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文学小传·荷兰图书寻踪

    从黄金时代到20世纪“三巨头”

    到16世纪，用荷兰语写作的作家仍然不多，“伊拉斯谟是用拉丁语写作的，而且对荷兰本地乡土语言并无信心。”［迈耶］但1579年，低地国家的北方七省成立乌德勒支同盟，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两年后宣布独立。荷兰共和国由此进入无与伦比的“黄金时代”。独立不过50年，尼德兰成了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阿姆斯特丹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到1648年已有15万人口，堪称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17世纪上半叶，荷兰已拥有商船一万六千艘，占全欧洲商船吨位的五分之四，为英国的四或五倍，法国的七倍，相当于当时海上四强英、法、葡、西的总和。1600年至1800年间，共有9641艘船从欧洲驶向亚洲，其中近一半，即4720艘来自荷兰。［马柯］

    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民族自豪感日渐加强，荷兰语终于获得高度重视。1584年，斯皮赫尔出版了《荷兰语语法对话录》，影响深远。宽容之风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受迫害者和良心犯，荷兰文化达到了顶峰，举凡诗歌、戏剧、哲学、数学和美术领域，莫不豪杰尽出，群星闪耀，泽被后世。荷兰不仅是西欧和中欧文化交流的中介，此时亦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在整个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乌德勒支大学吸引了全欧学生就读，法、德两国学者亦纷纷来到低地国执教。［赫伊津哈］莱顿和阿姆斯特丹享有较大的出版自由，也使两市成为开明世界的出版中心。［迈耶］伽利略的著作，约翰·洛克的《论宽容》均在此出版；斯宾诺莎的祖上是逃离伊比利亚的犹太人，最终安居荷兰；法国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亦曾侨居荷兰近30年，在此出版了他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其名言“我思故我在” （Je pense donc je suis）便出自1637年在莱顿出版的《方法论》一书。

    人民同样如此，纷纷以热爱艺术为荣，不爱艺术为耻。一位英国游客写道，你无法找到一位没有收藏油画的荷兰修鞋匠。［赫伊津哈］

    冯德尔、霍夫特、布雷德罗和惠更斯，乃黄金时代荷兰文学的四驾马车。相传伦勃朗就是在看了冯德尔的剧作《阿姆斯特尔的海斯布雷赫特》后，才创作出了他伟大的画作《夜巡》。不过，冯德尔固然“无可争辩地是17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却没有一部作品在“深入体察人性本质或者认识人的心理复杂性上能同莎士比亚的最好剧本媲美”。［迈耶］

    随着军事上的连续失败，黄金时代也走向了末路。18世纪是停滞的时期，文学成就乏善可陈。但1782年，诞生了荷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萨拉·布尔格哈特小姐传》，由两位心心相印、住在一起的女作家伊丽莎白·沃尔夫和阿赫雅·代肯合作写成。此书意在警世，如其前言所述：“任何过分的活泼都足以危害哪怕是最好的姑娘，或者使她们掉进最可悲的灾难深渊中去。”

    但荷兰的出版商依旧贡献巨大。没有他们的工作，黑暗恐怕会更长久地笼罩欧洲。作为启蒙思想的中介，阿姆斯特丹一如既往地为全欧洲的禁书提供复活服务。伏尔泰曾七次到访此城，在此出书。他看到，“荷兰人把书籍生意、纺织品买卖看成一回事，他们毫不在意出书内容，有钱赚即可。微辞归微辞，在伏尔泰眼里阿姆斯特丹是灵感之源，是实现启蒙乌托邦理想的试验田。”［马柯］

    1795年，法国占领了荷兰。“在低地国家的历史上，除了1940年至1945年那几年以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像19世纪初期那样悲惨的时期。国家生活衰败到了极点……就文学而言，法国统治时期是颗粒无收的灾荒年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国民生活备受压制和法国当局推行严厉的检查制度。”［迈耶］1860年，荷兰文学终于迎来了它最伟大的作品：穆尔塔图里的《马克斯·哈弗拉尔》。它一经问世，“马上获得巨大成功，而且经久不衰，直至今日。它已成为毫无争议的荷兰文学的经典之作，而且至今仍然生气勃勃、劲头十足，依然能够激发读者感情。”［迈耶］

    穆尔塔图里是爱德华·道维斯·德克尔的笔名，意为“备尝辛酸者”。《马克斯·哈弗拉尔》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阿姆斯特丹咖啡商德劳格斯托佩尔对老同学夏尔曼的作品所作的评述，第二部分是夏尔曼笔下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的年轻职员哈弗拉尔。第三部分则是爪哇恋人沙伊查和阿丁达的遭遇。小说结构看似混乱，实际上极为巧妙，同时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影响了后世无数的荷兰作家，并成为外译最多的荷兰语小说。施辉业、潘鑫亮合译的《马格斯·哈弗拉尔》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乃第一部重要的荷兰文学作品中译本。

