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创新“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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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创新”系列报道

    数字技术的步步紧逼，传统图书市场的日渐萎缩，中外同然。传统书业的盈利模式真的走到尽头了吗？出版的涵义，仅仅是知识、文化的纸上空间吗？出版还有没有创新可能，还有没有更进一步打开其附加值的可能？

    出版绝不是夕阳产业。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达，时代怎样进步，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基本能力不会改变，对文化与思想的追求不会止步；出版的本质，“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不会改变。关键是，出版的传播手段，传播载体和途径的革新，历史性地落在这一代出版人肩上。鉴于此，本版将从本期开始“出版创新”系列报道，助推“出版创新”，以期打开出版更多的附加值。

    欢迎业界人士提供报道线索，联系邮箱xiangch@vip.163.com。

    出版的创新，不一定只体现在多元化发展上；出版的价值，也不一定只体现在规模与利润上；出版，更没有必要限制在产业的小圈子中。就像“理想国”文化沙龙，它将自己放在了整个社会和公众的体系和视野下，用文化和思想、价值和观念影响年轻一代，形塑社会。它的价值，已远远无法用规模、效益、利润来衡量。

    ■本报记者  陈香

    9月10日的北京，2011年理想国文化沙龙拉开帷幕的第一天，雨下得不小。很多北京人都牢牢记住了这样一幕：前门23号院前，黑压压的众多急切的年轻人在雨中排着长队，队伍排到隔壁的国务院参事室往东数百米，有的明显是从外地赶来的，还拖着行李，伸着脖子往里望。“一刹那，我突然很恍惚，好像80年代重回人间，那种对思想和文化的极大的渴慕和热情。”一位文化人告诉读书报。

    “谁说文化没有影响力了？”传媒人程三国问。

    更多媒体人津津乐道那三天的场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上午的活动刚结束，中午11点、12点，理想国文化沙龙的举办地、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门前就开始排起长长的队，而下午的活动一点半才开始。

    沙龙主办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和“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创意总监、媒体人梁文道一度出来安抚一时无法入场的读者，刘瑞琳着急得嗓子都哑了。她对记者回忆：“我们预计每场活动大概是300人左右，其实已经进了600人了，不能再进，再进就会出事了。但是外边还在排着1000多人。”

    这是一个盛大的关于思想与文化的节日。活动三天，主办方设置了三场主题论坛、六场人文沙龙、六场创意演讲、两场露天民谣演出，并邀请了两岸三地近四十位最活跃的文化、思想、教育、艺术、设计界嘉宾参加，包括：来自香港的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教授、文化评论人梁文道、跨界达人欧阳应霁等；来自台湾的舒国治、杨照、骆以军、马世芳、张铁志、聂永真等文化、艺术创意人；来自内地的则有资中筠、杨奎松、葛兆光、陈丹青、郭于华、小宝等知名文化人，熊培云、许知远、刘瑜、罗永浩、史航等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有“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策展人杭间、香港建筑家朱涛、知名装帧设计师朱赢椿以及周云蓬、钟立风、小河、张玮玮等民谣歌手。他们以“打开”为名，发出“世界向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等有力的发问与思想的交锋。

    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纯粹，洋溢着浓浓公共关怀的公益文化活动。和去年一样，今年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的所有活动不设任何门槛，完全免费，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自由交流和分享。

    在一篇关于理想国文化沙龙的报道中，有一张照片，嘉宾陈丹青正在拿相机拍下边的听众。嘉宾熊培云第一天就和刘瑞琳说，特别后悔在台上时没有带相机。在理想国里，流动着一种无形的氛围，它让所有人都融化其中，沉浸其中，不仅是听众，还包括嘉宾。台上台下出现了一种真正的互动，平等的交流。很多香港、台湾来的嘉宾感叹，说在香港和台湾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场景和氛围了。

    刘瑞琳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11号下午，活动方在草坪安排了民谣音乐会，“我站在那，大概有十几拨人跑过来，说你是主办方吗？感谢你们，做了这么好的活动。”还有一个小伙子，刘瑞琳记得他戴着眼镜，他说，太好了，难以想象，然后眼泪就流出来了。

    “在‘理想国’里，空气完全是流通的”

    刘瑞琳也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为什么“理想国”受到年轻人如此的喜爱？分析下来，她认为有三点，理想主义的追求，平等分享的精神，还有，富于公共关怀的嘉宾和主题设计。

