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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文章，尤其是学者的文章，往往会在某一时段汇编成册，以此作为其一个创作或思想阶段的总结和积累，至于名目，则常取为“文集”、“文辑”、“文丛”、“文选”、“文录”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一种特别的是叫“文存”。
“文存”这个名称曾经十分火爆，那是中国现代出版史堪称丰收的时节，这种名目的出版不妨视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晶，其时最为称著的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位旗手的“文存”，即《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此后的“文存”出版，亦可谓随之大兴，即使是到了后“五四”时代亦时有新品问世。至于目下，随着“思想家淡出”和“学问家凸显”时代的到来，其遂渐成绝响。
《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
《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硕果，也是彼时中国思想界的标杆性存在。
《独秀文存》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自出版始至10年之后已达10版，即从1922年初版至1934年出至第10版，是书收入陈独秀从1915年至1921年所写的文章273篇，全书分为“论文”（其中著名的有《文学革命论》、《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等）、“随感录”（较为著名的如《林纾的留声机器》、《太监与缠足》、《男女同校与议员》、《民主党与共产党》等），此外是“通信”。陈独秀曾在《自序》中称：“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于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这一番表白也是此后“文存”大量出现和存在的“充足理由”。
《独秀文存》的序言是蔡元培撰写的，后来蔡回忆说：“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至于当年出版《独秀文存》的上海亚东图书馆，现在的读者很可能会误会它是一座图书馆，其实它是一个书局而已，老板汪孟邹与陈独秀都是安徽同乡，“亚东”也是汪听从了陈的建议而创办的。它最初因经销“五四”新文化运动营垒北大的书籍而立足于上海滩，陈独秀由蔡元培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更委托“亚东”为北大出版物在上海的总经销，而当时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也都交由“亚东”经销，甚至《新青年》也一直由其销售。后来陈独秀索性把《每周评论》、《新潮》这些北大的刊物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俨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此后，汪孟邹的“亚东”还与发轫之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联系（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后来还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192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就是陈独秀让汪孟邹筹措纸张印刷并发行的，也是在那时，“亚东”出版了《独秀文存》（平装4册，精装2册）。
彼时陈独秀是名噪一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因此受到北洋政府的监视和忌恨，出版他的书显然是需要有一定胆量的。当然，当时也只能是在上海这种五光十色的半殖民地大城市才有这种可能。其时上海已然是中国出版业的中心，租界当局标榜“出版自由”，出版商也要追随时代潮流，虽说如此，就在编订了这部书的目录和陈独秀写毕《自序》时，陈独秀就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后经蔡元培、胡适、李石曾、李大钊等的援救，陈才被释放。不久《独秀文存》出版，汪原放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还是心有余悸，他说：“出《独秀文存》时，真是颤颤惊惊！他8月被捕，我们9月发排，11月出书，这是与政府顶风而上的，‘亚东’怎能不担心！”
