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幻影·碧血

    1990年代开始，“邪教”问题在中国社会日益凸现，传统的民间教派也在一些地区逐渐活跃，这一现象不仅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吸引了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入到这一领域，相继出现了不少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研究领域仍存在薄弱环节。刘平教授的新著《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以下简称《秘密宗教》）在充分借鉴已有成果的前提下，爬梳史料，钩稽推绎，对中国历史上的秘密宗教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多视角地探究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上下、内外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为人们深入认识传统社会中那些神秘的教派、充满诡异魅力的领袖以及民间宗教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是一部富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

    一、《秘密宗教》的内涵、结构与价值

    秘密宗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最初是下层民众为了信仰、生活互助等原因而结成的民间组织，后来由于朝廷偏见而迫使其陷于“秘密”，所以，秘密宗教本质上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可谓社会秩序和政治变迁的“显示器”。当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之时，秘密宗教往往以宗教、信仰团体出现，不会对“正常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威胁；当政治黑暗、政局动荡之时，秘密宗教就会迅猛发展，甚至形成与国家政权分庭抗礼的格局，从而对地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汉代的五斗米道、元末白莲教起义。所以，秘密宗教恰如广袤平原上的“野火”，星星点点，若有若无，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形成疾风烈焰，不可收拾。

    秘密宗教、民间宗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现在不少学者着力于研究“民间宗教”本身的源流、结构与演变，强调其宗教性；“秘密宗教”则主要体现了民间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强调的是社会政治层面（所以，它曾经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着力于探讨社会变异时期大量产生的秘密宗教及其表现。

    秘密宗教有着独特的内部结构、信仰、行为和语言，这是它们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因素，尽管不为统治者或主流社会所接纳，甚至遭到排斥、镇压，被称为“异端”、“左道”，或是“魔教”、“邪教”，但对于广大信徒而言，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资治通鉴》卷58）。统治者或主流社会往往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例如清代山东巡抚阎敬铭在谈到黄崖山张积中一案时感叹：“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能惑人如是之深！”（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21）实质上，秘密宗教不过是为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非理性信仰的王国，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

    如果说“野火”描绘了秘密宗教的生存发展特征，“幻影”体现了其宗教信仰特征，那么，“碧血”则形象地刻画出秘密宗教的社会政治活动特征。广大信徒为了那个“幻影”（来世、末世、劫变），甘冒坐牢、杀头之危险，虔诚地团结在教主的周围，“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明神宗实录》卷533），甚至跟随教主“谋反”（反抗），制造血雨腥风（或是“碧血沃野”，推动社会变迁）——“谋反”抑或反抗，是“邪教”还是“农民反抗的工具”，评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产生不同的观点。

    《秘密宗教》正文部分分为六章，勾勒了中国秘密宗教发展演变的过程，剖析了秘密宗教的组织、仪式与宗教妄想，解读了秘密宗教的经卷、教义，阐释了秘密宗教的教主权威、传教手段、极端行为。该书在“导论”部分阐述了这一选题的学术价值，即“推动中国宗教史、文化史、秘密社会史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有助于当今人们正确认识‘邪教’问题，从而为正确处理这类问题提供借鉴”、“促进现实生活中宗教问题的研究”等，笔者对此高度认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该书在结构、观点等方面还具有以下价值。

    从研究取向上看，既重视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特别注重史料的运用，又重视归纳其现实意义，对现实社会给予了深切关怀；从研究体系上看，既有对中国秘密宗教的宏观把握，也有中观、微观的史实考证，如对秘密宗教的经卷、教义、传教手段以及案例分析等具体研究；从学术观点上看，既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就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见解不乏大胆创新之处。作者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秘密宗教，着重分析了明清秘密宗教诸层面，生动、具体地展现出一幅中国秘密宗教发展演变的图景，是近年来中国秘密宗教乃至秘密社会研究领域不多见的一部力作。

