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刘霄)在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与希腊作家交流活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各自的写作领域中遭遇哪些困境?读书报记者采访发现,中希文学翻译中的难题,当代诗人的难处,是中希作家所共同关心的话题。
文艺翻译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索提里斯·查理加斯花了18年来翻译《论语》、《大学》、《道德经》。从古希腊语到古汉语,这是一个语言和文化的挑战。他说:“把古代的汉语翻译成欧洲的语言,不是一般的翻译问题。首先,把古代中国的语言及其包含的精神变成现代的欧洲语言,就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比如欧洲语言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动词的格式变化,形容词、名词,各种规矩都是直接的,只要把它直接翻译过来就可以了。中国的不一样,比如‘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谁是动词?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要读中国的大量著作,不得不读大量的注解、注释,而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注释。”
文学是国家之间相互沟通最重要的渠道,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希腊小说家科斯塔斯·阿科里沃斯说:“我希望为我打开中国大门的,不是别人,而是文学。”
在当代中的希诗歌的发展趋势座谈中,希腊作家瓦西斯提出这一命题。“相对于古典希腊诗歌,新现实主义,或者叫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很难被广泛传播和流传,读者因为不明白诗是什么意思,也不爱去读。这个问题不只是希腊的,也是欧洲的。所以在诗人和读者之间便产生了一个分歧,一方面是给现在不会作诗的人任意所写,想成为现代的,能够跟人沟通的诗人,使你一方面不能脱离所谓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要能跟读者沟通,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难题。”
中国诗人王久辛认为,好的诗歌一定有神性,像上帝说需要光,于是就有了光,而他本人在做的,是正在写“蚂蚁的史诗”。他说,自己正极其关注蚂蚁一样的人类,把自己当成一个逃生者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