《独秀文存》第一次印了3000部，这在当时已经是惊人的数字，不及一月即销售一空，同年又加印3000部，此后随着作者的命运，这部《文存》跌宕起伏，也不知印了多少册。却说《独秀文存》的第一集所谈多涉及“五四”话语的民主与科学，其为时代潮流，而潮流所及庶几成为了“普适”的常识，也就但说无妨，但《独秀文存》拟印的第二集却是陈独秀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倾向之后的文章汇集，这就让“亚东”也为之束手了。于是《独秀文存》尽管是“畅销书”，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陈独秀却时常困于经济拮据，他是以稿费补贴一家的生活的，而稿费往往又是预支的，陈独秀就这样欠了“亚东”许多债。陈独秀落魄之后，特别是他被国民党关押之后，思及这笔欠债，狱中的陈独秀茶饭不香，于是他嘱咐探监的汪原放重印《独秀文存》以结账，汪原放遵其嘱，又重印了《独秀文存》，当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读者们阅读此时的这部《独秀文存》，已是别有风味了，不过，重印的《独秀文存》却因有了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序言而平添了凝重的色泽。当时蔡元培参与营救陈独秀，因此与杨杏佛共同受到国民党南京党部的严重警告（谓其“循于私情，曲加辩护，为反动张目”等等），但蔡仍然为《独秀文存》写序，还特地嘱咐“亚东”将其手迹以铜版影印，且加盖“孑民”的印章，以示郑重。
一部《独秀文存》，由是可谓风雨如晦，从其1922年出版之后，印刷凡10次，发行则长达30年有余，期间作者本人则多次锒铛入狱，最后又在抗战时因贫病去世，但人虽然去了，书却长存，且一直属于“畅销书”，有人估计累计先后印至3万余部，直到1952年因全国搜查“托派”进而肃清“托派思想”而被查禁，又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终获解禁。如今，重印的《独秀文存》（由陈独秀家乡的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外，更有了方便读者的《〈独秀文存〉选》（一为王观泉导读，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丛书之一，陈平原主编，第9种）等。
同由“亚东”出版的，则是《胡适文存》。《胡适文存》第1集先由北大出版部于1921年出版，第2集则由亚东图书馆于1924年出版，第3集由亚东图书馆于1930年出版，此后有一《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是书后删省为《胡适文存》第4集，那是1953年由台北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了。这就是《胡适文存》的出版经过。其中，“亚东”也曾出版过《胡适文存》的初集（1921年12月，4卷4册），此后陆续出版了第2集（4卷）、第3集（9卷），至于何以取名为“文存”，胡适在《自序》中解释说：这“是我这十年来的文章，因为有好几篇不曾收入，故名为《文存》”，其中，可分为“论文学的文”、“带点讲学性质的文章”以及“杂文”，大多数都是已经发表过的。胡适编这部书比较省心，因为文章是由“亚东”的伙计们在平时收集起来的，最后交由胡适审阅，然后编好目录就印行了。《胡适论学近著》的出版，据胡适解释，是“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在这个时候不便收集印行”，所以抽取出学术性质的部分，后来才重新归入《胡适文存》。
4集《胡适文存》收入了胡适在1949年以前的诸多重要论著，它也是胡适学术研究中的精华篇章，从出版到再版，不知凡几，其影响也就不可小视。陈西滢（陈源）在1927年撰文推选“新文学”的十部杰作，列于首位的就是《胡适文存》，此后一直到沧桑鼎革，胡适仓皇离去，随即“清算”胡适思想，这部《文存》也就无处可觅了。