    19世纪的“80年代运动”经常被视作荷兰文学的开端，但后辈作家，如社会主义者赫尔曼·霍尔特等，认为它仍然与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然主义、新历史小说、新浪漫主义和现代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荷兰文学斑驳的风景。阿瑟·范斯亨德尔、费迪南·波德维克和西蒙·维斯代克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三巨头，尤其是后者，“20世纪前半叶，不但在比利时，而且在荷兰，所有的作家都被西蒙·维斯代克的天才照耀得黯然失色……（他是）现代荷兰文学的最伟大的巨匠”。［迈耶］以笔名涅斯契奥（意思是“我不知道”）闻名的JHF·赫隆洛于1911年发表了小说《寄生虫》，七年后又与另外两部中篇结集为《小诗人·寄生虫·小巨人》，当时没啥反响，但他注定将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读者心醉神迷。

    战争的爆发成了分水岭。德国从1940年到1945年占领荷兰，纳粹意识形态统领一切，1942年成立了“文化协会”，只有加入该协会的作家才能发表作品，“结果，在1942年到1946年之间，连一本重要的书都没有出版。”［迈耶］新的三巨头在战后出现，读书报在不久前刊发的《荷兰文学见闻录》介绍过他们：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海拉特·雷弗和哈里·穆里施。穆大师的小说已有中译，赫尔曼斯和雷弗的作品或许也将很快在中国出版。21世纪初，他们相继离世，又一代三巨头正在成长，塞斯·诺特博姆、阿德里安·范迪斯和阿侬·格伦伯格的名字已经获得了广泛承认。在中国，诺特博姆的名字已经为人所知，他已有三本中译小说出版。范迪斯将马上携其《遇上一只狗》出现在北京，格伦伯格登陆的日子料也不会太远了。

    在荷兰举足轻重的大报《NRC商报》曾在2007年评选出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十部荷兰小说，或可作为一份便捷的参考。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刚刚熟悉不久的名字，如穆尔塔图里、涅斯契奥、赫尔曼斯、雷弗、穆里施，以及通过《荷兰文学见闻录》结识的卡德尔·阿卜杜拉和J·贝恩勒夫，但其中还有一部作品或应特别提及，即JJ·福斯奎尔（1926-2008）的《办公室》。我曾听到许多荷兰人谈及此作。《办公室》洋洋七大卷，逾5000页，出版于1996年至2000年，主人公名叫马丁·科宁，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故事的基础是福斯奎尔本人在皇家荷兰艺术与科学院的30年职场生涯——“一份也许永远无法满足你内心需要的工作，相反，它会把你吸干，吸空。你或会以为其他人与你想法一样，那么和他们共事也许不至难熬，可事实上，这只会更糟。”

    长远的视野，开阔的图书

    作为2011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荷兰选择了“开阔的风景·开阔的图书”为主题。23位作家将来到北京，其中有七位小说家：出生在伊朗的卡德尔·阿卜杜拉，去年的都柏林文学奖得主赫尔布兰德·巴克尔，《恍惚》的作者J·贝恩勒夫，《遇上一只狗》的作者阿德里安·范迪斯，《杰作》的作者安娜·恩奎斯特，《晚餐》的作者赫尔曼·科赫和《灭顶》的作者玛格丽特·德默尔；一位诗人：现任荷兰桂冠诗人拉姆赛·纳斯尔；七位童书作家或插画家：安娜玛丽·范哈林根，汉斯和莫妮卡·哈亨，劳伦蒂安王妃，西伯·波斯图马，迪特尔和英格丽·舒伯特；八位非虚构类作家：物理学家桑德尔·柏斯，历史学家、《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和《苦涩的结合：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出离婚戏剧 》作者包乐史，生物学家米达斯·德克斯，心理学家杜威·德拉埃斯马，地质学家萨洛蒙·克罗宁伯格，记者和历史学家黑特·马柯，历史学家、《角斗士：历史上最致命的游戏》和《古罗马帝王之死》的作者菲克·梅尔，以及历史学家、《邪恶与神圣的色彩：中世纪及之后的色彩意蕴》作者赫尔曼·普雷。

    他们极好地诠释了“开阔”二字的意义，尤其是非虚构类作家，他们的目光决不仅仅停留在自己那片小而精致的国土之上，翻来覆去地讴歌风车、运河和木鞋，而是放眼更广阔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约翰·赫伊津哈（1872-1945）是荷兰20世纪最著名的欧洲文化学者，现代文化史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多部重要作品，如《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十七世纪的荷兰文明》和《中世纪的秋天》均已在中国出版，其深刻的思想、高贵的从容和优美的语言，足以令人迷醉。

