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王子”:爱的颂歌

    1995年，美国生物学家迪安·哈默（Dean Hamer）宣称，同性恋者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与异性恋者的有显著的差别，认为受同性吸引的男同性恋者染色体的这个部位有一种形式，而异性恋的男子则有另一种形式，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性取向。另一位美国生理学家西蒙·列维（Si?鄄mon LeVay）在几年前也发现，同性恋者大脑里下垂脑中有一个使人产生饥饿、口渴、性欲等基本欲望的部分，要比异性恋者的小三倍。这些研究成果，虽在某些细节上引起过争论，但总体上对存在“同性恋基因”（Gay Gene）的看法，没有大的异议。它为同性恋的人权立法提供了依据，影响所及，使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较大发展的争取同性恋者公民权利的运动获得有力的进展。如今，同性恋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一项政治问题，许多地方的司法部门已通过禁止歧视同性恋者的法规和法律，使同性恋者在求职、住房、公共措施等方面都得到平等的待遇；许多人对同性恋者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改变，甚至不少基督教徒的父母对同性恋子女和朋友的态度都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英国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真是生不逢辰！可惜他不是活在今天，而正好活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

    维多利亚时代是社会改革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是对未来充满美好梦想的时代。但是在繁荣的同时，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令人遗憾地指出当时流行的另一种价值标准：岛国的狭隘性、实利主义，特别是对青年男女在性方面的压制竟达到无比严酷的地步。就如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在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写到的：“在那个时代，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和解放，而唯独在最基本的个人情欲方面却受到苛刻的控制。”

    要是在今天，王尔德也就不会因为和昆斯伯里侯爵九世之子、年轻诗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同性恋行为，而被判服劳役两年，以致出狱三年后就在忧郁中逝去。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前，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曾经去问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来世愿同谁交谈、倾诉内心，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奥斯卡·王尔德。”近年已有诸多的传记、戏剧、电影、画册甚至纪念雕像，希图为他恢复名誉。记者瓦尔德·基恩（Walter Kirn）在1998年5月4日的美国《新闻周刊》上的报道认为，这还不过是最早的“王尔德热的春潮”（the springtime flood of Wildeana），只是早春的一只燕子，他预言这春潮将会涨得更大。可是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已经来得太晚了，谁能使王尔德这个天才复活呢！

    不要一说起同性恋，便认定其完全无视家庭、不顾子女，王尔德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王尔德唯一的孙子、作家默林·霍兰（Merlin Holland）曾多次谴责以往人们对他祖父的误解。为了纠正这种误解或片面认识，他曾利用家庭的和私人的档案，亲自编篡了一本带有评传性质的《王尔德相册》（The Wilde Album），于1998年由亨利·霍尔德公司出版，意在表明这位生活华丽的艺术家，实际上可是“一个内心恋家的人”（a closet homebody）。

    王尔德是1884年与“年轻、庄重、神奇，有一双美妙的眼睛和一头棕黑色卷发”（王尔德致沃尔多·斯托里的信）的康斯坦斯·劳埃德（Constance Lloyd）结婚成家的，婚后第二年生了儿子西里尔（Cyril），1886年又生了第二个儿子维维安（Vyvyan）。一下子多了两个人，费用增加了。为了养家糊口，王尔德于1887－1889年参编了两年多《妇女世界》杂志（Woman's World）。虽然后来与康斯坦斯的婚姻只是保持在柏拉图式的关系上，王尔德还是很爱他的两个孩子，一直不忘自己做父亲的责任，有时间就和他们一起玩，甚至被捕后也念记这两个孩子。出狱后，他即设法给他们写信，但是他们迫于压力，说是把他的信全销毁了，康斯坦斯也拒绝让他和儿子见面，使王尔德内心感到无比的痛苦。王尔德写道：“她说她本人每年将同我见两次面，但是我要见我的两个儿子。这是一个可怕的惩罚。天哪！我真是活该如此。这使我觉得耻辱和有罪，但我不想有这种感觉。”

    虽然直至父亲被捕的1895年，两个孩子都还很小，一个是八岁，一个也只有九岁，但是维维安回忆说，他还是清楚记得他父亲是个“笑眯眯的大个子，总是穿得很高雅，同我们一起在家里的地上爬，满身都是雪茄烟味和科隆酒味”。尤其使他们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在伦敦的家中给他们唱歌和读故事书。