一晃，应了毛泽东的话，对胡适的批判，是“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然而不及21世纪，就在胡适批判运动的25年之后，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1979年开始，时值“五四运动”60周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的呼唤下，当年那个胡适也被重新提了出来。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率先在内部印行了《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这两册“内部发行”的胡适文选（下册即是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随即成为人们久违的“畅销书”，而在此之前，商务印书馆亦开始酝酿《胡适文存》的重新出版，但这一出版计划却遭到了当时主管者的反对，以致《胡适文存》几度已经排好版和出了校样，最后仍然被叫停。时间到了1986年，重新提出开启“现代化”建设，学界也是风生水起，不过，学界却不能方便地读到当年胡适的文字，如当时陈平原在北大读博士，导师是王瑶先生，他们共同研究和撰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不得不四处搜集胡适的著作，好在“得来全不费工夫”，至今让他仍然感到得意的，是他在中国书店花300元买到了当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胡适文存》3集12册，再后来，胡适家乡的安徽黄山书社，用简体横批重新出版了《胡适文存》。
如今，阅读胡适的文字已不再是难事了，现在岂止《文存》，是《全集》也已有了。却说胡适著作的各种版本之中，有一《胡适早年文存》，由周质平编选，台湾远流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中收录了胡适1906年到1909年在《竞业旬报》发表的文字和他1910 年到1915年在《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的文章，这是研究胡适早期思想的重要材料了。
《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这一对姊妹出版物，透过它们的命运，可以展示中国现代出版史和思想史的丰富画面。
其它民国时期“文存”
在民国“文存”大兴之时，所谓林林总总，其俨然是检阅民国思想和学术的一队排兵。
“文存”首推思想家，如《师复文存》，是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复的作品。其时思想家和学者相合，可谓大气淋漓，一身集思想家、学者、教育家乃至文人者，不可胜数，因此，其“文存”遂呈繁盛之状，如《孟邻文存》（蒋梦麟）、《杨杏佛文存》、《谦之文存》（朱谦之）、《楚伧文存》（叶楚伧）、《孟和文存》（陶孟和）等，所谓不绝如缕。
上述“文存”各有其学术背景，如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和北平社会调查所，曾主持多项社会调查，因此他的《文存》中的文章多为讨论中国社会问题并体现出“通过调查改革社会”的主张，也较集中地突显了其关注社会底层问题的一贯主张。再如《唐钺文存》，唐钺是中国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存》的主旨是“潜心于科学分析之术，以探讨事实为的”，关于取名为“文存”，其云：“‘文存’的名称并不是20世纪的中国才有的，所以并不新鲜，虽则有些人认为新鲜，这两个字到了此时已经沾上了好些不相干的联想。”这或许是说当时的“文存”，已经让人有很多“联想”了。
这所谓“联想”，可能就不是作“高头讲章”或取“正襟危坐”姿态来看视之了。换言之，“文存”也是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了。
其时的“文存”，未必皆有思想或学术的“沉重”，它可能是“养心”或“养眼”的轻松读物，这如章衣萍的《衣萍文存》（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出版初集，天下书店1947年出版二集），如其所自言（《自序》），所以名为“文存”，“这并没有冒牌《胡适文存》的意思，他老人家的文章，大都是说理的文字居多，而我的文章乃大半是抒情的，就是说理的文字也带些抒情的影子。这册小书，是为青年而选的。我希望这小书可作为学校国文补充读本，不，就是自修也可以的，我的文字似乎觉得还有一点迷力，不至于使读的人讨厌。我以为写文章同抽香烟一样，是一种嗜好。能够写文章写成瘾，文章也就可以写好了。许多人不明白这种道理，以为写文章同吃药一样，应该耐得苦。本来吃药也不是坏事，但是耐苦究竟拂人之性，我们要文章写得好，应该是有一点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沉醉的精神。许多学校的作文所以教不好，就是因为他们那些教员不知道教学生乐于作文，而是教学生苦于作文。试想，教师出一些干燥的题目，例如我们徽州至今还有荒谬的校长出‘学而时习之’等的题目，学生怎样能欢迎呢?出题目作文，不是好法子，在讲堂上作文，也不是好法子。是我们要学生喜欢作文，要学生把文章做的好，应该养成学生一些文学趣味。自由读书、自由作文，不，也要有一点限制，就是注意学生的思想不致腐败，堕废，而且有毒。我是绩溪人，我的家乡多山，正如铁民所说，‘家家都能开门见山，——山是秀丽的山，几乎每座山上都有花，有树，有泉，有石，有岩，有谷，有岗，有壑，有种种清脆的鸟声，不平庸，也不怪癖。’他又说，‘绩溪的水，更可爱了。那样的明净，那样的灵动，那涟漪，那涓涓的微波，任谁见了都会陶醉的吧。’是的，我的文章，如果有一点好处，那是我们美丽的山川给我的，虽然我已经十四年不回家了。”
