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陈香）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社会的集体化时代为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更是共和国史、党史研究不可绕开的特殊时代。然而，遗憾的是，史学界以往研究这段历史时，主要是通过党和政府的决策活动和举措，来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然而，这段历史的史料关键在于，“中央的决定、方针、政策在基层是如何贯彻的，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先生表示。基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对“集体化时代”史料的革命正在史学界中发起，而率先捧出成果的，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日捧出的《阅档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的文章，引发了中国史学上的一场革命。对梁启超的新史学革命精神，坊间一般理解为史学观念的巨大变革。“实际上，梁启超所倡的史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史观的革命，史料的革命。我们往往忽略了史料在新史学上所起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夏明方表示，史料革命才能为史观上的革命，或者历史撰述方面的革命，提供基础。据夏明方介绍，史料革命有三种途径，其一为疑古，即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文献，其二，考古，对地下资料进行挖掘，其三，到民间搜集资料。而对目前史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第三种尤为重要。
“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简单相信文书。清政府发一个上谕，就以为上谕是真实的，其实上谕说得多的，恰恰是永远没有解决的问题。”李文海表示，史学界应该眼睛“朝下”，从“下”研究历史，才能把历史具体化，丰富和充实历史。具体到集体化时代的历史，中央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老百姓根据政策组织了怎样的生活，才是这段历史中最本质的。而通过对这些具体内容的了解，回头观察、检验、判断中央政策，才是最生动的历史实际。
打开《阅档读史》，既有集体化时期地方政府的决定、公告、通知、命令、通令、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又有相关单位的生产计划、会议记录、工作方案、公约条款、帐簿、簿册，更有身处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个人日记、笔记、卡片、心得和体会。如此繁琐详细的资料搜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收集到了数千万件档案资料，而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本书主要作者、中心主任行龙教授告诉读书报，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马维强、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为了拿到阳高县某村的一批有价值的档案，足足在村里呆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慢慢地获得了村里的信任。
应该说，从抗战时根据地的互助组，到1949年以后的农村社会中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曾经非常成功，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和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对这段历史系统的深入讨论，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然而，社会史并没有大面积进入当代史的研究，是因为，“大家觉得有点敏感”。“但是，有些学术研究是应该要开展的，尤其是资料的抢救。到一定的时候，有些东西就可以做了。”行龙告诉读书报，《阅档读史》是中心搜集的集体化时代资料的精华，作为集体化时代的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愿意将资料拿出来与学界，以及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共享。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