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亮：重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地图

    受访人 李凤亮    采访人  燕  舞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召开前后，到12月才满40岁的深圳大学副校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凤亮教授，忙里偷闲地修改即将陆续出版的《彼岸的现代性——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

    尽管是国内少有的最年轻的大学副校长之一，还有着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诸多学术兼职，但李凤亮认为“大学没有行政，只有学政”，他最钟情的还是学术。

    李凤亮的父亲在他上初一时即已病逝，1987年他以全县中考第一的成绩入读江苏省阜宁师范学校；3年后以“六个学期都是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徐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又被破格留校任教。

    在学院正式更名为徐州师范大学的1996年，李凤亮在日后成为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徐放鸣教授鼓励下，投考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的文艺学硕士，两年后获准提前攻博，2001年学成后留在暨大执教，后又进入中山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跟随程文超教授（2004年英年早逝）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由此介入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

    此前，他的研究集中于小说诗学特别是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的系统研究。大学时第一篇学年论文就是关于昆德拉的，后来在学报上发表；《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1999)、《米兰·昆德拉：诗意存在的沉思者》（2002）和《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2006）等著作，则奠定了李凤亮在国内昆德拉研究领域的地位。

    最近十余年，李凤亮转向批评理论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以及比较诗学、文化研究。潜心梳理巴赫金、韦勒克、弗莱、海登·怀特、厄尔·迈纳、詹明信等域外批评大师与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等20世纪本土批评家后，李凤亮与蒋述卓教授合编了《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200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

    2007年8月，李凤亮被公派到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系访学一年，他与夏志清、王德威、张错、刘禾、张旭东、唐小兵、鲁晓鹏、张英进、王斑等三代华人批评家，分别进行了长篇学术性对谈。这些访谈的精华发表于《文艺研究》、《小说评论》、《天涯》、《花城》等杂志后，在学界内外引起积极反响。对美国华人批评家的系列访谈孕育了《彼岸的现代性》和“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而对刘若愚、叶维廉、陈世骧、高友工、黄维樑等海外华人诗学家的深入研究，又催生了《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

    这三部作品，让李凤亮更真切地了解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态，更使他“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乃至“重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地图”的学术雄心具备更多实现的可能性。

    近期，笔者对李凤亮教授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访谈。

    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的中国研究里面非常边缘

    读书报：在《彼岸的现代性》中，您说过“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者、参与者、建构者，海外华人批评家们的学术背景、研究历程、思想方法虽或显示于他们的著述中，但这一显示一定是局部的。而事实上，作为亲历者，他们对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建构过程，一定保留着诸多隐而未彰的事实。对他们当中的代表性人物开展‘口述史’式的研究，或可在回顾和描述这一学科建构进程的同时，存留学术论著所未及的丰富历史信息”，请您分享一些“隐而未彰的事实”、“学术论著所未及的丰富历史信息”。

    李凤亮：近年来国内学界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国是一个显学。到那去以后，所有人都告诉你，它只是在美国大学的“东亚研究”的“中国研究”里面非常边缘的一个学科，而且属于人文研究。他们的中国研究偏重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文学和古典文化，显得非常边缘，得到的资助跟国内完全不能比。

    再比如，为什么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国内大学中文系，我教现代文学，你教古代，他教当代，分工明确。他一个人，什么都要干。王德威说得好，哈佛聘他来做东亚系教授，就是从古教到今。夏志清先生也说，他不只研究中国现代，而是从古研究到今，从中研究到外。大家都知道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其实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也非常厉害，研究《水浒传》等古代小说，自成一家之言。

    美国的东亚研究主要是中、日、韩的研究，在中国里面既有中国文学和语言的教师，也可能有中国历史、中国宗教、中国艺术、东亚艺术的教师，这就决定了他们这种学术生态不可能只是面对文学的。而且，文学作为人文研究本身已经边缘化，要想发展就必须跟文化、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美国原来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杂志，现在改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

    再比如过去搞不清为何不少华人学者爱研究中国影视。我看到刘禾办公室的书架上有那种很老的录像带《黄土地》、《老井》等，她会放这些东西给学生看，让他们了解中国。张错教授课堂上给学生放《英雄》，他讲先秦文学的时候，先要引起洋人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兴趣，放电影是一个手段。放得多了，于是变成研究的兴趣，鲁晓鹏就是这样。

    去美国看了以后，会有一些更丰富、更现场的感受，比如他们怎么看待文学理论的现状，怎么认识比较文学的发展，怎样理解目前较热的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古代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加上“与万人谈”，只有交流了以后你才能够切实地达到一种“同情的理解”。

