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是应该惭愧的,大学几年虽修习的是中文,可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冯至先生是位诗人。偶尔的,还见过他几首译诗,其他,就并不清楚了。
在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文化还没有完全从一片荒芜中复苏,所读当然十分有限。对冯至先生作品的印象,就主要来自鲁迅的那句著名评语:“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冲着它,便去图书馆寻查。所得有限,是一本《冯至诗文选集》。
这本“选集”,是1955年初版的。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今天被充分认识的作品,例如诗人1941年所作,引起很大影响的27首“十四行诗”,此集里一首也没选。理由,诗人在自序中说了:“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响很深,内容与形式都矫揉造作……”云云。
这部集子,诗之外,还选有小说,如《伍子胥》;还有几篇散文。从整部看,并不怎么丰厚。但是,其中的诗句还是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并录进了我的抄诗簿。可当时,青春勃发,极易受诗的鼓荡,中外诗人的作品,读了许许多多。冯至的诗作,很快就融入了这批大军,成了一片浑茫的记忆。
后来一天去逛古旧书店,意外见到一册曾在学校借阅的相同版本《冯至诗文选集》。书已经很旧了,但还基本完好,买回后重读了小说《伍子胥》,对作者的构思力颇佩服,但当时体悟浅,不知道这中间还有很深的民族情结和古典文化根底。
毕业前后那几年,在多种刊物上,读到冯至先生的诗文。这些文字,多是对德语作家,特别是歌德、海涅、席勒的翻译研究。由此,我对他这方面的功力也增加了了解;加之先前读诗文的印象,感佩之情油然而生。1985年初,突发奇想,想请冯先生为我所存《冯至诗文集》题签。对名人的仰慕,使我想从他们的手迹中获得实感。
当时并不知道冯至先生的地址,只知道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便附上一函,将这册年代有些久远的书包封好,写上大致地址,寄出去乱撞。
真幸运,春节过后不久,我收到一个邮包。邮包下面的落款署有“冯至”。书的扉页,冯至先生用毛笔在上面题着:“建民同志存有此书,谨签名留念”。下面记有时间“一九八五年二月”。署名后面,钤一方红印,是篆体“冯至”二字。今天读来,这印章刻得遒劲老到,不知出自那位名家之手。
回忆起来,冯先生用毛笔题签,是我的请求。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老一辈学人,毛笔字几乎个个能耐。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冯先生题字,工稳而起落清晰,一望便知是有功底的。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才感到颇为冒昧。当时冯先生已年高八旬,动毛笔机会大约不会很多。为我的要求,毛笔墨汁,是要多费几层工夫的。于此,亦可略见冯先生为人态度之一斑。
除这次请冯至先生题签之外,我还得到他的一封回信。大约是1989年下半年,我读到一册厚重的《冯至学术精华录》。由此,我对冯至先生的学术成绩才有了更多了解。首先,除去作诗,德语文学翻译研究,他还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这部书中所选《杜甫传》章节可为明证。读毕之后,对人们评价此书“著名于学术史,据为典要”有很深体会,虽然国内研究杜甫者甚众,但冯先生之书却真正“特出一头”。
由于喜爱,觉着此书有必要向更多人推荐。我便不揣浅陋,草出一篇短文,以为介绍。拙文写出后,我认真抄出一份,按冯先生在寄回书时署的地址,寄往北京。十多天后,我收到了冯至先生的一封回函:
“我本非‘学者’,已在该书《自序》中首句声明,偶有论述,更当不起‘精华’二字。至于‘精华录’命名,乃出版社强加于我者,徒增汗颜。”
这是冯先生信中首先的一节。 “当不起”,“徒增汗颜”;外在因素是“强加”,自己认为“本非‘学者’”……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将“学术”、“精华”标杆悬得极高,对它怀有极深敬意学人的内在心语。这样的表述,恐怕还不好简单用“谦逊”二字概括。
对于拙文所述,冯先生说:“您的评论,我没有意见,只觉得夸奖太多,未能指出书中缺陷与不足之处。实际上,此书所收文章,历时将及半世纪,良莠不齐,深浅悬殊,均在所难免,似不宜一概肯定。”
读了冯先生这段话,我受到颇大震动。在学术著述面前,不能指出其不足,含夸饰之心,就会少坚持真正评价之诚意。这样的评论文字,是谈不上什么意义和价值的。
意识到这一点,我是不敢再随便碰见一本什么书就提笔评说一番了,在书的选择方面十分审慎。由于这样的审慎,我反而有了更多的收获和深入体悟。后来发表过几篇有关书评的文章,产生过一点影响,认真想来,与冯至先生这封言辞恳挚的信引发的思考有很大关系。
我与冯至先生的联系,就这么有限的一点点。但是,当我翻出冯先生的题签著作,尤其阅读夹附其中的这封信时,总是感动而肃然。前段时间,我见到了全本的《杜甫传》,仍对冯至先生所付心血非常钦敬,为他的学术态度和精神深深感染。这些著述,连同冯先生的手泽,都是我应当细细品读和更深体悟的,并希望以此使自己在为人为文方面,能够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