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年谱长编》新在哪里？

    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我们都有机会参与了编著工作。出版以后，张元济先生的资料不断有所发现，数量还真不少。许多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年谱、档案等也公开出版。我们一直希望能把《年谱》做一次扩容，升格为年谱长编。2007年初夏，上海交大出版社任雅君女士来访，谈了他们社搞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的构想，也希望把张元济的年谱长编列入。真是喜出望外！

    年谱是一种资料集，把谱主生平的有关资料按时间先后排列，从而勾勒出人物的成长过程，思想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事业的兴盛和困顿，学术成果的呈现等全方位的谱系。因此，编著年谱，都是围绕资料这个中心来做的。我们在此略述写作过程中的若干体会，或许也能由此呈现《张元济年谱长编》相比《张元济年谱》新在哪里，以便学界和读者更好地利用该书。

    一、资料的发掘是最基本的环节。资料发掘要注意深度，那就是尽可能找到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没有人使用过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例如，我们通过线索，得悉上海档案馆新近对外开放了三卷1930年代谱主为借影日藏中华典籍与日本多位藏书家、汉学家的往来信件。1928年，谱主东渡日本，访得多种中土失传的珍本，他回国后，不断与日本朋友通信，商借，摄影，还包括与日本摄影师签订合同，最后将这些书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个前后长达5年的艰辛过程以较为清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又如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的电子版近年在馆内的电脑上对读者开放，此时《张元济全集》已经截稿，30多件张致盛的书信和文件未及编入，却赶上了《年谱长编》。这批文献大大丰富了谱主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编书、译书的细节，以及与盛宣怀、何嗣焜的工作交往。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无疑是谱主1899年主持该院的工作总结，十分难得。一些和盛氏的通信，涉及译书院计划、经费开支等具体事务，还提到《日本法规大全》等许多图书编印问题，史料价值很高。谱主一些评论当时时局的文字，对张元济思想研究也增加了新史料。这次我们找到的谱主和内藤湖南的笔谈全文，配以交大老档案中相关史料，组成一幅谱主4年南洋公学生活较为清晰的生动画卷。

    在注意深度的同时，注意广度也同样重要。20年间，《蔡元培全集》、《黄炎培日记》、《赵凤昌藏札》等多种和谱主同时代人物的资料结集出版，他们也成了《年谱长编》的重要资料来源。从这些文献中，可以找到他们和谱主的交往、联络，甚至有时形成的某些思想或学术研究上的共识。此外，短篇的资料、文献也不可忽视。例如叶德辉给谱主和夏敬观的几封信，数量不多，却表达了他关于《四部丛刊》书目选题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谱主在选定《四部丛刊》的书目时，多方听取了专家的意见。

    二、资料的选用，要避免把年谱写成谱主的著作编年。有了资料，怎么选用，立下一条原则并不困难，那就是反映谱主重要思想观点、重要学术观点和大事的，全文引用；次重要的，摘引部分段落；不重要的，记下标题即可，甚至不提也无妨。但在实际写作中，还要把握好以下两点：

    一是千万不能简单地将谱主的著述按年份排列一下就了事。年谱不是谱主的著作编年，不能让读者读了以后觉得谱主只会写信、写诗、写文章，不做别的事。因此对原始资料要消化。举一个例子：谱主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涵芬楼烬余书录》，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又写了序。序言中回忆了许多往事：1902-1903年筹办、创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4年第一次整批购入绍兴徐氏藏书，1909年到上海老城厢购入太仓顾氏藏书，民国初年开始为涵芬楼收购全国方志，1920年代创设东方图书馆，1925年购入扬州何氏藏书等事。写作时，决不能简单地把这篇文章全文贴在1951年相关月份，而是把上述几件事分别按时间写到相应的年月日的条目中。

    二是适当引用他人的记述，使事件的经过更为充实。例如上述1909年谱主到上海老城厢购入太仓顾氏藏书，是藏书史上一件比较重要的史实。陪同谱主前往的有商务编辑孙毓修、著名藏书家李盛铎之子李滂。他们都有记述。谱主还在《题张月霄〈诒金堂图〉》等几篇序跋中提到这件事。把这些资料编在一起，可以使购书过程更全面和详实。如果要说“可读性”的话，或许这样的写法才真有效果。