    读书报：这种学术访谈一般会涉及哪些方面？ 

    李凤亮：一是这些人的身世或研究经历。二是他们的学术领域、研究专长、方法论。三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学科的现状。四是对海内外学术互动、交流的看法。

    基本上每个人都涉及这四个方面，当然真正进入每个人的研究领域，一些具体的问题不太一样。过去对海外华人学者也有过一些介绍，我是想通过一个系统的访谈和研究，使国内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个整体的印象。最内在的想法，还是要促进建立一种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观”，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地图的重绘。这个“重绘”不同于陈平原、杨义先生原先提出的那个“重绘”概念，并不是说把现代文学研究朝晚清去延伸或者朝其他领域扩展，而是希望在研究的队伍和视野上建立一种全球观。不同国家都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那么随着交流加强以后，某种意义上它会改变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

    过去，程光炜教授较早地就在他的研究生课堂上开过“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样的专题，季进等一些学者也在关注这一现象。现在，好多海外华人学者都被聘为国内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这种一体化已经慢慢地在实现了。我乐见一种大的、整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到来，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立论，甚至刘再复可以跟夏志清先生在香港吵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种争论有利于改变过去那种单一视角、单一维度的研究。

    除了丰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它还引发了一些其他学术话题，像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流散（diaspora）倾向。今天在这里说话，买一张机票，晚上你坐飞机明天就到纽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了。交通便利等带来的学术流散倾向包含了很多话题，为什么总是朝美国流？为什么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些年发展起来了？但这个同时也带来“中西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力关系”问题，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国在学术上还是强势的。

    还带来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这样一些问题， Sinophone（华语语系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复杂概念。我们过去总是谈海外华文文学或者世界华文文学，但用王德威他们的话讲，你这是大一统文学，是四海归一的思路。2007年底我在哈佛参加一个关于Sinophone的会，很难受也很受震动，它完全解构了我们传统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思路，它辐射到海外边缘地带，采取后殖民的视角，努力颠覆一种中心主义，值得国内学界关注。

    其实很难说存在海外华人学术圈

    读书报：那1950年代赴美、以夏济安和夏志清兄弟为代表的第一代海外华人批评家，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赴美的以李欧梵、张错、刘绍铭、王德威为代表的第二代，以及1980年代出国留学的黄子平、许子东、刘禾、张旭东、张英进、唐小兵、孟悦和陈建华等第三代相比，他们在学统、研究路数、问题意识和学术方法等方面有哪些显著的异同？

    李凤亮：来源地域的不同——比如台、港、澳、大陆，还有学术背景的悬殊（有的学中文，有的学英文），还有年龄代际、知识视野、政治立场的差异，这些会显示在他们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结论当中。

    不同的海外华人学者都跟我讲，其实很难说存在海外华人学术圈，因为基本上他们来往也不密切，除非开会了聚到一起，也不像我们这里有很多学术组织。过去有一个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现在还有，活动有时候还拉回国内来。反而海外华人学者会融入亚洲语言学会这样的学术组织中去。他们似乎谁也不服谁，甚至有时候互相之间还颇有分歧。

    目前讲“三代”主要是从年龄和出去的时间上粗分。第一代、第二代主要是以台港当时出去的学子为主。第一代主要是夏志清兄弟，他们是一个特例，在大陆出生、长大，只不过夏志清先生在抗战胜利以后到台湾去当了十个月公务员，以后又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47年在胡适当校长的时候考上了北大的“李氏留美奖学金”，去了美国以后一直在美国。中途又因为他的胞兄夏济安在台湾大学教书，他们跟台湾的关系也就非常密切。当然，这里更为内在的是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倾向。第一代海外华人学者的政治倾向是比较明显的，甚至还因此形成比较大的争论，比如夏志清跟普什克关于“左翼文学”的争论，夏志清跟刘再复在香港发生的关于张爱玲地位的争论。

    夏先生这一代批评家确实非常有勇气，而且有他的渊源，就是新批评的方法、新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当然，他们跟大陆隔膜比较久，我跟他谈到80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他基本上不了解，他让我翻译了一篇他研究张贤亮的论文，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因为1992年他心脏动手术只写了一半。

    第二代从台湾去美国的，像王德威、张错教授等，非常重视跟大陆的交流。第二代的学理性更强了，方法论的意识也凸显了。第一代的新人文主义的立场非常坚定，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第二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时间上打破了现当代的分立，推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的研究，包括晚清，甚至还推向晚明的研究。这个就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位先生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互动。从空间上来讲，把两岸四地甚至更广泛的其他各个地域，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北美、欧洲的华文文学整合起来研究。王德威的那些研究很显著地体现了空间上的拓展，包括Sinophone也是空间拓展了以后引发的概念。

