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拙译《百年孤独》说开去

    新经典费大劲买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版权，这一文学经典的中译本在我国终于合法出版了。在过去盗版风行的年代，拙译《百年孤独》曾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算是我跟这部佳作的一段姻缘吧。新译的出版，我获悉在报刊上和网上引起了一些有关新旧译本之间的比较和评论，我作为这部名著的老译者，也想就此发表一点浅见。我想从我自己怎么艰辛和比较慎重翻译此书开始简略地谈谈，再就一次为新译召开的“文学圆桌会”（2011年6月6日《北京晚报》）上两位先生的发言，说说我的看法。

    我学起西班牙语，并翻译起西语文学作品来，真是走过一段相当艰辛的路程。我是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1949年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因工作需要得学西班牙语。借用章诒和一种颇具风趣的说法，我是“留学生”，跟留声机学西语。学了一段，从矮子里面挑大个，我居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挑出干西语口译的活儿。与此同时，我因兴趣所致，在业余时间干起翻译西语文学作品的事来。

    “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被下放到外交部湖南攸县“五七干校”。那时斗“5·16”，我是个听话的斗士，但斗来斗去，我说了点当时显得很不得体的话：别斗得这么凶嘛。这一下闯了祸，于是在“干校”拆伙散摊之际，我被“礼送”出“干校”，经湖南大学再奉调到中央党校工作，直至离休。

    干西语口译的活儿没门儿了。幸亏在外交部同志们中间学了点西班牙语，我还可学有所用，利用它译点西语文学作品。

    现在谈译《百年孤独》的事吧。

    沈国正兄1984年送了我一本他们译的《百年孤独》。我仔细展读，被作家那支魔幻彩笔勾画出的故事迷住了。过了几年，云南人民出版社要出该书另一个版本，可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译者。我知道消息后主动请缨。出版社很相信我，答应下来。于是，我就着手译这部名著了。

    我冒冒失失争取译书，可我手头并没有这书的原著。于是，我找北京大学的赵振江教授帮忙，求他把他有的书借给我来译。他慷慨答应，我欢欢喜喜地把书借了回来。

    在动笔开译之前，我要做点准备工作。我买回高长荣译的另一个中译本，还设法购得由格雷戈里·拉巴萨翻译、原作者称赞为各种译本中译得最好的英译本。我做这事，自然是希望在翻译时学习三个译本的译者的长处，把他们译得忠实优美的地方变个法儿移植过来。可是，我也决不照抄。我对三种旧译的误译更正，漏译补上，对中译本译文似可增色之处加以润色。

    做好准备工作，开始动笔翻译。我吭哧吭哧磨了一年多，才把书译就。译完书后，我“完璧归赵”，把书还给了赵振江。就这样，我一直至今，成了个手头没有原文本的《百年孤独》的译者。

    包括《百年孤独》在内，我翻译出版过十来种西语文学作品。我自问对翻译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我怎么进行翻译，其实说来也很简单。当然，首先要靠自己对母语、西语多年积累的并不深厚的底子。然后，就靠牢牢咬住两个方面不放松。其一，西文、西英、西汉词典和百科全书不离手，有时还要找各种专业书。碰到对原文词句稍有疑问，就把这类宝贝参考书打开，把在其中沉睡的万千良师唤醒，请他们为我释疑解惑。其二，碰上连这些老师也不能驱除的拦路虎，那就得设法找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帮忙答疑。我就我对文学翻译的粗浅看法以及我怎么译《百年孤独》，曾应约写过两篇文章发表，就不在这里拖长炒现饭了。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翻译一部西语文学名著，总要设法找材料为它写个译本序。我认为，译者同时应该是介绍者。为拙译《百年孤独》作序，我尽力搜集的材料还很不够。又是北大的另一位教授，赵德明教授，主动慷慨借给我《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书，为我写译序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我这才写出了18000字长的译本序。对这译序的内容，我也不在此赘述。我希望它对读者了解作家和作品多少能有些帮助。