    二、《秘密宗教》的理论视角

    秘密宗教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被视为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包括宗教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很少涉猎。从历史学视角研究秘密宗教，固然有史实考订、梳理脉络、历史定位等方面的优势，但对秘密宗教的思想源流、教理教义、信仰动机等方面却显得先天不足。秘密宗教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宗教现象、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涉及社会、宗教、心理、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单一学科的研究很难完整地反映其全貌。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个世纪末，人类学、民俗学以及以历史学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开始关注秘密宗教的研究，宗教学也日渐关注秘密宗教（民间宗教）领域。《秘密宗教》承续了这一趋势，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融多学科视角、方法于一炉，建构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实现了理论视角的创新。

    实证分析是作者采用的一个基本视角，该视角以翔实的史料作为前提。作者在史料搜集整理及使用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方面对大量的官方档案资料、秘密宗教宝卷以及时人文集、笔记、回忆录、外文记载等文献爬梳阐释，另一方面又对碑铭、口述等民间资料辨析解读，取得了良好效果。

    宗教学理论是该书采用的一个主要视角。作者对于秘密宗教与宗教的关系见解独特，认为秘密宗教“与宗教有不解之缘，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秘密宗教甚至可以发展为正统宗教，……反之，正统宗教也可以流变为秘密宗教”（本书第4～5页），并明确指出写作目的之一就是“推动中国宗教史……（与）现实生活中宗教问题的研究”（本书第12～13页）。基于此，作者运用宗教学理论对秘密宗教的类型、仪式、戒律以及宗教行为、教理教义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科学定位，弥补了目前宗教学界只是注重宗教学一些专门领域的研究，而往往忽略宗教与历史、社会的关系之缺憾。

    恰当地采用心理学、民俗学、文化学甚至医学等理论视角，使《秘密宗教》的研究内容更加全面、丰满而深入。在正常社会看来，秘密宗教始终笼罩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秘密活动，还有很多正常社会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教首为何创教传教，信徒为何入教，妖言何以“惑众”，宗教妄想与极端行为如自残、自杀、诱奸甚至竖杆起事等因何而生？再例如秘密宗教的气功、治病之术，以及所谓“妖术”、“骗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等。显然，运用单一的理论视角加以分析，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恰当地运用心理学理论考察教首创教传教以及信徒入教的动机心态、情感意识、行为方式及其伦理价值取向；用民俗学、文化学理论探究秘密宗教的仪式、传教手段及其他民俗事象，揭示其蕴含的文化本质；用医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分析气功、治病之术，等等，逐层解开秘密宗教的神秘面纱，使之立体地、完整地展现出来。

    三、《秘密宗教》的比较性评价

    对中国秘密宗教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清中后期。1834年，黄育楩根据所搜集到的68种经卷，摘出“妖言”，“详为辩驳”，著成《破邪详辩》，其政治意图很明确，就是站在王朝正统、运用儒家学说对秘密宗教予以批驳。《破邪详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在秘密宗教研究的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

    自民国以降，有关秘密宗教的学术研究逐步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史类，如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濮文起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邵雍著《中国会道门》；二是区域类，如李世瑜著《现在华北秘密宗教》、路遥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以及美国韩书瑞著《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译本由刘平、唐雁超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三是专题类，如杨訥著《元代白莲教研究》、喻松青著《明清白莲教研究》、马西沙著《清代八卦教研究》、宋军著《清代弘阳教研究》，以及戴玄之著《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林万传著《先天道研究》等。另一方面，这一领域还存在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一是现有成果主要针对一些主要教派的起源、演变、教义、内部结构等，缺乏完整性、综合性；二是有关秘密宗教的历史定位和教理教义的解读、研判还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秘密宗教的仪式、宗教妄想、极端行为、所谓妖术与骗术等层面，也有待加强；三是研究范式较为单一，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建构有待进一步解决。《秘密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

    当然，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秘密宗教》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略举数端：（1）该书着重探讨了明清秘密宗教诸层面，对民国时期秘密宗教着墨不多，而后一时期的秘密宗教大多由地下转为公开或半公开（以会道门闻名），在当地乃至全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若能加强这一时期的内容，则能使研究对象更加全面、丰满；（2）秘密宗教与秘密帮会存在密切关联，一些秘密宗教教派直接促成了秘密帮会的形成，如罗教之于青帮等，若能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则会使研究内容更加完整；（3）书中有些章节存在铺陈过多、史料过多之感；（4）全书缺少一个完备的个案研究。

    我们期待作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探索未经触及和深入的领域，把中国秘密宗教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