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在进入民国后,昌明新式教育,私塾式微,白话文运动后,学生课本皆以口语白话作教材,而编写者多为旧学功底深厚又得新文学风气之先的年轻学人,所作教材便带有文言的严谨与口气的轻松,毕竟是要拿来作认知事物及识字辨意之用,启蒙之初是为奠定基础,人生的学业牢靠关系重大,不可造次马虎,误人子弟。这样认真的态度,到底令人敬佩。经过几十年岁月淘洗,社会与生活都已进步,我们拿那些旧时的课本与今天的学生课本来比较,就难免人们要起怀旧的情绪。去年买回一套上海科技文献社影印“老课本”系列,开明书店版国语课本为叶圣陶所编,丰子恺绘图,商务印书馆版国语课本由庄俞编写,张元济校订,世界书局版国语课本是魏冰心等人编,薛天汉等人校订,三种课本各不相同,各有优胜,也各具缺点,然共同处是幼稚拙朴,很有孩子气,譬如叶圣陶编国语课本,第一课《早上起来》第二课《上学去》都是看图,到第三课《先生早》才是图文配合,课文也极简单:“‘先生早。’‘小朋友,早。’”,家长看了也觉得可爱。去年小儿进入小学读书,尚未识字便先教咿咿呀呀的拼音,原本拼音是依附于文字,但我们的课文编者想当然安排这样的程序,认定先有发音才学识字的次第,却不知文字发音可以独立于拼音之外,要知道拼音的创建在我们这个国度不过百年,之前古人们并未因缺少拼音而失去识字能力。回过来再说,先学拼音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弊,可见编者自己缺乏学习能力。
今年小儿读小学二年级,报到领取课本回家,我先拿来二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阅读,这其实是件十分气恼的事,看到读本里编有34篇课文,便知孩子的课业压力,中国儿童进入学校便失去玩乐的时光,按理七岁儿童这个年龄的学习只在识字,无须将课本编造得那么长而多,背诵几首古诗词可受益终生。其余学不学两可,即便要学,也应该选择好文章授给学生,但我们的课文编选者自身的学识不高,编选的课文良莠参差,譬如课本上册第七课《一分钟》,我愿意浪费一些篇幅,去全文抄下来给读者看:
“丁零零,闹钟响了。元元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心想:再睡一分钟吧,就一分钟,不会迟到的。
过了一分钟,元元起来了。他很快地洗了脸,吃了早点,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走到十字路口,他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他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他等了好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他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跑到车站了,车子开了。他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他等啊等,一直不见汽车的影子,元元决定走到学校去。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元元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李老师看了看手表,说:‘元元,今天你迟到了20分钟。’
元元非常后悔。”
这样一段小文章,满篇竟有21个“了”字,真可谓“没完没了”,然这样低劣的文章居然收入教科书里,难怪我们受这样教材而成长的学生,作文时的遣辞造句缺少美感。
前日拿到海豚出版社影印民国彩色版“幼童文库”第一集共十册,随手翻阅便有赏心悦目的快慰,很想为这套读本说些好话。这是民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为77年前王云五先生主政商务印书馆期间所出版,而前一套500册的“小学生文库”已于民二十二年出版,按王云五《辑印<小学生文库>缘起》曰:“我国书籍汗牛充栋,然足供儿童,尤其是现代儿童阅读的,寥若晨星”,“我们为着供给识字儿童精神上的适当食物,所以从事于小学生文库的编辑”。海豚社将“幼童文库”原来四册合订为一册,因之第一集收入原先四十册,按原“幼童文库”200册来计,只需编辑五集便可收集齐全。海豚版依故事类、社会类、自然类等等共十二类合辑,方便购买者选择,又为适合今天的学生阅读而增添简体字,因而扩大开本,以使看、读、写皆有余地。
这套“幼童文库”形式颇多,譬如故事类《小鸡学啼》很似连环画,有连续的情节发展和对话;自然类《益虫》、《害虫》、《蚂蚁》则似绘本,有讲解、肢体说明、细节展现。儿童阅读时容易引出天真的想象,而与图配搭的文字童稚有趣,也适合作课文,如:“月亮团团,像个银盘。月亮弯弯,像只小船。”念读有韵,易记易懂。儿童最喜虫类,《益虫》里告诉孩子们:“有些虫类,会帮助我们除去害虫,和做别种有益的工作。我们喜欢他吗?当然是喜欢的。”语词写得如同大人与孩子的对答,又:“螳螂也是常见的昆虫。因为他会伤人,所以小朋友们都怕他。其实他会捕捉害虫,也是益虫。”这样稚拙的话语,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编写者也怀有一颗稚拙的心,才可写出童趣。
这套“幼童文库”分为单色和彩色印刷两种,当知民国早期对儿童教育极为着力,当年单色印刷虽简陋,从图画网点可知为铜版制作,颇费成本。而单版套色印刷很带有套色木刻版画的趣味,以及撞色而成的深浅浓淡效果,与今天高超的印刷技术相比,恐怕民国早年这些幼童绘本,更能引发儿童照图描摹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