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应该设为独立学科

    郭：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大学设立国学专业的建议。据说最近提出并支持这个建议的是李学勤、袁行霈、纪保成等在学术界威望很高的几位学者。但是把这个建议放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征求意见时，赞成的却只是少数，百分之六七十的评委反对。这个消息，虽没有完全获得证实，但建议被否定却是事实。对这个建议被否定，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国学明明是一个与西方学术不同的学术系统，为什么却不允许她进入现代大学设置的学科体系中呢？

    刘：关于国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我们上次也曾谈到过。前几年关于国学是否设立学科的问题，就在大学里广泛征求过意见，结果被否定了。虽然出乎意料，但仔细一想，似乎被否定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一具体化，便落实到了文、史、哲三个学科上，不是属于历史的课题，便是属于文学或属于哲学的课题。这等于说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法具体化。同时，现在大学教育制度、专业设置，都是引入的欧美或苏联的模式，是在西方学科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学中原有的内容，已经被西方的学科分类支解了。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与学科概念强化中，现存的一切，都已变成了“合理的存在”，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以一旦有人提出国学来，人们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国学是什么？”紧接着便对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并且用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对这一概念进行审核、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给予否定。

    姚：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用西方化的所谓科学观念来审查中国传统学术，就像拿着一双西洋女人的高跟鞋，来审核中国男人的脚一样，这自然是不会合适的。但不能说这脚就不是脚。另一个是从概念出发讨论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游离开事物的本身，对解决问题没有多少意义。

    郭：可是现在人们恰恰是在概念上纠缠。但概念问题越讨论越复杂，就像关于“文化”这个概念的讨论一样，本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可是一讨论，竟然出现了150多种不同的定义，更让人无所适从了。现在严格地说，许多人考虑的是国学的概念，而不是国学的本质。

    刘：陈佩斯和朱时茂关于争夺胡椒面的小品，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人开始争夺的是胡椒面，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争夺曾经放过胡椒面的空瓶子。争夺已变得没有了意义，但两人还在争。现在关于国学概念的争论，其实争的就是“空瓶子”，倒不如返回来好好思考一下国学的本质。

    郭：思考国学的本质，看来还需要把西方所谓的“科学观念”还有一些概念先搁置起来。不然，孔子也会变成西装革履的牛津大学教授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把大量西方的概念引进来，使许多中国原来的东西都变了味。比如现在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就是从西方搬来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学生都感到学习汉语语法，对学习课文和练习写作没有意义，相反对学习英语却有帮助。尽管说这套语法体系，可以解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汉语语言现象，但有百分之五解释不了，就说明是有问题的。人和猴子的基因，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差异，可是猴子是猴子，人是人，这便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不放弃西方的一套所谓科学观念，不仅“国学”无法进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就是设立了学科，也会面临许多尴尬的。比如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问题，应该如何划分。如果按这种思路走，岂不是又落入了文、史、哲分科的圈套吗？这也正是人们反对国学立专业的主要原因。

    姚：这个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比如在大学现有的学科中，有哪个学科能够代替“国学”？文、史、哲三个学科相加是否就等于“国学”？国学中的价值观念、经典智慧、思维方式等，有无学科承担其传授的任务？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既然“国学”有不可替代性，不管“概念”是否“科学”，是否合于西方的“科学观念”，设立学科都应该是必要的。

    刘：确实在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中，还没有哪个学科是可以替代国学的。有人认为只要把文、史、哲学科中的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国学”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有些学校就是采用“合”的办法，树起国学研究院或中心招牌的。但“合”了后，搞文学的仍然搞文学，搞历史的仍然搞历史，搞哲学的仍然搞哲学，三者仍不能产生融会、联系，这与分并没有什么两样。像这样构建专业，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国学”是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形态，但“合”不等于“不分”。而且国学的内容也不是现有的文、史、哲三个学科可以概括的。比如，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固然可归于“历史学科”，“集部”也可姑且归于“文学学科”，那么“子部”呢，“哲学学科”能否概括子部中复杂的内容呢？居四部之首的“经部”又该归属于哪一个学科呢？在欧美国家的大学里设有神学一科，或设有神学院，负责欧美国家民族经典——《圣经》的研究与诠释。影响我们民族几千年历史的经典，以及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智慧，为什么就不能为之设立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传授呢？

