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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我十分尊敬的朋友束沛德先生在八十华诞之年，出版了一部集成半个多世纪的儿童文学理论、评论文章的选集《束沛德谈儿童文学》。
束沛德对我来说，亦师亦友，既是同行和知己，又是领导，更是亲切的兄长。束沛德的文字生涯起始于他1947年（16岁）在中学念书时，这年他的微型小说作品《一个最沉痛的日子》在《中学月刊》上发表并获奖。翌年即他17岁时，已在报刊上发表了20多篇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以现在的观念衡量，他那时候还是一个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彼时他写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儿童文学。
束沛德正式与儿童文学结缘，应该是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培训及工作之后。如果从他1955年11月为中国作家协会执笔起草文件《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算起，迄今已历五十六年的漫长岁月。嗣后1956、1957年，他先后在《文艺报》发表了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和《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两文均录入《束沛德谈儿童文学》一书），前者充分显示了年轻的束沛德不畏名家权威敢陈己见的胆魄，现在看来，文章虽有某些论述不够严谨的微疵，却引发了一场颇有意义的关于童话创作的广泛论争；后者向文坛热情推介了柯岩这样一位日后成为知名文学大家的新人。而束沛德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儿童文学事业，应该是进入“新时期”、尤其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和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之后。
束沛德集领导者和评论家于一身，平时极为关注儿童文学发展趋势和动向，阅读、调研细致全面，胸中装着儿童文学的全局，站得高，看得远，善于从当代中国文学大格局的发展现状精准把握儿童文学，因此他的言论、文章和具体日常工作的指向，无不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导向作用。儿童文学在社会上长期不受重视，他就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和领导职务之契机，在作协领导集体关注和支持下，先后起草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1955）、《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1986）、《让儿童文学繁花似锦》（1996）、《中国作家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2001）等重要文件和文章，对鼓舞、指导、促进、推动新中国各个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束沛德帮助、鼓励、扶植青年文学新秀，可谓满腔热情、不遗余力，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在《束沛德谈儿童文学》一书第三辑“创作漫评”里58篇作家作品评论中，90%以上是评介文学新人或出道不久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在1957年发表评论柯岩儿童诗思想艺术特色的著名评论文章（署名舒霈）时，柯岩还是一位只有27岁、名不见经传的儿童文学青年创作新秀。就是束沛德这样一篇分量厚重的万言评论长文，使全国读者知道了这位年轻的才华出众的儿童诗女诗人，说束沛德将柯岩推上文坛并不为过。从《束沛德谈儿童文学》一书和他的其他论著中看到，现今儿童文坛极为活跃的中青年创作中坚和“干将”如曹文轩、秦文君、孙云晓、吴然、郑渊洁、冰波、黄蓓佳、董宏猷、程玮、金曾豪、常新港、郑春华、彭学军、李国伟、徐鲁、葛竞、郁秀、张牧笛等等，都得到过束沛德的悉心指点、热情鼓励和推介。
束沛德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组织领导工作，胸中始终怀有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全局，能够自始至终抓住影响发展儿童文学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或及时发出指令，或采取一些切实、得力、有效的措施，改善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发表、出版环境，扩大优秀作品的影响（如建议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刊物和报纸经常发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开辟儿童文学评论园地）；作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总设计师”（这是我的“戏称”，却是事实），在他任上，认真负责地参与主持、领导了中国作协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另一方面自己亲自动手撰写了大量理论、评论文章，其中不少文章堪称儿童文学理论评论范文，论点新颖、论据充分，文风严谨，视点深广，可谓高屋建瓴、气魄宏大，具有切实、积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例如，他写于新世纪之初（时年七十岁）的题为《新景观 大趋势——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扫描》的万言长文（载《束沛德谈儿童文学》15~23页），在认真汲取儿童文学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总结出中国（实指大陆）世纪之交（上世纪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一、二、三、四、五”，即“一道亮丽风景、两种艺术追求、三面美学旗帜、四块驰名品牌、五个创作方阵”。这“一、二、三、四、五”，确实具体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态势的调整、美学观念的变化和文学队伍的重组，也预示着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前景”。
从1986年至2007年，束沛德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大部分时间是主任委员）。在此期间，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于他杰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高度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注重言教身教、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他对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工作高度负责，时时惦记在心，为此辛勤操劳，往往事必躬亲，不舍昼夜。每次主持开会前，必认真做好各种准备，写好发言提纲，对与会者提出具体要求，决不开无准备的会。每年召开年会，他特别强调在总结好一年工作基础上，对下一年抓几件实事提出初步设想，提请会议讨论，在汲取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形成文件。他的讲话稿以及会上形成的决议性文件多是他自己亲自撰写，凡秘书起草的，他常常逐字逐句精心修改。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时，他身体不好，高洪波同志工作太忙，初选初评工作基本委托由我主持。但他和洪波同志在每个阶段都来初评组驻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听取我的汇报，及时提出指导意见。终评前，他健康状况仍欠佳，洪波则由于有作品初选入围，按严格回避的规定不能参与终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他抱病从头至尾主持了终评工作。由于初评中也有我的一本作品集入围，束沛德一再正式要我在“作品参加评奖”、“继续当评委”之间做出选择。我考虑到束沛德身体状况，实在不忍心他一个人抱病挑起主持终评的重担，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作品参评，协助他较圆满地完成了这届相当艰难的终评工作（说“相当艰难”，是因为终评中至少对三部作品出现较严重的分歧意见）。工作中我偶有不够冷静、乃至情绪失控，束沛德总是耐心找我谈话，推心置腹，像大哥哥那样做我的思想工作，帮我揭开思想疙瘩，化解矛盾。
束沛德为我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奉献，我永远敬重他。
（《束沛德谈儿童文学》，束沛德/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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