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英姿勃发的年轻人

    2002年，老友徐庆束为纪念他的父亲徐永煐百年诞辰，邀我参加素材搜集和调查访问，出版了《百年永煐——深挚的怀念》纪念文集。在徐家家庭相册里，发现了这张摄于1924年的清华学校甲子级 (1924年为甲子年)同学毕业照。

    照片里66位年轻人个个英姿勃发，一开始我们仅辨认出新中国外交家徐永煐、法学家梅汝璈、新中国国际贸易开创者和领导人冀朝鼎、外贸专家章裕昌(章友江)革命烈士施滉、外贸专家胡敦元、物理学家周培源等7人。后又陆续辨认出考古学家梁思永、音乐家黄自和语言学家李方桂等3人。确认梁思永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将照片拿给1980年代曾与我在考古所共事的王世民先生辨认才确定下来。王世民长期担任夏鼐的秘书，1950年代与梁思永同在考古所工作。照片里辨认出的10人排列如下:前排坐地者左一为梅汝璈、左二为李方桂、左四为黄自、右一为章裕昌(章友江)；站立者第一排左一为冀朝鼎、左四为施滉、左五为胡敦元; 站立者最后一排右四为周培源、右五为梁思永;倒数第二排右五为徐永煐。他们中还有文学家饶孟侃、水电专家黄毓贤、铁道专家张乔蔷、化学家张洪源、心理学家周先庚……可惜我们无法将他们一一辨认出来。一届毕业生中荟萃如此多人才，在当时清华并非个别。人们习惯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称为“老清华”,一个“老”字，饱含多少记忆和感情!

    清华24甲子级学生多为1916年由各省推荐选送和学校公开招考入校，年龄在12岁左右，许多学生为来自江浙闽粤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宦士绅、商人地主家庭。即使是被称为清华“最穷困学生”的施滉，也是出身云南教师家庭。过去被视为畏途的留洋和被轻贱为“蕃语”的外语，此时已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学者吴宓是清华1916级毕业生，他的父亲对吴宓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出一些学生家长心态:“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

    当时，清华入学竞争十分激烈，原国民党战将孙立人1914年考入清华。他所在的安徽只取5名，考生却有上千!入校后的淘汰率也相当高。清华考试频繁，无论四年中等科毕业晋升高等科，还是四年高等科毕业派遣留美，都须经严格考试而定，宁缺毋滥。管理也严格，有些规定，如禁止学生在校园走路时吃零食和在宿舍读小说，以今天眼光看简直匪夷所思。诗人朱湘曾插班24甲子级，因忙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社团活动，中途退学。24甲子级同学1916年入校后，1917年合影留念，人数为85人。到1924年拍甲子级同学毕业照时，还有66人。冀朝鼎来自山西，和他同时入学的其他5名山西同学都因学习不行被开除。如此“过五关，斩六将”杀出的毕业生，自然非同一般。不过，24级同学并不以此自傲。早期《清华周刊》刊有《清华各级级风》一文，其中写道:“甲子级有一种最显著的级风就是客气，和蔼可亲，谦逊有礼，很少神气得不可一世的人。” 

    清华24级同学大多要相处8年，感情自然非比寻常。这段时期，是他们世界观形成，奠定人生走向的重要阶段。

    物理学家周培源1919年经考试由江苏保送清华，插班甲子级学习。虽年龄不大，却稳重厚道，曾任甲子级级长，同学亲切地称他为“老周”。“老周”喜欢体育运动，拿手项目是中距离跑，在学校运动会上曾获3英里，1英里和880码比赛项目冠军，并参加华北运动会。“老周”还参加了“科学社”，升入高等科后已能写出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论文。

    音乐家黄自1916年进清华后，即参加学校童子军笛鼓队，并在管乐队中吹单簧管，在唱歌团中唱男高音，他还学习了钢琴、和声，为走上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学家饶孟侃1916年入清华读书，加入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清华文学社，后成为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鼎足而立的新月派健将。

    法学家梅汝璈与24级同学黄育贤 (后名黄毓贤)、徐永煐同为江西老乡。入学后第二年暑假，他们忽发奇想，相约脱离学校，一起到江西农村去“安家落户”，准备走边读书，边教育农民的“耕读主义”道路。谁知三人刚到南昌，黄育贤就先打了退堂鼓，接着梅汝璈也被家人叫回，仅剩徐永煐一人流落街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梅汝璈和徐永煐、黄育贤用红笔(代替血书)写了张大字报贴在清华中等科墙上，由于年级低，没引起注意。他们几次准备进城游行，都被阻挡在城外。梅汝璈二战后任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东京主持审判日本战犯。在他力主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战犯被送上绞架。

    外交家徐永煐在清华期间，与施滉、冀朝鼎、周先庚、梅汝璈等组织进步社团“唯真”学会，施滉任会长。施滉1930年代初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曾领导保定师范学潮和高蠡农民暴动。1933年因叛徒出卖，惨遭国民党杀害。为一睹领袖风采，了解国共两党主张，1923年2月，徐永煐与施滉、何永吉在广州分别拜见了孙中山和正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李大钊，聆听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看法。几位年轻人即使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领袖也并不盲目崇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和分析，不但发问，更有批评建言。孙中山则直言不讳，侃侃而谈，态度平易真诚。通过与孙、李交谈，徐永煐对两位领袖做了比较:“我们对孙(中山)很钦佩，但和孙说话，觉得是随随便便，不如大钊同志那么沉着、有条理、清楚。”1927年4月，徐永煐在美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美共中国局书记。解放初，徐永煐主持《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他物色的主要译者金岳霖、钱钟书都毕业于清华。在他看来，清华人的英文确实好。

    新中国外贸事业开创者冀朝鼎在清华期间曾与徐永煐师从清华武术教育家李剑秋学过三年拳术。冀朝鼎1941年从美返国，受党指派，以外贸专才身份见信于孔祥和熙，任职其麾下，为党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秘密情报。1944年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冀朝鼎全程陪同。冀向华提供了大量国民党政府包括蒋介石个人贪污腐败的情况。华回国后，公开强烈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指出美国政府不应该帮助他们。美国政府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共，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延安为此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由此揭开中共对美外交序幕。

    1924年5月23日晚7时，24甲子级同学宴请全校教职员，举办毕业话别晚会。有好事者以《甲子级师生话别记略》为题，在1924年6月6日第317期《清华周刊》上撰文记述当晚盛况:“在清华礼堂，毕业生代表首先发言，感谢老师八年教育之恩。随后教务长张彭春、校长曹云祥、讲师梁启超等先后‘致训’。梁启超以老师兼家长(梁启超为梁思永之父-笔者)双重身份发言，时间最长。他认为，清华学生‘食民之脂，饮民之膏’(指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的返还款筹办清华学校)，故对社会应尽之责‘尤不可逭’。他谆谆告诫即将留美的24级清华学子应注意三点:‘一曰，为社会服务计，为自身生存计，宜立志做第一流学问家，毋为半瓶醋;二曰，不可忘中国为世界最不幸国家之一，美国为世界最侥幸国家之一，美国所得之学问不能囫囵吞枣而施之于中国;三曰，美国国情既有异于中国，而于学问之应用，不可削趾适履矣，人格上之修养，更有同然者。故吾人应留心，毋为处歌舞升平之国之人格所化。吾人应努力，为苦心奋斗的人格之修养焉。’” 

    在历史长河中，百年不过一瞬。在新旧时代转型的历史舞台上，清华24甲子级毕业生没有辜负梁老先生的嘱托和期望,演绎出精彩人生。给后人留下渐行渐远、耐人寻味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