大，运动衣也没有。”之后叶伦明跑出了知名度，每年香港慢跑活动都会请他出马拍广告、上电视宣传，甚至以他为梦想家的主角，作为马拉松或铁人三项赛的代言人，多年前还为他设计过长跑公仔。2009年《Time》杂志也出现他拍摄的公益形象广告。
近年来他身体逐渐退化，不太能慢跑，而改快走；他孤独的身影，在青翠山峦间，已成为许多香港年轻人的典范。有些年轻人在博客上写，每回看叶老孤独的背影，就感到崇拜，甚至用“不停步的老马”来形容他的毅力。
问他还会跑下去吗?他说：“当然，跑到倒下为止！’对他来说，伴随他长征的勇气，正是六十年前那些在太平轮上无缘活下来的伙伴们!他说每次慢跑就是一次活下去的勇气。六十年前一起在船上的朋友，来不及到达台湾，就被大海吞噬，他幸运地活着，他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只要跑步，就觉得肉体、心灵都满足，也从不感觉孤独。”
“下回台湾有马拉松，记得找我去跑唷!”八十八岁的叶伦明眯起眼说。
（本文摘自《太平轮一九四九》（增订版），张典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6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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