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崩溃，其实没那么简单

    1911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革命党人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策划，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几次或大或小的暴动、起义。其中以武昌起义影响最为深远。在随后短短41天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14个省市先后宣布“独立”。这种“一夫呼而山河应”的历史推力，使清朝的统治在瞬间土崩瓦解。

    清朝的崩溃给我们的感觉是那么迅速、那么突然，其实其过程绝非像以往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么简单抽象。与很多讲述辛亥革命的图书不同，《辛亥往事》一书开篇不提革命，却从清政府改革派力量首先切题。”

    书中这样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力量格局：“现代与传统，内部和外部，共同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走向。对于革命党人来说：他们左手走向共和，右手驱除鞑虏，但在革命实施过程中发现，还是右手更给力；对于体制内的改革阵营来说，他们已经认识到‘世界是平的’，专制无出路，宪政能强国；而帝国政府，从慈禧太后到摄政王，搞改革是真的，揽权也是真，抓紧枪杆子更是真；而对广大底层民众来说，君宪与共和，差不多都没听说过，对于他们，‘活着’才是硬道理；至于西方列强，本就没有帮助中国往好处发展的义务，却有乱中获利的原始冲动，中国革命与否，对他们来说不重要，永恒的利益才是行动基本点。”

    从清政府的角度说，其灭亡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权力的绝对化造成的。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极权制帝国，清政府处理危急事件的窘迫无招、对权力的无限制追逐，扩大了这个政权的对立面，不断加速其走向灭亡。到清末其腐败的程度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辛亥往事》中摘录了一段有梁启超对清末社会的描述：“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然而，社会整体性腐败、民怨沸腾是表象，政府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才是关键，不仅削弱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更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清朝末期社会急剧变化，尤其是面对西方政治思想文明的强烈冲击，迫于内外压力，在满清贵族的主导下，以维护清王朝的皇权永固为目的，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举措，然而这些举措却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因此被一些史学家称之为“假新政”。其实推行“新政”关键还在于“分权”与否，满清贵族对分权是极为排斥的，他们不甘心失去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掌控，更不愿意使国君处于“虚君”地位，对失去权力他们总感到莫大的恐惧。这也就决定了晚清政府从体制内实现专制向宪政转型成了一个极其难以操作的系统工程。而当时的社会主流阶层，包括一些知识精英、有产阶层、地方士绅等，甚至还有一批政府官员对清政府的态度和能力也是大失所望，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表达自己立场和背叛。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在清朝灭亡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从辛亥革命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强有力的革命领导集体出现，孙中山等革命党元勋多数时候是在海外做一些革命理论引导、策动和呼吁，虽然参加有具体的起义领导活动，但是所占比例不大。散见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不统一，内部会党林立，互不统属，类似一个有相同政治主张的松散联盟。单靠他们不可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在“不开国会，就革命”一章，章首有这样的开篇之言，可谓切中肯綮：“只靠海外或海归的革命党人能推翻清政府？不可能。加上少数有革命思想的新军呢？也不能。再有底层民变？还是不能。但当知识精英、有产阶层、地方士绅也对清政府失望，附和革命洪流时，这个答案就是肯定的。”

    所以，在清王朝崩溃的过程中，革命党人组织的革命活动起到的是至关重要的“催化剂”作用。武昌起义成功催化了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起义，尤其是南方革命势力猛烈爆发引导了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走向共和，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势。这就是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这场社会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书中有言：“清末的最后十年，在性质上与传统王朝已发生很大变化，它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之一，当然这种准现代性并不是统治者有意打造的，而是西方强势介入中国的副产品，是民族、民主精英积极寻求强国出路的历史回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空前的革命被孕育了。”

    历史具有多面性。李刚的《辛亥往事》一书，让我们看到了那段历史的不同侧面，认识也更加鲜活真实。这里没有学究式的拷问，有的只是你难以想见的故事；这里没有枯燥的陈述，只有辛辣的笔法。在这里，你深陷其中，你潸然泪下，你激愤不已，你纠结于心，你慨叹无数……历史能够告诉你的，就让这本书告诉你。

    《辛亥往事》 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8月， 定价 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