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理论的“浪花”与“潜流”

    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对于西方政治理论著作的译介蔚成潮流，对这些图书的热读也构成了知识界、读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最近译林出版社推出由北京大学教授李强先生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译丛”首批图书8种，受到学界和读者追捧，我们隐隐看到了一个新的丛书品牌正在浮现。日前，记者采访了李强先生，请他介绍了这套书的选编思路，以及他对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些新思考。

    读书报：您在“西方政治思想译丛”序言中说，组织翻译这套书是为了弥补国内政治理论翻译中的某种缺憾，您说的缺憾具体是指什么？

    李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界译介西方政治理论著作蔚然成风，而在其中占到最大比例的，则是当代人的作品，像罗尔斯、诺齐克等大名鼎鼎的学者，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学者的著作，都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对政治思想史的翻译则显得相对不足。产生这种情形有其原因。第一，当代理论关注现实问题，往往有较高知名度，读者会更加认同。第二，自严复引进进化论以来，国人对“进步”的观念坚信不移，认定新学问必然代表知识进化的更高阶段，包含更高、更全面的真理。但是，这种厚今薄古、贵近贱远的倾向，往往会忽略政治理论中一些最深层的问题，往往使我们无法从历史的视角理解西方政治理论，这是我们当前政治理论翻译中一个比较大的缺憾。从历史的视角理解政治理论十分重要。一个大的文明，从文明发端时便会有一些基本的关于政治秩序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这些文明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变化中，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会对新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从而在不同时期会出现新的政治理论。我们可以对政治理论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基本框架和某个新时期的政治理论作这样一个比喻：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思想可被比作大江大河，它随时会掀起一些浪花，但浪花只是河流的表面，表面之下，才是河流的主体，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些浪花，而要进入水面深处去认识这条河流。

    读书报：那么，对于政治理论这个领域来说，何为浪花，何为潜流呢？

    李强：首先谈一下我对政治理论的理解。我认为，政治理论本质上就是关于秩序的理论。人类秩序之构建，必然涉及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认同问题，即“我是谁”的问题。像在中世纪的西方，共同体的观念占主导地位；而在现代，个人主义兴起，一方面是享有权利的个人，另一方面则是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国家，这样，原来共同体的观念就衰落了。任何政治理论首先必须回答认同问题，即我是谁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是家庭观念，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女儿的父亲，而不是像当代个人主义向我们宣示的那样，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认同问题除了涉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之外，还涉及宗教问题（我是一个基督教徒，还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民族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美国人？）、种族问题，等等。按照韦伯的观点，人对权威的服从以对权威合法性的认可为基础，而不同的合法性模式显然与认同模式密切联系。

    第二，政治制度问题。政治制度是群体赖以构建秩序的制度框架，包含多重层面：一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此问题的回答构成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光谱的核心内涵；二曰统治权威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形色色的政体学说（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混合政体等等）均以此为探讨对象；三曰政府内部之结构功能与运作，诸如行政、立法与司法诸制度之关系（是否实行三权分立）以及各制度之内部结构与运作。

    第三，公共政策问题。其中涉及政府在具体问题上的政策原则、目标以及实施程序等。在西方，公共政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资源、财富的分配，也即“谁该得到多少”的问题。

    对当代西方社会而言，他们已基本上完成了制度构建的历史使命，认同问题似乎也不构成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所以其政治理论研究集中在公共政策方面。对于中国来讲，和西方有一个时空的错位，认同问题依然深深地困扰着我们，我们需要在古今中西之间作出选择，需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西方优秀的东西。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构建制度的问题，当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仅仅接受西方当代政治理论的成果，靠公共政策的研究来思考中国政治问题，资源是远远不够的。

    读书报：若欲弥补这种缺憾和偏差，西方政治理论图书的译介工作需要做怎样的调整呢？

    李强：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更加注重历史的维度，即回到历史过程中，去探索西方现代政治的渊源及其内涵的原则。正如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译丛”序言中所表达的：“它（指“译丛”）强调将政治理论放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考察理论由以产生的背景及试图解决的问题；它关注历史的多样性与理论的复杂性，而不试图仅仅以理性为基础抽象出亘古不变的政治原则。它在历史考察中强调理论与制度的结合，既关注一个时代政治制度的结构，又力图展示重要思想家对当时制度的理论思考，从制度与理论结合的视角探索西方现代政治的历史演化轨迹以及隐含的原则。”

