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绅商的血性和理性

    《绅商也要革命》是江苏省“十二五”出版重点规划项目“苏省辛亥年”丛书之一，它全面叙述了江苏绅商在辛亥革命前后发展实业、组织商会、抵制美货、挽回利权、鼓动立宪、走向共和的历史功勋。通览全书，让人震撼的是绅商阶层激情贲张的血性与顺应时势的理性两者的高度融合。

    绅商阶层形成于晚清，是士绅与商贾渗透合流而逐渐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绅商阶层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活跃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江苏工商业发展较早，居于全国前列。江苏绅商数量也相应较多，占全国总数的11.71%。

    士绅与商贾渗透合流的趋利性因子，原是亘古不变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近代赓续。但在中国惨遭列强豆剖瓜分的危殆国势下，合流而成的绅商阶层已被中国社会赋予了新意义。睁眼看现代化的西方强国，商握“四民”之纲，中国商为四民之末的老观念必然被抛弃。绅商阶层被赋予了“振兴中国，首在商民”的全新使命。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绅商阶层也雄心勃勃，增长了新的使命感，逐渐形成“今天下强弱存亡之故，在商战而不在兵战”的集体意识。

    当绅商阶层显露勇于竞争的雄心和善于竞争的自信之时，建立商会以谋合群自立的愿望愈发强烈。因为商战角胜，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之设，内可与政府通商人之情况，外可与各国持商务之交涉，为工商业发展提供组织支撑。江苏绅商抓住历史契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绅商阶层与商会发展互为推动，绅商人数不断增加，商务总会、分会、分所不断建立，绅商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机会明显提升，绅商的社会影响力开始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镇。

    绅商在参与公共事务中，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凭借商会动员集结力量，采取谨慎合法的斗争手段，对政府的行为施加一定的影响，展开国民外交以拒签不平等条约和挽回利权。他们希望通过文明的手段达成文明的目标，并不愿挑动革命。但在孙中山看来，革命则是“欲求文明之幸福”所不得不经历的文明之痛苦。绅商血性与理性的胶合，不断累积起与政府的矛盾，以至于演绎出各种冲突，最后汇入了革命洪流。

    如抵制美货运动，绅商坚持人人不用美货的文明办法抵制美货，旨在支持政府拒绝与美国续订华工禁约。绅商曾铸激于义愤，挺身捶胸，以“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的豪言壮语领衔致电政府和各埠。曾铸在美方压迫中国政府革惩曾铸甚至密谋加害的情况下绝不走避，他甚至公开每日起居时间，“静以待死”。曾铸坚持人有决定自己使用何种商品的起码人权，即若他遇害，也千万不可暴动，只要坚持文明抵制就不会引起外国干涉，最终能取得成功。然而运动在政府的压制下还是结束了。淮安士商非常激愤：“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订约自订约，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在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之中，也表达了必须由民众主宰中国前途的政治理想。

    如挽回沪宁铁路、苏杭甬铁路路权的运动，绅商坚持根据合同章程中的相关规定来挽回利权，以政府批准设立商办铁路公司来坚持商办铁路，以款项充足来否定举借外债之必要。然而，外务部在外国政府及公司的压力下往往“始争终让”，导致利权丧失。绅商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开始加深。挽回利权运动扩大了各商埠之间的联络，促进了与各地商会和绅商之间的联合，保路风潮演化出一场革命运动。

    如清末的立宪运动，以张謇为领袖的江苏绅商积极推动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在建立预备立宪公会、参与建立咨议局、速开国会的三次请愿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以张謇为议长的江苏咨议局，与各地商会及士绅联合，维护权利，认真议政，被评为“全国第一”。江苏参与的全国性速开国会请愿活动则举行了三次。清廷预备立宪的计划虽有所改变，但没有满足所要求的宣统三年，令人失望。皇族内阁的建立及其制订的一系列政策，更让绅商感到绝望。

    所以，上述种种的不断积集和发酵，催化了绅商在武昌起义引起的革命洪流中转向共和。上海绅商首先行动，与革命党、立宪派共同完成了上海的光复。上海与苏州的绅商又推动江苏巡抚程德全揭瓦革命，以最小的破坏实现了苏州的光复，并加速了江苏的革命进程。在攻克南京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关键时刻，江苏绅商又积极筹款募捐，支持革命，终于使亚洲诞生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章开沅先生指出：“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的大潮已逝去百年，“绅商”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绅商阶层给辛亥革命刻上了这一阶层血性和理性相融的独特印记，让人感怀。《绅商也要革命》一书，不仅真实地展示江苏绅商怎样作出历史选择，也为我们多维度、大尺度考察中国历史走向和发展脉络、反思当代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显微镜、透视镜和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