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历史的悲喜剧

    这种悲剧层层递进、可理解却无法阻止的感觉贯穿了全书，读起来扣人心弦，亦加重了本书的分量。

    ——拉纳·米特评蓝诗玲新著《鸦片战争》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英国汉学家、鲁迅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的新著《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本月在英国出版。

    一段历史，两种解读

    我们看到，此书不仅引起了英国媒体的注意，也已经在亚洲一些国家——如印度和马来西亚——获得了超出我们想象的关注。

    《鸦片战争》封面通体大红，暗衬一朵盛开的艳丽毒花，乍看如言情小说，但实为严肃史著。蓝诗玲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专授现代中国史，此前已有多部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况问题的专著出版。

    蓝女士精通英汉双语，可自如研究双方档案及两国史家的过往著作，这使她独具旁人少有的天然优势，能够同时从中英各自的视角出发，重审此战。《鸦片战争》的写作始自2007年，止于2010年。她先在中国钻研——甚至在北京旁听了一场高中历史课，记下同学们对中国落后挨打的激昂评论——而后回国，在多家英国图书馆内进行更多研究，遂有此书问世。

    印度《标准商报》日前刊发对蓝诗玲的专访，不忘先夸女汉学家的年轻，以至她的白上衣、花裙子和颈上的银链子。蓝女士说，鸦片战争“对现代中国的形成、以及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极其重要（terribly important）”。在新加坡接受马来西亚英文报纸《每日太阳报》的采访时，她也说：“如果你看看毛泽东怎样写及此战——他将鸦片战争视同现代中国历史的开端，（便会知道）它在中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结果产生了众多相关著作。”

    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爆发前，英中各有其内部的政治乱局。在英国，登基不久的维多利亚女王倾心于辉格党首相梅尔本子爵，并因坚持任命辉格妇女为贴身侍从，而在议会引发“寝宫质询”，一度导致梅尔本辞职；在中国，清朝亦苦于廷员不和，高官以夷务经验处理现代外交。一俟中英危机出现，双方本有许多机会避免事态升级，却各有掣肘，一再做出错误决定，终令炮火往还，人民涂炭。

    历史书写需要恶棍，就鸦片战争而言，此人便是查理·义律。在几部中国电影中，他皆以至恶形象出现。蓝诗玲告诉《每日太阳报》：“义律是个非常奇怪的人物。一方面，他因发动战争而被中国史书妖魔化。另一方面，他极其轻视鸦片贸易，意图将其终结。他的问题在于笃信自由贸易，认定若以鸦片事开战，便可将自由贸易加诸中国。”

    尽管如此，蓝女士并不认同义律的判断及随后的战争。在档案研究过程中，她还有一大发现，即当时的英国人并非个个赞同对华开战。“我很惊讶地看到，围绕着我国是否应该投入鸦片战争，争论曾是何等的广泛。”她说，“在当时，有许多公共舆论认为，英国不该开战，因为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关于此事有极其激烈的公开辩论。我很吃惊，因为做出开战决定的过程比我原来认为的更加复杂。”

    如今英国衰落，中国崛起，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得到的香港亦重归中国。但蓝女士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摩擦仍然存在，并且有可能导致紧张局势与冲突。“我认为许多人对鸦片战争并无足够了解。”她说，“我认为，如果你现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对鸦片战争和其他类似事件刻骨铭心，那就很难理解中国和欧洲、美国之间一次又一次爆发的紧张态势。”

    中英皆可有所收获

    蓝女士哀叹西方对中国历史所知太少，而了解英帝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却非常重要。她在英国的汉学家同行对此亦有同感。

    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9月2日在英国《卫报》刊文指出，与中国将鸦片战争视为百年耻辱之始截然不同，在英国仍然有一种顽固存在的观点，认为英国借此战使一个封闭、排外的帝国向外部世界开放。“此实为大谬。”米教授说，“清朝时代的中国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通览东西，在中亚通过征服和条约拓疆辟土，并与朝鲜、东南亚，甚至日本保持联系。亚洲以外的知识和商业网络，中国也参与其中，18世纪大盛于英格兰庄园的青花瓷可资为证。”因而，蓝诗玲所著的鸦片战争新史当可破解英人固有的坏事变好事神话。用蓝女士的话说，此战实为一出“悲喜剧”。悲剧部分乃中国因战败而起的长期受侵，直至1943年蒋介石中止外国在华特权，方告终结。喜剧部分则见于蓝诗玲以富于感情和诙谐的叙述所描写的相关历史人物:林则徐正直，自信，激情制夷；遣舰东征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子爵，则被描述为“自由贸易信奉者、纵情者、中国史书里的大恶棍。”双方在外交细节上南辕北辙的争执亦无处不在，某位高官坚持给英使璞鼎查喂食糖果，后者抗议无效，一度放言辞职。

    米特到底是精于中国史的专家，他这篇文章的看头，远在9月11日同一报系之《观察家报》所刊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的书评之上。

    米特指出，近来出现了一种趋势，力图进一步理解英帝国和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蓝诗玲的《鸦片战争》当在此列。今年早些时候，则有罗伯特·比克斯（Robert Bickers）记述鸦片战争后果的《争夺中国》（The Scramble for China），尼亚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近著《文明》（Civilization），亦重新引发讨论，问题直指18世纪以降，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较之其他体系更为成功的西方现代帝国，其中用了很大篇幅，考察17世纪与21世纪之初的中国。米先生说：“蓝诗玲的主要贡献在于，她提醒我们注意不同的世界观之存在：与其说这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两套软件无法兼容，如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读到的，每当某位英国政治家就某事提出了一种看法，某位中国官员便以完全不同的术语加以定义。这种悲剧层层递进、可理解却无法阻止的感觉贯穿全书，读起来扣人心弦，亦加重了本书的分量。”

    蓝诗玲不曾有翻案之意，有些中国学者则不然。米特说，茅海建最近在所著《天朝的崩溃》一书中，以“蛮勇”（temerity）质疑关于鸦片战争的正统叙述，为公认软弱的奸臣琦善平反，并批评历来被视为英雄的林则徐。“他的书受到了风暴般的批判，但这场争论并未像以前那样，导致这位意见不同的学者遭到清洗。”米教授写道。

    他认为，回顾这段历史，中英两国皆可有所收获。蓝诗玲的《鸦片战争》“可作用于一个至为关键的目标： 提醒英国，它的历史上有过可耻的一章，并仍然影响着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亦可通过此书，“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接受历史，而非将它变成一个简单的道德故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