    上述想法，归结为一点，就是强调对“史”的关注。正像沃格林所说：“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一种政治理论如果企望洞察原则的话，就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理论。”因此，译丛的目的是展示西方不同时代政治发展的轨迹，尤其展示宪政民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思考。它将以制度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描述希腊的政体与哲人们对政体的思考；它将比以往更为关注罗马的政治实践与理论，毕竟，罗马的混合政体构成现代西方宪政的最早尝试；它将重新发现中世纪政治的意义，中世纪不再被简单地描述为黑暗时代，而应该被视作奠定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坚实基础的时代；它将致力于勾勒近代西方民主的两条基本路径，法国式的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激进路径以及英美式混合政体的保守路径。

    读书报：从“史”的角度思考政治，就和从纯理论、纯理性或者说纯哲学的角度思考政治有很大的不同。

    李强：是的。哲学就其本意而言是一种“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指的是不接受任何现成的——传统的、流行的、大众的——关于事物的见解，对事物进行穷根究底的探索，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达致真理。一些人把政治哲学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思辨，找出政治规范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抽象的，而且往往是超越时空的。

    我对这种纯理性主义、纯思辨的政治哲学一直是敬而远之。我很怀疑，我们是否可以找到超越时空的、抽象的政治规范性原则。我深信，政治中的选择会既受到历史的影响，又受到客观现实的制约；正确的政治思考必须既考虑历史的沿革，又兼顾现实的需求。在这方面，我很欣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指出，政治最高的美德和哲学最高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哲学的最高追求是理性，而政治的最高原则是审慎。我想，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政治是和使用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或者用卡尔·斯密特的话来说，是关乎朋友与敌人的问题，其最高形式是杀人。由于政治与暴力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思考政治问题时，仅诉诸理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审慎。你不能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就可以杀“该杀”的人。以理性的名义杀人，是非常可怕的。在政治中，我们要非常重视理性，但不能把理性作为唯一的标准。从事政治，必须有历史的考量，现实的考量。我们要极力避免理性的傲慢，要意识到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因此，这套译丛“史”的取向，就是希望帮助读者从历史中领悟人家是怎么走过来的，看看我们如何能够理性同时也审慎地思考我们的政治问题。

    读书报：自1970年代开始，西方学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政治哲学是当代的第一哲学。那么，政治哲学、政治学在当代西方学术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李强：有一次，有一个美国汉学家来华讲学，闲聊之际，他对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行，就是不懂政治。”当时，我大吃一惊，后来才逐渐明白他这句话的含义。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以理性方式思考政治的传统，认为对政治的研究是最高的学问。罗马人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很强，在制度设计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历史上，英国人恐怕是最善于搞政治的民族。政治的目标是对内保持稳定与和谐，对外维护共同体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数百年来，英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造成社会重大破坏的内战，这是很了不起的。近代以来，以科学的方法对政治进行理性思考和研究更是蔚然成风，到19世纪末，政治学已普遍成为大学里一个重要学科。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学一般是大学文科里的一个大系。人们常说，美国的政治家都是学法律出身，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美国大学本科并没有法学专业，不少政治家读本科时上的都是政治学专业。

    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哲学便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关注宗教问题与启蒙问题，于是更多地聚焦于认识论的研究。而在当代，群己关系问题、分配正义问题是人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哲学界对政治哲学的关注就越来越强烈，所以就有了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的说法。

