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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外电，突然一条黑体字短讯映入笔者眼帘：阿根廷著名物理学家、作家、画家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ábato，1911—2011）先生已于今年4月30日仙逝。人寿几近百岁，按照中国的传统理念，应称喜丧，家人是该面露笑容的；但笔者曾于199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会见过这位拉美心理现实主义文学巨擘，忆及先生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及其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心中仍不免惆怅……西班牙语文学界又坠落了一个璀璨星座，遗憾何似！
萨瓦托于1911年6月24日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罗哈斯镇，父母均为意大利移民。兄弟11人，他行十；性格内向。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物理学，获物理数学博士学位。后赴巴黎深造，在居里研究所工作。回国后历任物理学研究员、教授，公余进行文学创作。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隧道》（1948，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近年曾在我国电视频道播出）、《英雄与坟墓》（1961，代表作，有中译），文学评论集《作家与幽灵》（1963）等。1984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长篇小说《英雄与坟墓》是一部着力探讨人性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作家塑造的女青年亚历杭德拉和男青年马丁，始终在为寻求解脱人生忧虑和破解人生之谜的途径而不懈地努力，并且怀有渴求了解人的本质和天地万物之源的热望（见中译本介绍）。由于作家精通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本书具有强烈的心理分析色彩。在写作技巧方面，叙事人物的多元化和叙事方式的立体交叉是小说的一大特色。
萨瓦托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画家。他的油画，色彩阴暗，笔法粗犷，形象逼真而扭曲，含义深沉，令人回味无穷。我国《世界文学》杂志曾以显著篇幅介绍过萨瓦托的画作，颇获好评。
1992年7月，我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考察拉美文学。一安顿下来，我就广泛结交阿根廷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朋友。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我有幸会见了阿根廷以及拉美不少著名作家，如阿根廷的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1914—1999，1990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大卫·比尼亚斯（1929—）、贝尔纳多·科尔顿（1915—），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1994年塞万提斯文学奖、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洛斯·托尔内（1929—），巴拉圭的艾尔维奥·罗梅罗（1926—，诗人，20世纪60年代曾来华访问），等等。当然，我急于拜见的还有这位文品和人品均受人敬仰的萨瓦托先生。然而，我听阿根廷友人说，先生虽年事已高，仍笔耕不辍，但极喜清静，婉谢一切访客；再说，他夫人玛蒂尔德女士身体违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宜打扰……
我虽然失望，但也理解先生的心情，于是就耐心地等待着。我新近结交的阿根廷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格拉西埃拉·马图罗女士是先生的挚友，何不请她出面求情呢？何况，我手头还持有两张由我国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画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的高莽先生精心绘制的萨瓦托彩色水墨画像，没准“惺惺惜惺惺”，画家萨瓦托对中国画一感兴趣，就把我给捎上了呢？
这一招果然奏效，好消息终于来了。1994年2月8日上午，我去马图罗女士寓所。她一见到我，便很高兴地对我说：“林，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萨瓦托答应见你了！说定了：12日上午，我们去拜访萨瓦托先生！”
先生的寓所不在市区，而在布市西郊“二月三日”县桑托斯卢加雷斯镇（镇名Santos Lugares，意为“圣地”）。
2月12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虽说在阿根廷已是夏季，但似乎没有国内夏日常见的灼热与骄阳，倒像是北京金色的秋天。我和马图罗女士先坐地铁到布市雷蒂罗火车站，然后坐火车抵达桑托斯卢加雷斯。它虽是一个小镇，却十分幽静整洁，道路整齐规则，两旁是高大挺拔的树木，一块块碧绿的草地连成一片，显得格外郁郁葱葱。一家家院子错落有致，点缀着红、白、黄、紫各色小花，更觉生意盎然。
不多久，我们便走到了一个大院。马图罗女士说：“这便是先生家。”我定睛细看，但见高大的铁栅栏门紧紧地闭着，里面草木苍翠，有好几棵粗大的蓝桉树竟有三四层楼那么高，直耸云天，仿佛一排英武的卫兵；往后才是房舍，真是庭院深深……
马图罗按了按铁门上的电铃，对讲器里马上传出一个苍老然而平和亲切的声音：“您哪一位？”马图罗通报后，那声音立即回答：“请等一下，我这就来。”我猜想这一定是作家本人的嗓音。阿根廷人家的门户，大多是自动关闭的。根据一般惯例，访客只需通报姓名后，随着电铃声，把门轻轻一推，便可进去。主人亲自来开门迎接，足见对我们今天来访的重视。