    第三个是从传统的文学研究转向文化和艺术的研究，也就是研究视域的变化，这个大概受到了美国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的影响。第四个，是在美国学科建制之下的规训，形成新的学术潮流，成果中映射出很多后现代的理论气息。

    第三代主要以大陆出去的学人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生态和格局。现在并不是说台湾出去的学生少，而是说他们出去学文学的少了，学经济、管理还有理工医等应用学科的多了。大陆现在出去的多了，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人文学科。从美国来看，越来越多大陆出去的学者占据了比较主流的位置，与台港出去的学者在研究对象选择和结论方面差异挺大，但也有一些互相的交流。

    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美国来讲，其中的“学术政治”仍然明显。我在哈佛参加Sinophone那个会议，因为是蒋经国基金会资助，那就是“谁出钱谁的声音大”。台湾的学者居多，大陆只是两三个人去，这两三个人的声音也不大，甚至有旁听会议的人受到一些排挤。虽然是人文学科，但是有些学者的“学术政治”倾向非常强烈。相比较而言，王德威教授的气局更大一些。

    读书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第二章《文学·都市·现代性：彼岸的“上海想象”》就很吸引我，海外华人批评家为什么会有“上海情结”？ 

    李凤亮：海外华人学者虽然建树各异，但李欧梵、王德威、张英进、张旭东、史书美等纷纷撰著涉及上海文化的作品，还有不少关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的期刊上。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日据时期，上海因租界而成为“孤岛”和“飞地”。加之当时正是中国现代派文学思潮高涨的时期，像李欧梵教授《上海摩登》的副标题所指明的，上海体现了“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的发育，这些在上海租界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些文学作品也体现了对上海的关注。像许子东编《三城记》小说系列，就是把上海、香港、台北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典型和象征来进行对读。

    中国的现代性其实不是单维的，而是多向的。双重现代性在晚清研究当中非常明显。学者研究晚清，就是考察传统怎样转化为现代的东西；而上海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外来之物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变成中国现代性的内部因子。所以唐小兵教授在其英文新著《现代木刻运动——中国先锋派的起源》中，甚至认为“左翼”文艺的木刻运动是中国先锋派的起源。“左翼”过去跟现代派是完全分道扬镳的两个方向，但唐小兵认为左翼木刻运动跟当时上海的租界、文化发展状况和大众文艺都有很深刻的关系。李欧梵的书中更多的是关注上海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方面。

    “上海研究”热跟海外学者喜欢从思想史、文化史角度切入文学和文化现象有很大关系。当然，上海的现代性到底是一种现象，还是一种镜像或一种假象？李欧梵和史书美认为这是不彻底的或模棱两可的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

    海外的上海研究跟张爱玲研究很相似，在某种意义投射了作者自身的意识。唐小兵、张旭东等人都承认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可能就是他们以问题为主，以自己的思想切入为主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仍在国内

    读书报：《走向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去年被《新华文摘》转载，文中您谈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过去拥有的学术资料和理论方法的两重优势，已不复存在，甚至发生了逆转；海外的宽松学术环境，也因华人学者需要通过不断重回‘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地获得‘现场感’而弱化”、“近年来，除少数台湾背景的学者外，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多数学者均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大陆开展学术交流”，那国内学者如何在这种“同台”竞争中缩小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落差？

    李凤亮：华人学者一种是不承认现在海内外学术落差有那么大，认为过去是有落差的，一是海外至少在获取资料的途径方面有优势。过去有很多所谓禁书或者原始的一些资料，涉及比较敏感的一些研究领域如晚清、“文革”，海外学者可以通过一些公开方式在海外得到。二是在理论方法上他们有一些优势。我们过去多是社会历史批评，80年代以后学到了很多海外的方法。唐小兵教授甚至讲，他们有时候会通过国内学者中文著作里透露的学术信息，去了解法国、德国文论的前沿状态。

    但不少海外学者还是有一些相对的优势，比如研究的身份、观察的角度、言说的空间上。包括“再解读”这样一个现象的出现，都是经过了某一个理论思潮，比如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或者解构主义思潮之下，对于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自我反思。

    现在，虽然海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但是它反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种“元批评”的反思意识。各个学科到了20世纪末其实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出过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著作，但是这个学科里面到底存在什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了足够的反思？

    所以我觉得目前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差距在缩小，但是差异还是存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现在每年送几千名博士生到国外去联合培养或进修，我估计这批年轻学者会不断地往返于中国和境外之间。这样一个经常性、同步性的交流状态的出现，会改观我们过去文学研究的单一格局，我们的差距会逐步缩小。

    到目前为止，美国学界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英文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英文版《鲁迅全集》。所以海外学者会说，从学术交流、学术氛围来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无疑还是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