    此外，他人的日记、书信等文献中，记有不少谱主的社会活动，包括饮宴在内。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求恕斋日记》（稿本）中，除了两人对古籍版本和购藏的商讨以外，共同参加了不少饮宴，所交往的人士不少都是有名的藏书家。家庭生活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年谱》出版以后，张树年先生以90高龄完成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父亲张元济》，其中不乏家庭生活的记述，成了《年谱长编》的又一资料来源。

    三、不少资料要经过考订、求证后才能采用。有些资料，特别是后来的回忆，甚至谱主本人的回忆，难免有错误，必须经过考证。历史事件有两个基础性的要素：时间和地点。对张元济先生来说，他外出次数不多，也容易搞清楚，因此较多的是对时间的考订。举一个例子：谱主在辛亥革命前搬过一次家，从上海闸北长康里搬到苏州河以南沿今天西藏中路的长吉里，但关于这次搬迁，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树年在他主编的《年谱》中，推定为1909年，而后他的《我的父亲张元济》中又做了同样记述。读了他这本回忆录，疑问就来了：张树年1909年时才2岁，怎么可能对旧居的房屋结构、附近苏州河边的景物和河里的船只有这样清晰的记忆？很快，我们找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有1910年1月27日张元济从闸北长康里来信的记载，1909年说被否定了。1910年3月起，谱主赴欧美考察，直到1911年1月才返沪，按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张元济夫人的性格和能力，由她独自决定和操办搬迁是不可能的。然而，张树年回忆在新居沿西藏路窗口看人们庆祝上海光复，却真切可信，于是时间应在1911年初到11月之间。张树年回忆还说到搬迁是由于闸北“流行可怕的鼠疫”，是不是可以从“鼠疫”两字上找到进一步的线索呢？果然，在当时也住在闸北的蒋维乔《鹪居日记》中看到1911年5月26日记有“天保里对面嵩庆里复发现鼠疫，可惧之甚”语。于是推定搬迁当在1911年5、6月间。

    四、有的资料需要辨伪。资料的真实性要经过作者的思考、考证和判断。有的资料由于回忆错误，也有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存在不真实、不可信的内容，特别是一些经过多人引用而成为思维定势的资料，可以趁《年谱长编》编著的机会，做一次澄清。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史研究中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蔡元培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长，因《苏报案》发生，蔡避往青岛，张元济才亲任编译所长。这种说法的唯一来源是蒋维乔1932年的回忆文章《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越来越多，当时已在馆中的高凤池和张元济的回忆文章，蔡元培为夏瑞芳写的传，都不持此说。后来王云五很明白地说过他是编译所的第三任所长（继张和高梦旦之后）。直到1949年，找不到第二个人说蔡当过编译所长。1955年蒋文被张静庐编入《中国近代出版史料》，1987年又被编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才大量被人们所引用。包括三种权威性很高的蔡元培年谱，也都把蒋文作为他们记述蔡元培为第一任编译所长的唯一依据。最后，我们看到了商务印书馆馆藏的编译所人员名册，其中没有蔡元培任职的任何记录，蔡不是商务的正式人员，何谈编译所长！

    五、要适当处理好谱主生平事业记述比例。细心的《年谱》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缺点，那就是以谱主60岁退休画一条线，分为1926年及以前和1927年及以后两个部分，他们的篇幅比例为100:107，显然比例不够协调。我们认为，年谱是一个人物一生全面、客观的写照，如果说此人退休后做的事比退休前多，即便客观上有早期资料难找，谱主寿长，退休后生活了32年且做了不少事情，但总觉有点牵强。于是我们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尽量发掘前期的资料。二是多引用谱主主持商务时期，涉及经营管理方面的史料。三是我们商定，凡是1927年及以后写的诗、文、书信，所涉内容是1926年及以前之事，把这些内容全部编入前半部分。经过这样处理，《年谱长编》中前后两部分的比例是100:85，比较合理，对此我们也感到满意。

    《年谱长编》出版后，我们已经感到有些不足和遗憾：《年谱》书前有谱主家族的世系表，从谱主向上推共列19代祖先的名号、生卒年份，这次没有编入。原来曾经想过将其作为附录，交稿时竟忘了。书中有谱主之父去世的年月日，却少写了“享年四十岁”5个字，这些细小的地方如果写作时更细心一些，读者使用时会更方便。还有我们古籍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对谱主在古籍版本、目录、校勘方面的学术成果理解不深，所引的文献是不是恰到好处，我们没有把握。现在书已经出版，在广大读者面前，我们愿意继续做小学生，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