    书出版了，读者反映如何呢？上述两位赵教授曾经告诉过我，说他们的学生对照原文看拙译，评说拙译忠实于原文。中国人民大学为大学生编的通识教育教材《外国文学名著选读》，选了《百年孤独》第一章。在出第二版时，编者要采用拙译。我将经过修改的第一章寄去，编者在再版后记中对包括我在内的先生修订译文“认真负责、精益求精”，表示“感佩”。近来看到今年第六期《中国周刊》，才获悉在盗版风行的年月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百年孤独》三种中译本中，采用了拙译重版。我不会上网，友人告诉我，有网友说他看得起该书拙译。

    我“王婆卖瓜”式对拙译卖了一通，现在要“拆穿西洋镜”自家扬自家的丑了。

    我离休后，闲来无事，曾将拙译《百年孤独》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我向《中国周刊》的记者陈俊宇展示了那修改本。他看到了，那书上几乎每页都有改正。这样的译本，怎么能说忠实于原文哪！惭愧！

    我国的西语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可以说全都是共和国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这个队伍是一个年轻的、需要努力提高的队伍。队伍中似乎还没有出现像钱锺书那样的大师。正因为如此，我这半路出家，工作时挤出业余时间、离休后放弃休息，译出过几本西语文学作品的译者，似乎也用不着妄自菲薄，挺不起腰杆来。

    译坛，有时笔战相当热烈。前些年有同志邀我也参与一份。我深知，参与其中，弄不好招怨，而且很可能会引来“厚礼”回敬。我敬谢不敏，不去趟这浑水。我乐得置身事外，间看目下风波，彼此和和气气，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次，恭逢《百年孤独》新译出版，与我无关，但因我也译过这书，又好似有关。我陷在这种似有似无的魔幻现实境地里，终于也忍不住想闯闯“雷区”，参与听说就此已有的一些争论。

    西语专家、外国文学专家陈众议，多年前有一次碰到我，就拙译《百年孤独》，居高临下斥责我：“你看，你头一句就译错了！”说罢扬长而去。这一次就范译开“文学圆桌会”，他又举译作的头一句话，同样未经深思熟虑，说范晔“仔细”，译得好。他的这一次恶评一次好评都错在何处，已经有林一安先生为文仔细分析过了。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拿译作的头一句话，匆匆一锤定音，这么损，这么捧。这样的评译家评译，据我看是十分轻率的。

    陈先生就范译不只捧这句话。他还说，范译的另一句话译得“很忠实”。那好，让我们摆出这句话的原文和范晔的译文，再拿拙译作陪衬，来仔细研究一番。

    原文：“Está hirviendo.”

    范译：“它在烧。”

    拙译：“这东西滚开着哩。”

    西班牙人说话，有时省掉主语，其义自明。按中文习惯，要添上主语。范添“它”，我添“这东西”，都没有错。但我觉得，我添的主语合中文习惯一些。另外，小奥雷良诺用手搁上冰块吓得马上缩回来。他没有见过“滚开着”的这庞然大物，害怕“这东西”。因此，“这东西”蕴含有“潜台词”，不像“它”那样干巴巴的。我把“这东西”的添词译法海吹了一通，其实“这东西”不是我的创造，我是从高译里学来的。我不敢掠美。以下，“在烧”，“滚开着”，是关键词。拿“hervir”这词根来找词典吧。词典里这词只有“沸腾”、“滚开”的释义，绝对没有“烧”的释义。因此，这句话范译不是如陈先生所说的译得“很忠实”，而是译得“很不忠实”，译错了。陈先生却偏找范晔译错的句子来赞扬。这是为他扬名呢，还是越俎代庖，代替他显他的不足呢？这么瞎吹捧，是否有损陈先生作为指点文字的专家的清誉呢？这么做对一个年青译者的扎实成长有什么好处呢？

