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延续时间最长并且唯一未曾中断的一个。这与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干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不无关系。这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的源头何在？它的发展演变经历了怎样具体而复杂的过程？又具有怎样的未来可能性？这些同时深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便是《中华民族早期源流》这部著作的旨趣和志向所在。
该书作者王玉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先秦史专家，这部《中华民族早期源流》是王玉哲先生对先秦民族史苦心孤诣地长期研究的结果，它既不是单纯的论文汇集，也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系统的民族史，而是一部有所侧重的专题性论著。著名学者刘泽华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说：“先生的《中华民族早期源流》一稿倾注了其一生的心血。”究竟是部什么样的书，能够让一位史学大家倾注一生的心血？
方 法
对王玉哲先生这一代的学者来说，文字训诂与资料爬梳乃其所长，原理性的宏观阐释往往是他们的短板，而王先生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综合参考了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在先秦的有限文献里找寻任何有关中华民族早期源流的蛛丝马迹，经过缜密的论证，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关于中华民族发生和成长的清晰可靠的路线图。
在本书的导论中，王玉哲先生对“民族的形成”、“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为全书确立了一个切实可用的阐释框架。然后，分“华夏族”和“少数民族”两部分，分头考证、梳理了上古各族的地望、迁徙路线、文化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其间涉及了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以及龙山文化的命名与范围等考古学问题。王先生强调，在远古时代，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地居住着无数不同种姓的氏族和部落，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高低各不相同。其中夏、商、周三族逐渐融铸，形成“华夏族”这一民族和文化圈；另外一些稍微边缘化的民族如楚、秦、鬼方、猃狁等以同样的方式形成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圈。这些文化圈进一步相互渗透、相互融汇，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
研究民族的起源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王玉哲先生选择的是从各族的迁徙路线入手追溯、还原我们民族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选择这个切入点，王玉哲先生在书中有明确的表述：
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来源，和这个民族的发祥地以及其迁移的路线有着重大的关系。民族的迁徙，犹如河水。当其由山上水源，下注于高原，再流于平原时，其主流有时杂以农田中之浊水，有时有含石灰石高原之清水，同时复沿途接受两岸下崩之泥土……我人欲分析此水之成分，不得不追寻其水源及其流经之地域。至于民族流动，与此绝相类，故有人称之为“人河”。所以我们若想研究某一民族及其文化的来源，只有从该民族现在所住的地方，逆溯其所经之地方，达到其原来的发祥地。
贡 献
概括起来，本书讨论的重点也是王玉哲先生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夏、商、周三族的来源及其关系问题。与传统的看法不同，王玉哲先生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同时并立的三个不同的氏族或民族，他们只有势力大小的不同，没有像后世朝代那样的君臣、服属的上下级关系。因而，“夏族人的文化”与“夏时的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概念。例如有人举出商朝建立以前的先商已有原始文字和原始的青铜，认为这是夏时已产生文字和青铜器的证据。王玉哲先生认为这些文字和青铜器确是夏时的文化，确是夏朝那个时代的先商人创造的文字和青铜器，但不能说是夏族人的文化。
研究夏族的来源不能不涉及龙山文化。王玉哲先生认为，所谓龙山文化的命名是值得商榷的。河南地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多种氏族、部落、民族争逐、杂居之地。尽管各族文化互相接触、渗透，存在着明显的共性，但这只能说明当时他们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能说它们属于同一族人的共同体。河南龙山文化包含多种的不同来源，结合历史上中原地区古代民族的具体情况看，河南龙山文化中的某一支可能是夏文化或先夏文化。
第二，确证了周族和猃狁族的原居地。通过对华夏各族和少数民族各族的地望及迁徙路线进行详细考证，王玉哲先生推翻了一些早就被视为“定论”的观点。
传统的说法认为先周人原先居地一直在今陕西渭水以北，而王玉哲先生在繁琐文献考索的基础上，通过与有关联的其他历史问题互相比证得出绝然不同的结论：在今天的汾水流域。王先生强调，除了有大批史料可资佐证外，在历史上先周族是夏族的一个分支，夏族原本在今山西省的南部，说先周族原亦在今山西省的南部，顺理成章。殷商末年周人因与狄人有矛盾，才从汾水流域西迁到今陕西的岐山。