以《桃色的衣裳》和《情书一束》大名爆起的章衣萍，他的“文存”就不是“说理”似的沉重和吃紧，而是率真大胆、自然有趣，也就是说是讲性情的，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存”，也就当然归于“畅销书”了。
民国时期出版的“文存”，比较特殊的是报人的“文存”。一般地说，报人的文章，是“断烂报章”，是只有时效性而无学术性的，其实这是不对的。报人的文字，虽然没有思想家和学者那样严谨和缜密，也没有文人那样富于情趣和可读性，却是时代的呼声和呐喊，以及社会的彰显。民国大报，首推《大公报》，则《大公报》有两部《文存》，一为《季鸾文存》，一为《芸生文存》。张季鸾、王芸生，是《大公报》的两枝大笔，也是这张报纸的灵魂，以及民国新闻界的代表。1944年11月，张季鸾逝世3年之后，《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存世的惟一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于当时是抗战比较艰难的时期，书是由土纸印刷的，字体也很小，难以辨认，但是其价值却不菲，因是此书在初版之后，又多次被重印和再版，最近的是1989年上海书店的影印版。《芸生文存》后来又有第2集的《由统一到抗战》，可惜至今尚未见有再版。
民国的“文存”属于女子的并不多见，有之则当属《没累文存》，其为杨没累女士的遗著，由其恋人朱谦之编选，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出版。提起杨没累，可能许多人惘然不识了，不过，说起丁玲笔下描绘的若干女子形象（如“莎菲”的女伴“毓芳”的原型，就是其人了）。
也是在“五四”那个时节，有多少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在憧憬着未来，渴望“新生活”和“新世界”，他们开始试验、探险，“新村”、“少年中国”、“工读互助团”等等，其中很多人检视和反省人类的枷锁，视国家、家庭、婚姻等为渊薮，于是竞相宣誓不结婚等，朱、杨两位，就过起了柏拉图式的同居生活，这个所谓“同居”，是非婚方式的，两人谈论理想和事业，却没有凡人的一面。杨女士曾是学者郑天挺先生的高足，对乐律很有研究，可惜因为肺病31岁就去世了，此前丁玲曾亲见了这两位在西湖葛岭山下实践“吟风弄月，傍花随柳，一方面和社会政治隔绝，一方面与爱人默默俱化”的人间仙境的生活经过，而一部《没累文存》，正是其写照。
欲识“五四”青年，最好将《谦之文存》与《没累文存》并读，彼时北大的朱谦之一如众多青年才俊，在思想上取无政府主义，他和黄凌霜、巴金等皆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朱谦之是其密友，然而两人的思想，后来却大相径庭，由是也见出其《文存》的思想史价值了。
晚近出版的“文存”
晚近出版的“文存”，时过境迁，已大多成为文集之属。这其中，有中共历史人物《萧楚女文存》以及烈士和作家的《邱东平文存》等，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如《王实味文存》。此外，则多属作家、学者的“文存”—— 李敖、王蒙、王小波、杨义、龚育之……不胜枚举。有以室名命名的，如《铢庵文存》（瞿兑之）、《来燕榭文存》（黄裳）、《清园文存》（王元化）、《冬青书屋文存》（卞孝萱）等等。
关于20世纪中国经典作家及学者的文章辑存，所谓“文存”，亦有《洵美文存》（邵洵美）、《林徽因文存》、《凌叔华文存》、《陈世骧文存》、《萧珊文存》、《许君远文存》、《陈企霞文存》、《徐复观文存》等，乃至19世纪以降之政治家和学者等的“文存”，其作者有褚辅成、杜亚泉、任鸿隽、张耀曾、陆澹安、朱希祖、齐如山、屈万里等。
至于最近出版的“文存”，有一套“遗忘的文丛”系列，收入有《陈纪滢文存》、《蒋廷黻文存》、《程沧波文存》、《毛子水文存》四种（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年版）。所以标名为“遗忘”，是四名作者果真是我们揆违有时了，而他们的著作大都没有在大陆结集出版过，至于报人陈纪滢、程沧波，学者蒋廷黻、毛子水，都是我们的历史和学术不能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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