    黑特·马柯的《在欧洲》集历史、游记和回忆录于一身，刚刚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张晓红中译本。此书乃荷兰的大畅销书，2004年问世以来，已经卖出了40余万册。马柯此前的《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的小传》——亦由张晓红汉译，花城出版——同样引人入胜，栩栩如生地解读了这座奇妙城市的性格。马先生说，阿姆斯特丹少有纪念碑式的殿堂，因为“宏大建筑计划的实施离不开大一统政体的扶持……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心态问题，宏伟壮丽、装腔作势不符合荷兰中产阶级的性格、风貌……高大建筑表现恢宏气势，同时也制造声势，它绝对与城市心理格格不入。”

    至于阿姆斯特丹臭名昭著的红灯区，马柯认为，这不仅是出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历史陋习，也是城市性格的表现。“阿姆斯特丹有着独特的风纪，其中含有自由意味。”1759年，意大利著名流氓卡萨诺瓦访问阿姆斯特丹，深为大姑娘可以在城中独自四处走动而震惊不已。市长让十四岁的女儿陪他坐马车上剧院，则使卡萨诺瓦更感惊奇。“我知道，在别的地方女孩与男子单独外出不符合惯例，”姑娘对他说，“但是在这里我们学会自立。”当卡叔叔试探性地吻她的手时，她反问道：“为什么吻手？”反而送上红唇。后生可畏，猎艳老手就此被18世纪的洛丽塔吓退，灰溜溜地离开了伟大的、风情万种的阿姆斯特丹。

    2005年，时任阿姆斯特丹理论物理研究院院长的桑德尔·柏斯决定将艰深理论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他撰写的小册子《等式：知识的图标》在这一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多种语言译本相继问世。两年后，他再接再厉，又推出了《非常相对论：图解指南》（Very Special Relativity: An Illustrated Guide，“Special”在此为双关语；其繁体中文版《图解爱因斯坦相对论》已于2009年在台湾地区出版）。

    两个月前，柏斯在阿姆斯特丹告诉我，他尝试通过自己的书，让科学重新回到文化的心脏地带。“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因为我们通过科学了解到的东西，已经在我们是谁和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方面，改变了我们的观念。”柏先生说，“我要是写科学书，那就想把它做成一本靓书，设计得美，看上去帅，人们可以把这本书放在自家餐桌上，谈论它。”柏斯老师的书的确好看。《等式》一书中介绍了十七个数学等式，代表着人类发现史上一个又一个的转折点。它们往往各自独占一页，红底白字，醒目如海报，精致如徽标。

    柏老师告诉我，大学同时为学生提供科学和人文教育非常重要——他本人在大学的课程就是面向全体学生，而非仅为理工科讲授。他说，科学与技术有所交集，但并不重合。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常常说到“知识社会”，而如果要建立一个知识社会，技术固然必须，但科学意味着理解和愿望，意味着长远的视野，因而更为重要。

    另一位荷兰作家萨洛蒙·克罗宁伯格的著作《人类尺度：一万年后的地球》同样体现了这种长远视野。殷瑜汉译此书中文版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6月出版。这是一本挑战流行观念，甚至有些政治不正确的书。在地质学家克罗宁伯格看来，无论海平面升高还是降低，也无论气候变暖还是又一个冰期将注定来临，在地球的尺度面前，都不过是一丝小小的波纹。“也许400代以后的人类会为我们现在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感到高兴，他们的秋天因此而变得不太寒冷。”

    克老师说，某次他参加大学论坛，忽然有个年轻人从观众席快步近前，抓住他的衣领吼道：您知道不知道，您不久将要为几千名遇难者负责？！

    在我的想像中，这个年轻人一会儿变成了前任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一会儿变成了荷兰王妃劳伦蒂安，他们以皆以其作品——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或童书《芬尼先生》——不断警告人类要为气候变暖赎罪。愤怒的青年或许还将变成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他戴着潜水镜浮出印度洋，脱下一只脚蹼，扔向了克罗宁伯格。

    读完《人类尺度》之后，我多少不再那么焦虑。未来也许没有那么糟，我们的负罪感也许不需要那么强，而且有理由不必再为各种各样的低碳产品付出额外的开销。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无论如何，如果见到克老师，我会对他说，过一种简朴的生活，难道不是更好吗？

    引用书目：

    ［迈耶］：《低地国家文学史》，RP·迈耶著，李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赫伊津哈］：《17世纪的荷兰文明》，约翰·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0；

    ［马柯］：《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的小传》，黑特·马柯著，张晓红译，花城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