    陈先生还说：翻译“信、达、雅有时候时矛盾的。当然那个‘雅’主要是针对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有时候是不雅的，里面会有很多的脏话”。明明是在谈翻译，他怎么一下转到作家的创作上去了。好吧，我就随着他的“魔笛”的音调，转换主题，转到创作上去吧。我认为，“雅”并非主要针对古典文学，它也针对现代文学。二者都有雅和不雅的，其区别不过是一个用文言一个用白话写出罢了。“雅”这个词，古腔古调，据我看，就文学作品来说，也就不过是说文章写得好，文情并茂，情寓于文，读者读起来击节叹赏而已。就我们谈着的《百年孤独》来说吧，聂鲁达评说作者马尔克斯是“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的语言大师”。你说他的文字雅不雅呢？我说雅。不雅，他怎么能登文学诺奖这“大雅之堂”呢？现代文学里面会有很多脏话，那是三流作者写来“忽悠”读者的。《百年孤独》里是不是也有很多脏话呢？没有。作家写情状物，脏话多吗？作品里对话不多，其中脏话多吗？说到底，作家不过是变换写作手法，把男女之间的私事多写了一点点而已。“让喇叭花重新开放”，有似《西厢记》里的“露滴牡丹开”，这算脏话吗？如果把这些都算作不雅的脏话，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就只能说这么看事情的，是十足的道学家了。

    资深媒体人梁文道说《百年孤独》的老译本：“不是译得不好”，接着马上说“那个年代好像翻译者调动的语言资源不够用”。既然这样，也就难说老译者能译得好啰。我翻译时仔细参考了先我译的两种译本，我可并没感到其译者患有梁先生所说的毛病。就拙译来说，尽管我深知我的译文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仍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的译文可算是当代的、鲜活的白话。让今天的读者看看吧，我的译文有哪些不入时的。我可并不感到我译这书时，能调动的语言资源不够用。书出版还不到20年嘛，20年的变化就那么快，那时的语言跟今天的就已经很不同了吗？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形成之后，是相当稳固的。我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成书都几百年了，语调确实不同于今天的了，但仍常读常新，滋养着一代代的读者。我少年时代曾在乡下上过几年私塾，读四书古文。那时候学到的东西，今天仍在影响着我。拙译《百年孤独》，有时会露出一点点现在可能不常用，但仍明白易懂的词句。这是不是我调动的语言资源不够用，要去找老一点的词句呢？不，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看，我能调动的语言资源更丰富一点呢？就看译文这么处理是否读来顺口并不失原意，能否为读者接受。就马尔克斯来说吧。我作为译者，深感他词汇量丰富，还佩服他会随手造出些明白易懂的新词，但他的作品里可用词汇，绝大部分仍是从他老祖宗起一直传下来的呀。是的，语言也在变，但变得很慢。如果按照梁先生的说法，20年的变动，语言就大有变化了。那么，曹禺1933年写出的《雷雨》今天演出，是不是就应改台词了呢？

    新出了年轻译者范晔译的《百年孤独》。我粗粗看了一点范译。看得出来，范晔是努力了的，他是想把书译好译忠实的。至于他的译笔如何，我这与他同译一书的译者，不愿作出评论。

    新经典买得《百年孤独》中译本的版权，从此一花独放，免得杂草丛生。可是，翻译不同于创作。作家出版一本书，自然只此一家，盗他的版违法。译作能有多家。拿《百年孤独》来说，理想的境界应是让为数不多的“众花竞放”，并欢迎新花迭出，让读者去“萝卜白菜，各喜各爱”地选择。但这是理想境界而已。我国参加了国际版权保护公约，自然是应该维护这独放的花。人家毕竟是费了大力、出了大钱才买得这版权的呀。

    名作当然应该不断重译。我早就说过，我衷心企盼后来的译者译出高水准的《百年孤独》译本来。就拙译来说，即使没有《伯尔尼公约》的阻挡，我觉得也不值得出书，连我从头到尾改过一遍的本子也不值得出。经过这次这书的新译出版引起的争论引发我的思考，我觉得我要设法弄一本原文本来，根据原文本参考英译本和中译本，其中当然也包括范译，再仔仔细细地修改一遍译文。来日修改出来，复印几份送给与我有些关系的出版社。这也算了了我想译好《百年孤独》的一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