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章培恒先生

    《书城》杂志2009年3月刊登了对章培恒先生的访谈，有一段写道：

    《书城》：从1952年起，复旦中文系之所以形成现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主要靠的是什么力量？ 

    章：复旦以前有个学生叫颜海平，她现在在美国一个大学当教授，前些时候有人访问她，她说朱东润先生是复旦中文系学术上的灵魂，这个话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朱先生他一个是有理论，一个是外文好，一个是古代文史的基础好，所以如果以后复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够这样，那大概说朱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学术的灵魂，这个话我想是对的。”

    我是在美国，一个深夜，第一次看到了这份访谈。章培恒先生在作这个访谈时，看来知道我已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字里行间，他是骄傲的——复旦式骄傲，完全没有国际名校之类的夸耀之词，淡淡一句：以前有个学生……他是关怀的，在访谈中，为我和复旦中文的精神联系，留下了文字，亦即永久的见证。与朱东润先生1983年所赠书法一样，与贾植芳先生的往来信件一样，这一段文字使我永远回得去，使得复旦中文的精神世界里，永远有容我生命之处。他是期待的，以他在中国人文学界扛鼎之地位，来阐释我对朱东润先生的直觉性理解，也寄望于复旦中文系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这关怀和期待和个人有关，又是完全超出个人的。读完后，在旖色佳小城的深夜，一个人默坐书房，震动，惶恐，被深深的思念淹没。

    我对他的记忆有三：大学时代，听他说话，江浙口音，不仅是句句清楚，而是字字清楚。我向他求教，往往语不达辞、辞不达意，他总是听完全，简明回答。对女学生之教导，与对男学生有所不同，交流中有一种无言的温和距离，一种老师长者对晚辈女性学人的温和距离，内核里是一种细致的善待、蕴藉的尊重。国外求学，硕士毕业后回沪探亲，去古籍所看望他。他坐在两张堆满书的长桌间，书堆遮住了窗户，就像埋在大堆的书籍里，听我说话，听得完完全全，包括我讲清楚的和我讲不清楚的一切。然后温和地告诉我，希望我回国后，进行比较人文研究，把比较文学搞起来。他向我介绍了几位重要学者，拿过一个旧信封，在背面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字迹优美，我保存至今。之后，每次回沪，总是先阅读关于他的报道，他的文章和著作。总想到去看他的，但总是诸事繁杂、各种纷扰。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后，回沪时更想去看他，未能实现时，安慰自己今后还有机会，直到现在。

    章培恒先生6月7日，端午后一天逝世。复旦大学网站以全黑色纪念。我正在上海。去母亲处晚餐，母亲将特意保留的一份《读书周报》给我，上面有一篇同窗写的纪念文章。我没说话。拿着报纸，回到住所，无法工作，坐至夜半。

    复旦大学的恩师朱东润先生和谢希德先生去世前一年，我在沪时都曾前去，我记得和他们最后一面的一切，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关爱嘱托。与贾植芳先生亦有这最后一面的。唯于章培恒先生，我没能有这最后一面，内心之恸，只能永远埋在心底。我想告诉先生，学生回来了。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