    读书报：我们迻译西方思想著作，一定有一个中国问题的意识在里面，请问您在选书过程中，如何体现这种中国问题意识的？

    李强：中国作为一个大文明，向来有海纳百川的传统，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自己的传统。我以前在为自己主编的一套书写序时，曾经说过一句话，认为我们“需要在超越西方社会科学现行规范与语言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政治秩序的本质与结构”。“超越范式”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要“超越语言”呢？这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严重依赖于来自西方的概念和方法。比如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借助西方哲学的语言和概念来理解中国思想。胡适开了风气之后，一直被后人延续。今天，不论是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政治思想史，通常的做法都是运用西方的概念、语言来分析、概括中国的思想。譬如，我们可以写孟子的民主思想，写孔子的人权观念，等等。这种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语言来书写中国思想的做法有很大的问题。它使我们无法看清古代中国构建秩序的结构和逻辑。研究西方的政治传统，我们需要搞清其历史，要明白西方的哪些政治制度是针对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而构建的，与现代性没有关系，哪些是普遍性的。而研究中国的政治传统，我们也需要弄清中国古代的政治建构哪些与西方的政治建构功能上是趋同的，结构上是相似的，或者结构、功能都不同，但我们做得更漂亮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分析。

    近年来，学术界有所谓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在我看来，大家争论的恐怕是一个伪问题。柏拉图早已经指出，最高的知识其实是无法获致的，也就是说真正普遍主义的价值是无法用一套语言表述的，也无法归结为某种文化所展示的原则。所有的大文明、大文化都包含着普遍主义的价值，也都有普遍主义的追求；同时，所有历史的抑或现存的文明都无法穷尽普遍主义的价值。只要人类不灭亡，人类对普遍主义价值的追求与探索就不会终止。

    如果这样来理解问题的话，我觉得在中国批判普遍主义应慎重。中国历史几千年，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都是追求普遍主义价值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时一地的权宜性的理论。所以，在中国批判普遍主义，其实是对我们思想传统的一种背叛。当然，对于主张西学代表了普遍真理的人，我觉得也要给予提醒。谁也不可能穷尽真理。认为某种具体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普适价值，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读书报：记得我自己上大学时，一般喜欢读书的人更多在读文史哲方面的书，而近年来，政经法的书受到了更多的追捧，像政治思想方面的书，译介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据说销售状况也不错。这是否反映了当下社会思潮的一种转移呢？

    李强：你说的对。确实，当下中国人对政治的根本问题有很多思考，无论认同或者制度的问题，还是公平正义的问题，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所以，读者才会不避艰深，阅读译自西方的这些政治理论著作，希望从中汲取智慧，得到启发。当然，这种潮流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也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的，实际上，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寻。

    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文化，历史上，它一直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你看一千多年前，佛教传入中国，佛学如此深奥，翻译如此困难，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孜孜不倦地投身其中。经过数百年时间，佛教才融入了中国文化，并且经过创新改造，出现了禅宗这样伟大的学问，并且反哺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国人对西学的兴趣，一方面源于现实的需求，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化精神追求的传统。所以，我从不担心我们翻译介绍的一些理论图书在中国会没有读者。

    读书报：你谈了不少这套丛书的理想与旨趣，这些理想与旨趣如何在图书选择中得到体现呢？换句话说，这套丛书在选择书目时会有哪些重点？

    李强：我们在出版了第一批书后，丛书的编委会开了一个会议。根据国内近几十年翻译的情况以及我们自己的理念，我们决定这套丛书主要选择翻译三方面的著作。第一，西方政治理论方面尚未译为中文的重要经典著作。譬如，我们已经把罗马时期著名史学家、同时也是混合政体理论的主要阐释者波利比乌斯的著作列入翻译计划。第二，有历史感的当代著作，即当代人在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方面重要的、有学术洞察力的著作。考虑到我国目前面临艰巨的现代国家制度构建与政治改革的历史任务，我们在最近几年内会尤其关注研究西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关注西方在构建现代国家、现代的法律制度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实践与理论探索。我们希望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政治问题，即不局限于今天大学政治学专业所理解的狭窄的政治领域，而将关注的视角伸向社会、政治、法律方面，从广阔的视角理解西方在国家构建时期的政治实践与思考。第三，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当代重要的、具有理论启迪的著作进行翻译，争取做到历史性著作与当代著作保持一定平衡。（本报记者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