关于西周时期猃狁的居地，传统的说法认为是在陕、甘之间，而王玉哲先生通过排比猃狁历史发展的遗迹及其与先周族原居地同在晋的记载，还有周王室与猃狁历次战地以及《穆天子传》中反映的犬戎居地的史实等等，得出西周时期的猃狁居地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的结论。
第三，该书对《易经》中“（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句话进行了正确解释。《易经》中的这句话关系到殷商时鬼方势力大小的问题。千百年来的说法是：殷王最盛时期武丁对鬼方打了3年的战争，才把鬼方攻克。这足以证明鬼方在殷商时的强大，然而却与出土的大量甲骨文记载矛盾。王玉哲先生从古文献现有的最早的历史记录的体例、表述方式及当时战争的特点等角度，对这句话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高宗即位的第三年中，与鬼方进行的那一次战争，攻克了鬼方。
第四，对西周末年秦族与西周王室从臣服、友好转变为敌对、仇杀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西周末年周幽王改立褒姒，引起王室内讧，分裂为敌我矛盾的两方：一方是以周幽王为首（包括褒姒及其子伯服、卿士虢石父和秦襄公等）；另一方则以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为一方（拥护他的有其舅父申侯、同盟军缯与犬戎等）。史载秦襄公出兵救周幽王，与太子宜臼（周平王）处于敌对的地位。这与太史公关于“西周灭于犬戎，周平王避犬戎难始东迁洛邑”的记载显然相矛盾。通过对各种文献的细密爬梳，王玉哲先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秦襄公的祖辈从孟增开始差不多世代效忠周王室，秦襄公在周幽王时必然也是效忠的。《史记·秦本纪》亦载襄公将兵救周，抗击太子宜臼、申侯、犬戎之合兵。幽王被杀后，宗周畿内势必成为秦襄公的势力范围。太子宜臼因惧怕秦兵，不敢回西京建都，乃凭仗申国联兵的武力返申暂立国，再从申北迁洛邑建都。
在这部书稿的末尾，王先生道出了自己研究民族史的感悟：
世界诸国的历史发展变化，也必然走与中国诸民族同一个路程的规律。各国也是从古代互不相闻问的闭塞状态下，走向全球各国的信息、交往越来越频繁，从“尔虞我诈”、互相敌对的时代，逐渐走向“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社会。
感 悟
通读此书，除了对中华民族早期的发展演变和文化特点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了解之外，字里行间传递出的史学大家的严谨的学风、居敬的态度也使人受益匪浅。这与当前的浮靡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书中还曾谈到，自己经过几年的构思，在1950年5月底才把自己对于楚族迁徙的一个新理解整理成文章，以为自己的结论是前人之所未发，然而在偶然翻阅《金文丛考》时，却发现这个结论已为郭沫若先生道破。对于这种不期而同的见解，因郭文发表在先，王玉哲先生特将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引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别加以说明。这既是学者间的相互尊重，也是王玉哲先生学术品格的一个见证。
除了严谨之外，王玉哲先生敢于向权威、向传统质疑、挑战的精神，在书中随处可见。除了前文提到的他对千百年来关于“武丁对鬼方打了3年的战争”的说法提出质疑外，本书中还有很多论点与传统说法不同，如王国维先生有专文论证鬼方即猃狁亦即昆夷，学界很多人认同这个观点，王玉哲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借助音韵学的知识，论证了鬼方、猃狁和昆夷为三个不同民族。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对王玉哲先生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有所借鉴。初涉史学的研究者，限于视野和功力，往往会盯住一个问题在点上做文章。在这部书中，我们不难发现，王玉哲先生在考索任何一个问题时，都是利用多方面文献相互比勘，从不同的角度相互认证，从而得出最终结论。例如，王玉哲先生通过从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两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商族最远的祖居地可能是山东，后来才向西北转移，达到河北省的中部，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到夏的末叶才把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最终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
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想起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以国家财政的巨额投入作后盾，组成了来于不同学科的21位学者的专家组带领下多达200余人的豪华团队，力图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年代，并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同是研究夏商周的问题，王玉哲先生默默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没有人赞助，也没有人捧场，有的只是一个学者对学术事业的执着之志，还有对伟大传统的敬畏之心。这不是一个可以名利双收的工程，而是一次艰辛的学术探险，也是一次虔敬的朝圣之旅。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