    王尔德不仅给两个儿子读其他作家写的童书，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他也为两个孩子创作童话。王尔德的父亲威廉·王尔德是一位文物收藏家，也是有才华的作家，还是著名的眼科和耳科专家；他的母亲简·弗朗西斯卡·埃尔基是一位诗人，又是研究凯尔特族神话和民间传说的权威，他们两人都喜欢并收集童话和民间故事。王尔德小时候一定从他的父母那里听过不少有趣的童话故事，并得到教益。这让作为作家的他这样对他的诗人朋友理查德·勒加利安纳（Richard Le Gallienne）宣称：“每个父亲都有责任为他的孩子写童话。”维维安的儿子默林·霍兰在他的《王尔德的儿子》中回忆，他父亲曾告诉他，说是王尔德和孩子一起“做游戏感到疲了的时候，他便让我们安静下来，给我们讲童话故事或冒险故事，这些故事永远说不完……他给我们讲了所有他自己写的适合我们年轻人心理的童话故事和许多其他的故事”。

    王尔德的脑子里有很多童话和民间故事，只是大多都还没有写出来发表。他曾被自己后来写出的《自私的巨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传记作家说，王尔德本人就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raconteur），他出版于1888年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有材料说《快乐王子》这个童话是在西里尔还太小、听不懂的故事时候，王尔德访问剑桥，便曾对朋友和剑桥的学生们讲了这个故事，然后回来写下来的，但一般研究者还是相信，他的童话是专为他的两个儿子创作的，尤其是《快乐王子》，被公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一篇童话。

    王尔德从结婚直至被捕，一直居住在伦敦泰特街16号（16 Tite Street）。他一般都坐在泰特街家中那临窗的书桌前写他不朽的著作，书房的窗口就朝向伦敦的街道。可以想象，《快乐王子》中小燕子“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飞着”时所看到的，即是作家自己所看到和所了解的伦敦人的生活：小燕子  “看见有钱人在他们的漂亮的住宅里作乐，乞丐们坐在大门外挨冻。他飞进阴暗的小巷里，看见那些挨饿的小孩伸出苍白的瘦脸没精打采地望着污秽的街道。在一道桥的桥洞下面躺着两个小孩，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想使身体得到一点温暖。‘我们真饿啊！’他们说。‘你们不要躺在这儿。’看守人吼道。他们只好站起来走进雨中去了。”（巴金译）

    还有童话里特别提到的那个女裁缝和她发热的孩子、那个饿得头昏眼花的年轻剧作家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沃尔夫·冯·埃克达特等在《王尔德的伦敦：恶性和德行的剪贴簿，1880—1900》（Oscar Wilde's London: A Scrapbook of Vices and Virtues, 1880-1900）中写道：“到《快乐王子》出版后三年和（另一部童话集）《石榴之家》出版的1891年，伦敦的穷人比1845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宣布维多利亚的英国有两个国家———‘富人和穷人’的那一年要多很多。”到1891年，中产阶级已经起来，但是农村和矿区移居到伦敦来的大量下层社会的病痛没有消除。还有许多为逃离祖国的糟糕处境从俄国和波兰来到伦敦平民窟的犹太人……“伦敦的工作和住房状况比英国其他城市更糟，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工人很少有工会。”卖火柴的女孩子、在犹太村“做生意讲价钱”的“年老的犹太人”，还有“穷人屋子”里的那个发热的小孩，王尔德在伦敦构架他的故事时，为描绘当代的卖火柴女孩子，心里一定曾经想到过这些。……总之，王尔德是在描绘当代文明的阴暗面———它的痛苦、邪恶习性和它施虐狂式的实利主义。

    怀着仁慈、同情和爱心，王尔德让王子尽自己的一切所能，请小燕子把自己剑柄上的红宝石和眼睛上的两颗蓝宝石都给了那些可怜之人，王子的爱即是王尔德本人的爱。在小燕子替王子传递爱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之间也产生了爱的情谊。王子爱小燕子，只希望他不离开他；小燕子也“太爱王子了”，以致直到冬天到来都“仍然不肯离开王子”。读者不妨可以注意，童话里作者称小燕子时用的都是“他”（He），称小燕子原来所爱的芦苇用的则是“她”（She），无疑，王尔德在这里也表现了他自己的同性爱倾向。

