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

    第一次拜读傅莹女士的文章，是在三年前的春天。彼时，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阴霾不远，伦敦、巴黎、旧金山的奥运火炬传递受阻，CNN等西方主流媒体针对中国发布歪曲丑化甚至无中生有的报道……这些仿佛早春时分从西伯利亚裹挟而来的沙尘暴，让正默默期盼北京奥运盛会的国人心头一阵憋闷。在这样的心境下，读到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的那篇发表在《星期日电讯报》上的《奥运火炬传递后的思考》，顿有“浇胸中块垒、吐不平之气”之感。

    她面对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陷入沉思：“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有一堵厚厚的墙”；“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笼统的批评能够被西方公众轻易接受？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这些批评到底涉及哪些具体问题，确切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些报道和数字能够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连续数日在新闻中出现？”傅莹讲述了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遭到干扰带给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情感冲击，也用数字和事实充分详实地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向世界说明了中国的立场，也充分表达了期待中西方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愿望——“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十年前，笔者在北大聆听钱其琛副总理作国际形势的报告，他在结尾处引用了苏轼《留侯论》里的话，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钱副总理藉此来说明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要斗智斗勇”，“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傅大使的这篇雄文可谓“斗智斗勇”，虽笔调温婉，却字字珠玑，有着千钧的重量。文章以英文写就，按照英语大家梅仁毅先生对傅氏英文的评价，“没有艰深术语，没有老生常谈，从听众熟悉的事物说起，娓娓道来，如细雨入土，很容易便将听众吸引了过来”。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官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接受采访、撰写专文，给国人以李杜文章“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这一点却恰恰证明了：傅莹大使是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先行者，《奥运火炬传递后的思考》一文也有着“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正是在内容、形式和语言等三重意义之下，这篇雄文的一纸风行，便也不足为奇了。

    二

    傅大使回国履新已近两年，她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和英国大使期间的英文作品结集为《在彼处：大使演讲录》，以英汉对照形式于近日出版。《在彼处》共收有作者英文演讲20篇、在英国主流媒体发表的文章5篇和访谈实录3篇，并附有其关于演讲技巧体会的文章。

    书名《在彼处》朴素平和，却饱含深意。诚如傅大使本人在伦敦离任招待会上的演讲：“作为外交官，又是蒙古族人，我是个天生的游牧者，似乎一生都不断在履新和离别之间徘徊——在布加勒斯特、金边、雅加达、马尼拉和堪培拉，都有过美好的岁月，每次告别都依依不舍。”身在彼处，念兹在兹的，却无时无刻不是故国。这是游子的情怀，更是外交官的担当。

    全书文字行云流水，但却“形散而神不散”，紧紧围绕“向世界说明中国”、“沟通中西”的主题而阐发。在这个主题下，无论是中国、抑或是西方的读者，皆可找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中国的制度如此不同？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如此强大的生产力？中国怎样融入世界？怎样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

    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招待会、四川地震灾区死难者哀悼仪式等使馆官方活动，还是在莎士比亚诞辰纪念午宴、“中国茶文化展”开幕式等特色文化雅集；无论是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科研机构严谨的学术研讨，还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牛津学联等与大学师生愉悦的交流；傅莹女士的演讲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方面面，但其主题都是“致力于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并向全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语）。

    笔者尝试用一个问题来梗概全书，那就是：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傅莹2009年4月29日于牛津学联的演讲当中，她举了这样一则颇有意味的事例。很多外国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强国，仅次于美国，中美G2、“中美共治”等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热门词汇。但大部分中国人不同意这个看法，纷纷列举各种事实和数据，说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傅莹接着提问：那么哪个国家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位呢？在场的听众给出的答案不一而足。笔者曾经有幸在国内大学听过几次傅莹女士的演讲。她面对中国大学生也多次提问这个问题，青年学生的答案也很相似，赞成中国世界第二者有之，但也有更多的人给出他们心目中世界第二强国的答案，也有答案认为俄罗斯、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等都实力均衡，都有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的资格。这也印证了当今世界真是一个“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时代。

    傅莹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就这个问题测试和发问？为什么中国和外界对这一问题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孰是孰非？笔者以为，这不但反映了外界和国人对中国的心态，更体现了如何从一个多元的角度更加客观地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邓小平同志在向外国客人介绍中国的时候，曾经用“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表述来说明中国的特点。温家宝总理也曾这样比喻：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任何小的困难只要乘以13亿就会成为大难题，任何成就除以13亿就变得微不足道。傅莹在演讲中说明一个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当代中国，并非只介绍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同样也向国外听众陈述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如贫困问题、就业和民生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等等各种严峻挑战。她在自序中慨言：“像中国这样，取得很多成绩却得不到外界认可，面临许多挑战也得不到充分理解。”我想，这正是她针对当下世界对中国认识的歪曲、片面的时弊所发，也是她在演讲中一以贯之地介绍二元中国的原因所在。布莱尔在为本书作序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它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强国。”一个“既大又小、既强又弱”的中国，一个“既是世界强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就是当下中国的事实。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夜郎自大。

    傅莹的演讲撰文，不照本宣科，而是采用能够让受众认可的说话方式，通过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来介绍和说明中国。这种出色的沟通能力使她成为在海外颇有影响、代表了中国形象的外交官之一。她对自己演讲的总结体现了关于公共外交的深刻理解，就是“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要让世界理解和尊重中国。

    三

    掩卷沉思，眼前浮现起另外两位中国驻英使节的形象：郭嵩焘与顾维钧。

    郭嵩焘，首任中国驻英国公使。1876年1月（清光绪二年冬），为清王朝交涉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事件，郭嵩焘衔命赴英“通好谢罪”并担任公使。郭嵩焘不久受谤而去，其在驻英公使任上只有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且受当时中国国力所限，郭氏在英的外交活动乏善可陈，但他却“放眼看世界”，深入考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工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我们今天通过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置身西方文明对中华古国在世界化浪潮中向何处去的深邃思考，其理论深度远远超越了当时在国内领导洋务运动的诸位“中兴名臣”。

    顾维钧，1941年7月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英国正在同纳粹德国作殊死较量，伦敦成为西欧武装抵抗轴心国的中心。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这样袒露其心境：“最重要的是要让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战，也是为了全世界的自由事业而战”，“应当广泛宣传中国抗战对于自由世界的真实意义和重要性”，这样，“各友好国家的政府方能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和西方世界的自由事业是利害与共的”。顾维钧明确地把“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寻求物质上的援助”作为其驻英大使的任务，并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从郭嵩焘、顾维钧到傅莹，从《伦敦与巴黎日记》、《顾维钧回忆录》到《在彼处：大使演讲录》，中国一个多世纪风雨兼程的外交史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三者同为中国驻英使节，皆为出色的外交官，这些文字凝聚了他们对中国与世界的思考，但不同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运。从郭嵩焘“走向世界的挫折”，到顾维钧为争取援助而折冲樽俎，再至傅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史从晚清、民国一路铺陈，直至今天新中国的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个民族崛起的足音。我想起穆旦先生的一句诗：。

    那时候，穆旦先生还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他在抗战的烽火中思考故国的命运，写下诗篇《赞美》：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是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2011年9月20日清晨于梅轩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