正说话间，我瞥见里面房门倏然打开，闪出一个高大、瘦削但却矫捷的身影，然后健步如飞，一下子就来到我们面前，亲自开了门，互致敬意后，把我们迎了进去。
这正是萨瓦托先生本人。他跟我在报章杂志、书籍电视里看到的一模一样：颀长瘦削，头发稀疏苍白，因患眼疾常戴一副墨镜。那天先生身穿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衣，十分朴素。寒暄间，笔者觉得他思路敏捷，腿脚灵便，哪像一个83岁的老人！
我们走进先生的会客厅。除了先生夫人玛蒂尔德女士、一个保姆之外，还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青年。我送给先生一听中国福建乌龙茶（西方人较爱喝红茶，我想乌龙茶也许接近他们的口味），送给夫人一方中国苏州真丝头巾，他们非常高兴，非常喜欢。接着，我小心翼翼地把高莽先生绘制的那两幅萨瓦托画像从皮包里取了出来，展现在众人眼前：萨翁穿着一件白衬衣，外套一件深红色的毛衣，目光正视前方，炯炯有神，双手握着一本书，耷拉在腹前，仿佛在思考、构思着什么……画家见到中国画家笔下自己的画像，情不自禁地十分激动、兴奋。他上看下看，左瞧右瞧，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再瞧瞧画，末了，笑吟吟地对我说：“很像我！很像我！只是把我画得太好看了。回去请告诉这位先生，我衷心感谢他！”我请作家在画上题词，签上大名。作家略加思索，提笔就写下了一句话，也许是因为视力欠佳，他的字和视力更差的博尔赫斯一样，也很纤小：“衷心祝愿《世界文学》杂志繁荣，萨瓦托，1994年2月12日。”事毕，我收起一张画，准备带回国内，向高先生交差；另一幅就馈赠作家。作为答礼，作家拿出《英雄与坟墓》和《作家与幽灵》两书的原文版，题词签名后赠送笔者。保姆端上咖啡、摆上点心之后，我们便开始了文学探讨的正题。
作家早年研究和教授物理学，后专事文学创作，这有点像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个中缘由究竟如何，我得问个明白。不料先生微微一笑，不徐不疾地答道：“关于我事业上的转变，我曾经讲过多次，写过多次。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两难选择，曾让我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让我十分痛苦。但是我最终还是下决心放弃安定可靠的教授生活，投身文学，因为我认为，科学是人对现实的看法，但排除自我；而艺术也是人对现实的看法，但不排除自我。文学对现实有一种幻想，有一种憧憬，文学家的职责就是鼓励读者去实现这种幻想，去实现这种憧憬，以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
笔者听罢，暗暗佩服，顺便向先生介绍他的作品在中国的情况，说：“您的《英雄与坟墓》，作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的一种，已经在敝国翻译出版。此次我到阿根廷来，住在布市玻利瓦尔大街，离总统府玫瑰宫不远，又离莱萨玛公园很近，这些地方，您在小说里都详细描写过，我感到很亲切。”
“是的，亚历杭德拉和马丁初次会面就在那个公园。那地方很幽静，我也常常去。现在那儿有一个博物馆，当年我们从英国人那里缴获的武器有很多在里面陈列。玻利瓦尔大街很古老，19世纪初英国人从拉普拉塔河东岸登陆后，就是从这条街杀进布市的。小说创作，情节人物可以虚构，但历史地理却务必力求真实。”
我们正说得投机，不料那位瘫痪青年也插嘴参加了我们的讨论。这时，萨瓦托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小伙子是我们街坊，他原本是个工人，在一次事故中腰部受了重伤，就坐上轮椅，以车代步了。不过，他一直爱读书，还爱读我的书，而且还挺痴迷的。这不，他拿着我一本新版的书，追着我签名来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青年不是先生的家人，只是一名普通的读者，还是一名瘫痪的读者。先生不是谢绝一切访客的吗？何以对这位小伙子这么开恩呢？
小伙子的一番话，解了我的疑虑。他望着先生慈祥的面容说：“是啊，我打小就钦佩您。您每出一本书，我就买一本，而且都请您签名。您的《英雄与坟墓》现在出了第16版，是您最后修订版，我赶紧抢买了一本，就找您给签名来了。要是到4月份国际书展上再找您去签，我可就发愁了。”布市的国际书展一年一度，均在市中心举行。小伙子腿脚不便，长途跋涉自然困难。对于这么一位忠诚的特殊读者，心地宽厚的萨瓦托先生是不忍心拒之门外的。后来，我才了解到，受到格外照顾的，还有好几位。当然，有礼貌的阿根廷人是不会随便打扰先生的。
看得出来，小伙子这时是既满意又感激，精神特别振奋。再说，小镇上来了个中国人，而且还会讲他们的语言西班牙语，他觉得新鲜，又听说中国也编了萨瓦托先生的书，更觉好奇，他天真地问：“你们中国也理解我们吗？理解先生的书吗？”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中国简直是远在天边的国度。我回答说：“我们中国像你们一样敬佩萨瓦托先生，喜欢他的作品。北京电视台甚至还播放过根据他的小说《隧道》改编的电影呢。”
大家正谈得高兴，小伙子忽然脸上泛出红晕。他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我要方便一下了。”话音刚落，只见萨瓦托先生蓦地从椅子旁站起来，一个箭步就走到小伙子跟前。在场的另一名男士就是我，我也不敢怠慢，立即从沙发边站起来，抢在萨瓦托先生之前，推着轮椅朝卫生间走去。此时，萨瓦托先生则一把接过保姆递过来的尿盆，我们俩共同把瘫痪青年送进卫生间。等他方便完了，我推着他出来，又回到了会客厅。先生欣慰地微微一笑，又继续进行我们这场别开生面的国际文学对话。
多少年了，先生健步如飞、谈笑风生的神采，平易近人、助人为乐的胸怀，睿智深刻、别具一格的学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令我起敬，永远不会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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