    除了这一切王尔德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和他本人的心理外，《快乐王子》的创作也受到其他作品的影响。不少研究者都提到，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和《石榴之家》这两部童话曾受安徒生、布莱克、卡莱尔等人的影响，而最主要的是受倡导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英国批评家瓦尔特·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的影响。

    在童话中，读者最初见到的“快乐王子”是一座美丽的雕像，“满身贴着薄薄的纯金叶子”，眼睛是“一对晶莹的蓝宝石”，“一只大的红宝石”嵌在他的剑柄上。他的位置，高高地耸立在城市的上空，象征他生前的那种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他所居住的“无愁宫”也是一件艺术品。每天晚上，他说：“我在大厅里领头跳舞。”

    瓦尔特·佩特在《文艺复兴》的结论中劝说：“能使这种宝石般的火焰炽热燃烧，且保持着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乃是人生的成功……在这段时间里，有的人没精打采，有的人慷慨激昂，而那些最聪慧者，至少是‘尘俗之子’中的最聪慧者，将其运用到了艺术和诗歌中……诗的激情，美的欲望，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是此类智慧之极。因为，当艺术降临你的面前，它会坦言：它除了在那稍纵即逝的时刻为你提供最高美感之外，不再给你什么。”（张岩冰译）

    快乐王子便是这样的一个审美家；追随“为艺术而艺术”的王尔德也是这样的一个审美家，他以诗的激情、美的欲望和对艺术的热爱，为读者提供“稍纵即逝的最高美感”。

    在快乐王子死去、成为一座雕像之后，他渐渐认识到“这座城市里的一切丑恶和痛苦”，于是便“忍不住哭了”。他以基督教徒的同情和爱，舍弃他自己的美的荣耀去帮助他人，最后虽然身上什么美都丧失了，但终于达到基督教徒最高的理想境界，和他所爱的小燕子一起，同在上帝的天堂歌唱并赞美上帝。这是最高的美。

    另外，王尔德在这篇童话里描写小燕子一次次地提到“要到埃及去”，研究者相信，小燕子的渴望埃及是典出法国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诗作《燕语呢喃：秋之歌》（Ce que disent les hirondelles: Chanson d’automne）。

    《燕语呢喃：秋之歌》开头描写了一派秋景：褐色的枯叶掉落在金色的草丛中；清晨和黄昏，风都很清新。可是，唉，去哪儿了呀，那灿烂的夏日？刚刚开出的金簪花戴起桔红的帽子，大丽花披上艳丽的发结，在秋日里是何等的珍贵。随后写阵雨搅动着水塘，群燕停到屋顶修整羽翼，从空中感到冬的气息。他们几百只聚在一起，诉说他们的心意。一个说：雅典的城垛上，如今是温暖如春！他要去那里，去高敞的帕台农神庙（Parthenon）上小睡，在飞檐上建造他的巢穴；一个说希望待在士麦那（Smyrna）咖啡馆的顶棚上，听朝圣者讲述门槛上那琥珀珠子的故事；一个说要在巴勒贝克（Baalbec，巴金译为“巴伯克”）太阳神庙灰白的平板上孵出他的小家庭；一个说要在罗得岛（Rhodes）骑士的幽暗柱廊的壁龛上，建起温暖舒适的家园。另一个宣称就栖在马耳他（Malta）的阳台，蔚蓝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之间；再一个则说，他的家在开罗，一座宣礼塔的僻静处：一两根细枝，一抹沃土，他的小屋便建成了……最后，诗人写道：“我完全理解他们，因为诗人本是一只鸟，但却是一只可怜的鸟，一无所有。展翅吧，去寻求青翠的春天，寻求金色的太阳！”

    不难看出，诗中燕子们向往的那些地方：不论是雅典的城垛，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爱琴海士麦那的咖啡馆，还是古罗马遗址巴勒贝克的神庙，希腊罗得岛柱廊的壁龛，以及地中海中马耳他岛的阳台和开罗的宣礼塔，都是那南方阳光灿烂、气候温和的处所，是燕子们向往的地方。可以想象，《快乐王子》里的小燕子一次次说要到埃及去，“朋友们在埃及等我”，说他们有的“正在巴伯克的太阳神庙里筑巢”，的确很可能是受这首诗的启发，然后深入加以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