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的发展模式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许都不会不说自己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奔跑，而他们发展的共同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现代化为主要理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要途径，以英美为效仿和赶超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选择也并无二致。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对发展笃信不疑，但我们还是经常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回答“什么是发展”。根据安迪·萨姆纳和迈克尔·特赖布的总结，“发展”有三种定义。定义一，发展是指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过程，可简称为发展的“社会转型说”。定义二，发展是指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的活动，可简称为发展的“干预行动说”。定义三，发展是指西方现代性的统治性话语，可简称为发展的“西方话语说”。对于前两种定义我们屡见不鲜，它们也正体现在中国目前主流的发展思想中，而第三种定义则与前两种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是指将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强加给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地区，因而导致了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很多后现代的理论家和反全球化的行动者都坚持这一定义，包括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马吉德·拉纳玛（Majid Rahnema）和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等，而本书作者埃斯科瓦尔对这一定义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其代表作《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就是对这一定义最为全面和最为彻底的诠释。

    坚持第三种定义的学者大多受到当代法国伟大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所提出的话语分析方法的启示。话语分析工具是为了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给出解释，即某些表征如何占据了支配地位，如何永无休止地形塑着现实被构想和被作用的方式。埃斯科瓦尔正是将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发展研究领域，对控制和统治社会的发展体制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剖析和批判。

    在《遭遇发展》一书中，埃斯科瓦尔首先旗帜鲜明地表示，欠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在1945年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是二战后衍生出来的话语产物，其本质为西方的发明。而全球贫困的问题化带来了制定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理念与标准的新战略的需要。新战略认为消除贫困的方法就是经济增长，因此，发展就成了不言自明的通用真理；现代化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陈旧价值和制度的力量；工业化和城市化被看作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提出的美国全球战略的“第四点计划”就是这种新战略的具体体现。因此，埃斯科瓦尔指出，应该将发展看作一种话语，一种历史的产物。发展是资本、技术、人口、资源、财政、产业、教育、文化、组织等这些要素、机构和实践之间建立了关系后的系统化、整体性的结果。这些关系建立起了一个话语实践，为游戏制定了规则。发展正是通过话语生产了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发现和制造了“异常”，并迫使他们变成发展计划和发展项目中“被发展的群体”，而其中隐含的正是第一世界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一整套话语组织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埃斯科瓦尔对二战后主导了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路径的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文化批判和话语分析。他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出现不是由于认识、理论、制度或者方法论上的进步，而是由于某一个历史局面改变了经济话语的存在方式，从而为新目标、新概念和新方法论的建立创造了可能性。发展经济学的话语始终处于不断制造现实的动态变化和转型过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永远是为了西方发展话语的整体需要，是为了维持西方发展体制的霸权主义支配体系。

    埃斯科瓦尔将国际组织和国内机构为了实现短期或中期目标而规划和实施的各种发展计划和项目（亦称发展干预）作为载体，分析了发展话语通过实践得以运用的过程，特别是发展话语通过实践进行的扩散以及发展干预行动所生产的相互关联的知识类型和权力形式。在发展干预最为常见的农村发展、妇女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发展话语通过全景敞视将农民、妇女和环境置于发展机器的有效凝视之下，从而使得农民、妇女和环境成为展览品，成为发展要服务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发展机器通过技术化凝视呈现出显著的生产力：它不仅进一步稳固了国家的地位，而且将它应当解决的很多问题去政治化了，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从而可以托付给发展专家来进行理性决策和管理。

    在对发展话语解构和批判的基础上，埃斯科瓦尔探讨了发展表征体制的转型问题。他认为，对于发展研究来说，尤其需要从发展科学中抽身出来，以及部分地、策略性地脱离常规性的西方一般认识模式，以便为其他类型的知识与经验腾出空间。例如，在现代性危机下，拉丁美洲等地区出现的“混杂文化”应该成为文化肯定的模式。而对于替代方案，埃斯科瓦尔认为，我们不应该期冀寻求宏大的替代模式和替代战略，而需要考察在具体环境中可能的替代表征和替代实践，尤其是，这些替代表征和替代实践存在于混杂文化、集体行动和政治动员的背景之中。从混杂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第三世界人民的实践策略和抵制发展干预的多种形式中，可能会涌现出建设经济、解决基本需求问题以及组成社会群体的其他方式。在此基础上，构想一个具有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的后发展时代。

    本书对发展话语体制的霸权统治和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对分析和思考中国的发展现实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国近30年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脱离西方话语和西方思想的权力支配，因为我们践行的一直是西方支配下的发展主义道路。理论家和政治家充分利用了发展的问题化和技术化的策略，即要向人们展示：任何发展计划与发展项目都是建立在对问题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而且经济学家主导了这一游戏过程。支配这一游戏的是GDP增长和快速的经济逻辑以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的政治逻辑。而对于那些内聚生活方式、制度和文化于整体的地方性模型，被以“发展”之名的挖掘机、钻井、烟囱和现代生产所摧毁。在普世化、主流化和中心化的一元模型越来越强烈地统治人们的发展意识时，我们应该再次思考如何给埃斯科瓦尔建议的本土模型和混杂模型以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发展主义的思维定势，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他者、对待历史和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生活与知识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对待发展的真正核心，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