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邻居

    我与贺绍俊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先后进入中国作协工作的。我于1982年从北京的一所中学调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搞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他则是1983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当记者、编辑的。由于都是搞文学评论的人（他那时多与潘凯雄双剑合璧地写评论，我则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单干），因此很早就彼此熟悉。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同时搬进亚运村安慧里的一栋楼房并成了近邻，于是成了好邻居，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常言说；“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我同贺绍俊都是文人，也都搞文学评论，不仅不“相轻”，还“相亲”，不仅成不了“冤家”，还成为了朋友。可以说成了文坛中的一个特例，这大概同我们是好邻居有关，更同贺绍俊为人厚道坦诚有关。

    作为“隔着一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就成了一家”的近邻，我们同贺绍俊一家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就成了好邻居的题中之义。刚做邻居时贺绍俊的母亲及岳父岳母经常轮流从湖南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后来岳父岳母就在北京住了下来养老了。他们一家老小都很善良、亲切，两家之间不仅嘘寒问暖，还互送一点土特产或鲜果疏品尝，有时还一起吃顿饭。贺绍俊擅长厨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他家装修好回迁之后，还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宴请我们全家，以道叨扰。后来，我们家装修时搬到郊区小住，就把门户托付给他岳母（我们也随他儿子叫“姥姥”），“姥姥”的照顾尽心尽力，在装修好后半个月中，几乎天天为我们的房子通风。贺绍俊对我们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一次在我处聊天，发现我家厕所的灯坏了，二话没说，跑到超市买了个节能灯换上，理由是，他比我年轻，跑起来方便些。他那位已到美国读博士的儿子从小学起就拉得一手好二胡，课余时间他在家里拉二胡，我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之余常可以免费欣赏美妙的二胡乐曲。

    说起他儿子，还有一段趣事呢。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同贺绍俊及其儿子一起应邀到内蒙古参加笔会，一天晚上，七八个人挤在一个蒙古包里，无聊时轮着讲段子，贺绍俊讲了一段后，他儿子也讲了一段，那时，他儿子正在上中学，爷儿俩也“与民同乐”了一把。由此可见他家的民主气氛和我们两家亲密的关系。惟其如此，我同他儿子也成了忘年之交。有时在楼道里或楼下相遇时我们常一起聊聊天，这时，他就像个小大人似的。

    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应，工作上则是相互合作切磋。记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同贺绍俊经常一起出差，且常同居一室。我虚长绍俊十几岁，他总是把我当作长者无微不至地照顾，帮我提行李，同住一室时处处让着我。记得2001年9月，同时作为中国作协理论家赴台访问团的成员，在台湾、香港逗留了十来天，绍俊总是同我共居一室，他不仅能够忍受我那如雷的鼾声，而且处处照顾我、提醒我。前不久，我们一起到四川射洪、遂宁参加陈子昂的学术会议和作为电视连续剧《大唐文宗》的文学创作导师，两次同行。由于我年初大病两场，身体较虚弱，他都抢着替我提行李，并监护着我不让我过劳，待我胜于亲人。

    本世纪初，贺绍俊在担任《文艺报》及《小说选刊》的主编之后，应聘到沈阳师范大学工作，甩了乌纱帽成为“贺教授”。从事学术工作的时间多了，也更自由了，他虽工作于沈阳，却大都待在北京，北京的文学活动照常参加，于是成了国内文学评论界一线最活跃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成果颇丰，著作迭出。而这些年来，我由于年老体虚，也逐渐退居二线，于是在评论工作上听取新的信息，相互切磋探讨就成了我同贺绍俊见面聊天的重要内容。绍俊总是热心帮助我，当然观点不同时也有过争论，有时为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他也会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是个真诚而且有点倔强的人。

    前几年，由于经济条件改善，贺绍俊搬到不远处一处新买的较宽敞的公寓楼了，再也不是我的近邻了。但由于他的不少信件、报刊仍然投递到原住址，由我代收保管，因此过一段时间他要到我家取邮件，我们还可以定期见面聊天、交流文坛的各种信息，尤其关于文学评论方面的信息，于是仍然还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种好邻居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