    “任何活动的场地都是有限的，要想办法把活动的声音传播出去。对嘉宾的选择，传播的方式，以及对传播的掌控，决定了最终活动的效果。”讲什么，什么人来讲，怎么讲，怎么更大力度的传播，包括会场怎么布置，很多细节都要讲究。“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氛围。”刘瑞琳说。

    一个强烈的反差是，传统图书的销售年年在萎缩（据开卷数据，数年的图书零售市场增长率都没有跑赢CPI），更有太多的出版机构已经抛弃了人文出版，另一方面，关注思想和文化的理想国文化沙龙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听众，我们的读者究竟还需要思想和文化吗？

    “我觉得大家是需要真正的好东西。需要人和人之间真正好的交流，平等的交流，有意思的交流。”

    同时，“我们做事情，如果说做得还算不错，原因就是，我们很纯粹，不愿意接受任何干扰”。第一届理想国文化沙龙，还有人在说刘瑞琳他们是营销高手，但今年，这种声音就消失了。

    “就是一个纯公益的活动。摆了一些书，也都是为了方便读者。包括很多嘉宾的书不是在我们这里出的，但是我们特意花钱从甜水园进了他们的书。这一点上，很多人都很感动，觉得我们真是有公共性和心胸。”

    就像此次沙龙，很多嘉宾也并不是广西师大的作者，“我只是考虑话题本身的需要”。而且，沙龙设计的话题也是与出版没有关系的。

    “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在小圈子里绕，也没有所谓关系的平衡。各种各样的设计，都是为了保证最好的效果。”

    此次文化沙龙的话题，都极富人文关怀和公共性，另外，嘉宾的选择也很有意思，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身上有着一种类似的气质，或者，可以命名为“知识分子气质”。事实上，不管是主办方，还是嘉宾，或是听众，都是对精神有追求的人，有公共关怀的人，关注思想、文化和艺术的人。在“理想国”里，空气完全是流通的。

    而一件事情的纯粹性，公共性，包括一种大的关怀，公众马上就能感受到。

    “弘扬学术，弘扬出版的本质，开启民智，传承文化。出版社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凝聚作者，团结作者，凝聚读者，团结读者，为未来社会培养有担当有责任的年轻一代，在更高层面上回馈社会。”广西师范大学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林夏说。

    事实上，出版的创新，不一定只体现在多元化发展上；出版的价值，也不一定只体现在规模与利润的不断攀升上；出版，更没有必要限制在产业的小圈子中。就像理想国文化沙龙，它将自己放在了整个社会和公众的体系和视野下，用文化和思想、价值和观念影响年轻一代，形塑社会。尽管“理想国”文化沙龙对“出版GDP”毫无贡献，然而，它的价值，已远远无法用规模、效益、利润来衡量。

    “理想国”的创立

    “理想国”品牌创立于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成立十年之际。

    “贝贝特十周年，我们想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觉得我们有理由也有能力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提出把‘理想国’作为一个品牌，算是一种对自己的期许。从外延上来说，我希望它基于出版，又超越出版。”刘瑞琳说，希望可以跨出思想与文化只承载在纸质书本上的的藩篱。

    经过20多年的产品品牌的建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了一个响当当的出版品牌，而“理想国”，是广西师大社从产品品牌向文化品牌过渡的标志。

    书仅仅是“理想国”的一个原点，是延伸的基础。接下来，他们将展开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创意产品，如老照片、笔记本，一些文化用品等，一个理想国书房也在酝酿中。而这些，都不是原来的传统出版意义可以涵盖的。

    刘瑞琳强调：“理想国年度沙龙是一个纯公益的活动，品牌衍生的产品会有盈利的设计在里边。但是我会分得很清楚，有些就是公益的，是我们要做的公益性的事情，有些是正常的经营项目。”

    “贝贝特”的竞争力

    开拓“理想国”文化品牌，并不意味着广西师大社对传统出版未来的悲观。对于北京贝贝特来说，这几年，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20%。对出版这个特殊行业来说，“政府的拨款和资本都不可靠”，一位行业人士评论，“就像广西师大社，一个出版机构打开市场的能力，和拥有资源，是最重要的。只要一直在市场的前沿，一直在市场中打拼，练就的东西都在骨子里边，能力和资源是别人抢不走的”。

    刘瑞琳始终相信，只要好好做出版，总是会有市场的，因为中国太大了。“我在出版行业将近20年，都听同行说，市场一年不如一年，我觉得不是这样。中间有多少起起伏伏，生生灭灭，也发展起来那么多新的业务和机构啊。”