    姚：现在的学科划分，看来有点太绝对了。不管应该分不应该分，一律都要分，这与西方的思维方法有关。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分析性思维对于条理、归纳事物，搞科学研究确实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事物走向反面。就像《庄子》里所讲的倏、忽为浑沌开七窍的故事一样，浑沌的眉目是分开了，可是它的生命却消失了。国学也是这样。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中虽然说有国学的内容，但所包括的只是国学中的“支体”，在文、史、哲的划分中，国学中的灵魂早已经丢失了。就像解剖学上讲人体结构一样，虽然五脏六腑的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却无法说明生命在哪里。中国的思维是综合性、整体性的，虽说没有西方人分析的细微、条理，但所把握的往往是本质性的东西。

    刘：学科划分过细，把人的视野、器量都局限住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来，不能说与学科划分没有关系。因为很多学者都因为学科归属的原因被定了位。不要说文史哲兼容的“国学”不被认可，就是搞先秦文学的人突然来搞明清文学，也会被搞明清文学的学者认作是“圈子外的人”，而不被接纳，甚至排斥。在一次先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我发了言，当场就遭到了一个老学者的批判，随后还教训我：“你以为先秦史是好搞的？这要懂文字学，要懂训诂学，要懂考古学，要懂历史地理学……”他一连举七八个“学”，意思是：趁早回去搞你的文学去吧，不要来历史学界凑热闹。因为是老先生，我只能虚心接受教训。好在我发言的那篇文章刊登后，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的赞许，并在他的博客上向同行推荐，这才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学科间的排斥如此激烈，没有现代学科意识的“国学”又如何能被学术界接纳呢？如果设立国学学科，肯定会被一些人认作是“四不象”，甚至展开批判。

    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说设立国学学科，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自然要落实到文、史、哲三个学科上，国学等于是个空架子。但要知道，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并不是研究，研究是为教学服务的。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考虑，国学教育是培养深厚的学术功底最好的方法。上世纪前半页的一批文科的大师级人物，像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郭沫若等，无一不是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只有文史哲一体的国学知识形态，才能培养出大器量的人才来。西方式的分科教育，可以培养专家，但不能培养“鸿儒”，更难造就大师。

    郭：看来在学科设置问题上，需要有中国传统的包容精神才行。同时这里也反映了中西文化比重严重失衡的问题。西方输入的东西在大学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包括观念、思维、方法等都是西方的。即便是中国传统的内容，如音乐、美术、历史、地理等，也在西方观念的观照下，被所谓的“科学方法”格式化了。所谓“缺乏科学精神”的国学，便在这种情形下被看作了怪物，遭到了否定。但想一想，我们国家在国外还要设法成立孔子学院，为什么在国内的大学里就容不得国学专业的存在呢？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刘：如果站到人类文化视野的高度上看，就凭姚先生刚才谈到的“国学”的不可替代性一点，设立“国学”学科的理由就够充足了。从价值观的角度讲，国学是不同于西方现行价值观的一个价值系统，有利于人类文化的多维选择和思考。从知识的角度讲，国学中蕴含的人类数千年积累起来的经典智慧，对人类继续生存并追求和平、幸福的生活，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而这种价值和意义，只有在国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并且摆脱了西方观念、方法、思维等等的粗暴、控制、干涉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姚：大学设立国学学科，归纳起来有两点好处，第一，有利于承传中国几千年文明结晶而成的文化传统；第二，有利于培养文史哲融通的高档次研究人才。就凭这两点，“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无论它怎样“不科学”，“不规范”，现代大学的教育体系中都应该给它一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