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传马恩列 文载“亢慕义”

    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萌芽以来，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追溯和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时，仍然情不自禁地一次次感叹共产主义思想的载体——早期革命文献所带来的巨大能量。如果用现代话语并辅之以大众传播学的词汇，可以说，早期革命文献这种现在看来单一、当时却是唯一的印刷型红色传媒，成功地在中国社会人群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息传播乃至促进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完美地塑造了时代的精神偶像——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是红色传媒的超级力量。

    今天，这些珍贵的早期革命文献，不仅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和见证，而且作为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愈久弥香，散发出独特的人文魅力。

    李大钊：斯文和蔼的形象，激情澎湃的文章

    说到李大钊，记忆中就浮现一张照片：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眼镜后面透出温和平静的目光，密实而微翘的胡须下隐约露出紧抿的双唇。与他斯文和蔼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其激情澎湃的文章，在1916年9月《新青年》二卷一号上，李大钊发表了《青春》一文，在文中他激励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涤荡历史之积秽”，“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1979年，年届九十的许德珩老人回忆起老友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仍然难掩激动的心情，认为这篇文章启发和鼓舞了那时广大的中国青年，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1918年1月，在前任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下，李大钊被校长蔡元培聘任为北大图书馆主任，直到1922年12月离职。李大钊任主任后，尤其在五四时期，图书馆购买了一大批新潮书刊，其中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 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Communist 等十多种具有马列主义倾向的杂志，以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四十余种马列主义著作。同时，图书馆还将这些书刊在阅览室集中放置，以便学生阅览。1920年12月1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图书馆典书课通告》：“将本校所藏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之参考书二十三种，陈列本课的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披阅。”这23种书中，有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等。

    正是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树立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大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并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文章。当时的许多北大学生或在北大的工作人员，如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张申府、高君宇、范鸿劼、黄日葵、袁玉冰、何孟雄等，直接受到北大图书馆藏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影响，有的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杰出的当然是毛泽东。

    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极大的三本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毛泽东曾两次赴京，以寻找人生方向。第一次来京时，他于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曾在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即报刊阅览室工作，每天登记新到的报纸和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这15种报纸是：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日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刊》、《华文日报》、杭州《三江日报》、沈阳《盛京时报》、英文《导报》、日文《支那新报》两种和《朝日新闻》。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间非常短暂，只有半年左右。虽然位卑薪微，但他开拓了眼界，结识了新友，在此期间的所思所见对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管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指1919年12月到1920年三四月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考证，毛泽东很可能在这三种著作公开出版前就读到了译稿。毛泽东的老师和挚友黎锦熙曾在1968年的回忆：“我此次去看他时（指1920年1月4日到北京北长街平民通讯社），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这三本书的内容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共产主义是其认定的人类理想，社会主义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的目标，阶级斗争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卡尔·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恽代英译，1921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所提到的这三种书，第一种，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我曾撰文详论；第二种书《阶级争斗》，卡尔·考茨基（时译柯祖基，Karl Kautsky，1854—1938）著。考茨基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阶级争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也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展望和描绘。此书译者恽代英远为作者考茨基在中国知名。对这位著名的革命先烈，40岁以上的中国人，估计无人不晓。恽代英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原籍江苏武进人，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中国青年》杂志，即是由他创办和主编。恽代英不仅铁肩担道义，亦有妙手著文章，他所译的《阶级争斗》，明白晓畅，语言简练，鲜有当时不少作者因改用白话著文而常见的干涩和生硬。

    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序，1920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李季（1892—1967）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翻译了不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就是他翻译的。李季翻译此书时，刚从北大英文科毕业不久。这部22万字的中文译稿，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也得到了一些师长的鼎力相助。在译者序言中李季说道：“当我译这部书的时候，蒙蔡孑民先生代译好些德法文书报名，胡适之先生指示疑难之处，张申府先生改正各专名词的译音，我对于三先生是很感谢的。”蔡元培不仅帮助他翻译书报词汇，还为这位刚出茅庐的新人译述作序，序言中说：“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俄国多数派政府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是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的，还没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国辟司所增订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可以算是最适用的书了。”

    曾为当时上海各学校选为国文读本的蔡元培的序言，不仅简要地说明了此书的内容，而且体现了他对自己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作为形形色色新思潮的一种。被介绍引入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界的欢迎。正如李季在序言中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胡适先生，能为李季解答翻译中的疑难，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还有相当的知识和见解。

    红色洋善本——亢慕义斋藏书

    1921年，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北大学生在11月17日的《北大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据当时的北大学生、研究会成员罗章龙回忆：“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罗章龙还特别说明，当年对“亢慕义”进行汉语译音时，曾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取“亢”的盈、高、穷、极之义，表示理想的最高境界，故而又简称之为“亢斋”。

    据1922年2月6日《北大日刊》，研究会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

    北大图书馆现在尚存有8本亢慕义斋图书，它们是列宁的《伟大的创举》（Lenin. Die Grosse Initiative. Unionverlag Bern 1920）、《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Lenin.Der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Herausgegeben vom Westeuropäschen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Leipzig, 1920）、蔡特金和瓦勒齐合写的《反对改良主义》（Clara Zetkin und Henti Walecki. Dem Reformismus entgen.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1）、布兰特和瓦勒齐合写的《共产主义在波兰》（E. Brand und H. walecki. Der Kommunismus in Polen.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1）、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G. Sinowjew. Die Roll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Herausgegeben vom Westeuropäischen Sekretariat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0）、《德国十二天》（Zwölf Tage in Deutschland. Hamburg: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1）、《旧目标新道路》（Alte ziele Neue Wege.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2）、托洛斯基《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Trotzki. Die Fragen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2）。这些书籍由共产国际的机构“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莱比锡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和“伯尔尼联合出版社”出版，并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Veginsky，1893—1953）来华时送与“亢慕义斋”的。

    这八本图书上，还盖有珍贵的“亢慕义斋图书”印章。印章为蓝色，据罗章龙回忆，这枚印章是他设计，由素善制印的“亢斋”成员宋天放刻成的。篆文简朴、线条清晰，图章正方形，长宽各32毫米。篆文六字左右直列分二行，每行三字。这八本珍贵的图书，现在已经成为珍贵的红色“洋善本”，即使在俄罗斯或德国，也不易找到了。

    早期革命文献曾经在“文革红宝书”的泛滥下沉寂一时。如今，随着国家的开放，文化的繁荣，早期革命文献重新引起了研究界的重视：历史学家和党史研究者期望以此为依据正本清源，厘清迷雾；文物学家已把它们作为革命文物加以研究并呼吁保护；古籍版本学家逐步考证着文献的版本和价值……早期革命文献正从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坛走下，其多元化的人文价值将不断为人们发掘和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