    文化人的很多饭局上，大家都在谈论理想国文化沙龙，谈论北京贝贝特十年来在文化出版领域的坚持，甚至用到“传奇”这个词。“我们就是做了点本职的工作啊。”刘瑞琳说她不敢接受这样的称赞。

    “社会变得很奇怪，只是做本职，大家就觉得很传奇。做得认真一点，大家就觉得是在坚守。我并不觉得我在‘坚持’着，实际上，我们只是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很享受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愿意做的事情，付出一点辛苦，回过头来，也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可以看到的是，广西师大社北京团队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一，人。刘瑞琳和她的诸多编辑，他们的眼光，他们对文化价值和文化市场的判断；其二，与媒体沟通的能力，与北京贝贝特日常沟通的媒体多达500家。当然，第二点也是建立在第一点的基础之上的。

    “同业也有一种说法，说你们的宣传太好做了。坦白说，我们觉得和很多媒体是相互帮助的关系。社会性的媒体其实人员更新很快，不完全是关系的问题，靠的是我们拥有很多好的作者资源，能够给媒体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而作者资源，一向是广西师大社为人所羡慕的。有经常舍得花大钱挖作者的出版人感叹，遇到北京贝贝特的作者，就没有办法。还有诸多故事流传：陈丹青主动将艺术家蔡国强介绍给北京贝贝特，白先勇、董桥、蒋勋会分头说服林青霞在多家强有力竞争者中选择刘瑞琳作为《窗里窗外》内地版的出品人……

    对此，刘瑞琳承认，“一旦开始合作，就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分析下来，她认为，“和我们经营作者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有关。我们会对作者负责，对他的形象、声誉、特色有一个负责任的把握和得体的推广”。同时，这也和广西师大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品牌声誉有关。

    很多作者接触了北京贝贝特的团队后，都会由衷的称赞，而刘瑞琳的团队，也向以敬业精神和突出的专业能力、执行力著称于国内出版界。。“当然我们做事情会追求完美。有诚意也非常重要。当然，仅仅有诚意还不够，对于作者来说，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表现出专业水准和专业能力，也不能获得作者的信任。”

    刘瑞琳说，作者在和我们合作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团队做了什么，能够做什么，这些，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多一点钱少一点钱，其实真的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广西师大社没有一味的追逐热点：“如果作者大红大紫了才去争抢，创意表现在哪里呢？对作者的诚意表现在哪里？”

    就像此次理想国文化沙龙的嘉宾，有的是很有名的人，但也有没有名气的。“没有名气的，我们照样敢请。现在我们倒是有了一些自信。相信我们自己对书、对作者的判断。”

    这种眼光和判断，其实和员工素质息息相关。“这和我们选人有关。我们现在选人越来越有经验，特别慎重和用心。同时，团队在一起共事，不合适的就淘汰了。”事实上，这也是广西师大社异地设立北京公司的原因，除了作者资源的考虑，这个公司完全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很多人事、管理、激励制度在旧体制下无法实现的，在公司新体制下取得了突破。

    而贝贝特十年来的发展，得益于公司的整体战略和布局，也得益于对这种战略的坚守。刘瑞琳毫不讳言：“2008年以前，我们还是挺困难的，有些员工坚持下来了，有些没有坚持。我当时就和一些员工说，做出版，一定要眼光长远，不能只看脚下和眼前，不能太急功近利。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五年、十年以后才会见效果，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边收获边开拓，收获的，是五年前做的事情。”

    刘瑞琳说，现在的贝贝特，走上了良性循环阶段。

    还是“书”和“作者”

    而在“理想国”品牌下进行的大出版、大文化的尝试，刘瑞琳也请读者放心：“我们的跨界会比较稳当，是有一些想法，但是会得体的把握。”

    何林夏曾经多次强调广西师大社突出主业多元发展的原则：第一，多元发展一定是出版社已有资源基础上的增长，不是空穴来风。第二，多元化发展不能危及传统主业的安全。如果大部分人都去做多元发展，就不是出版社了。第三，多元发展产生的利润要反哺初步主业发展。多元发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刘瑞琳愿意把她的出版经验与大家分享：“我们不会冒失地走弯路，持续稳定的发展是基于比较准确的把握和判断。我们是在往书外跨，但不会离书很远，或者离出版很远。一定是觉得有价值、值得去做的，我们才会去做。”她透露，“理想国”文化品牌的跨越，体现在跨越传媒领域，体现在文化传播，包括展览、文化创意产品、咨询等方面，还是围绕书，围绕作者资源展开。“这也是经营作者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