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眼中的大学路向

    读叶隽的《大学的精神尺度》，我有种久违了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其实，对于大学之道的思考与论争由来已久。19世纪中叶，纽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明确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强调大学应以教学为中心，这是西方学者研究高等教育的开端。而洪堡等人在改革柏林大学的实践中开始倡导应以大学为“研究中心”，发展知识的研究与传授知识的教学并重，其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影响深远。二战之后，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开始蓬勃发展，美国的发展尤为迅速，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突显。在这期间，许多学者对大学的理念与精神有了新的见解。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呼吁“走出象牙塔”，并论述了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责任所在；而赫钦斯却对大学职业教育的使命有着深切的忧虑，他认为这已经严重地损坏了大学作为独立思考中心这一更为深刻且重要的使命；克拉克·科尔则在其《大学的功用》一书的序言中毫不避讳地嘲笑纽曼那套观念的落伍，他指出现代大学的特征在于多元性，即具有多个目标、多个权力中心、多个灵魂，其“多元巨型大学”这一概念享誉世界高教圈……前人对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探索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其观点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正是因为这样，大学之道的真义才得以在风云变幻的时空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地思索其理性和运行逻辑的时候，已经不期而至了。大学的浮躁功利与非理性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所谓的象牙塔在一拨接一拨的“扩招热”、“建新校区热”、“合并热”、“升格热”、“更名热”中迷失特色，迷失精神。本书重拾大学的理念和精神这一“老掉牙”的话题来进行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诚如作者所言：“保持一块相对的净土，保持一群能够‘袖手谈心性’、钻研学问的读书人，保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保持他们对于抽象问题、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或许会有利国家社会于长远。” 

    该书分为三辑，分别是《大学论》、《德国大学》和《中国大学》，集中于大学理念和精神的讨论。

    第一辑《大学论》是对大学之道，也是对大学之应然状态的探寻。作者认为，大学之道在于大学之大，而大学的“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亦即学理根基与精神气象正是大学之道的要义所在。于教授，追求高深学问、参与大学管理、延续学术传统、保持人间情怀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于学生，“人格之养成”、“意志之自由”是他们在大学殿堂中理应收获的，而“学统之延续”、“社会之责任”则是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所应担当的；于大学，“思想自由与兼容并蓄”、“通识教育与高深研究”、“教授治学与精英管理”、“学术独立”构成了大学理念的支柱，而作为其核心的“学术独立”则犹为意义深远。

    第二辑是《德国大学》，这组文章均与德国大学相关，或通过作者自己与其他中国留德学人的游学经历来管窥德国大学的风骨，或以德国学人的观点和德国学界的事件为引子延伸开来，探讨德国大学的理念。陈洪捷教授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其核心概念有四，即修养、科学、自由和寂寞。德国是现代大学的精神故乡，其大学理念的影响波及世界，尤以学术自由这一精神的影响更为深远，它是无数学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梦。美国教育学者布鲁贝克也呐喊：“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失守。”本辑中提到的“贝恩哈德事件”便是德国学术界对行政权力干涉学术自由的不满而进行抗争的典型案例，“此事件关键不在于贝君以非杰出学者身份而‘鲤鱼跳龙门’成了教授，而在它冲击了德国学术赖以维持自身独立性的‘伦理底线’。如果不做出应对，学术独立就很可能在政府权力面前‘一溃千里’”。可见在当时的德国大学，学术自由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它曾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一旦有人打破它，必为学界所口诛笔伐。

    第三辑《中国大学》向读者推荐并评述了几本研究中国大学的好书，并在这些著作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大学的精神和路向问题展开论述。百年中国大学，从蔡元培掌校北大开启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到西南联大“烽火育人、坚守学术”的辉煌，从建国之后的院系调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倒退，从改革开放后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到世纪之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希冀，走过了一条沧桑的创业路。大学路向今何方？面对中国学界出现的种种奇形异像，作者的追问确实发人深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大度问学”。作为一名大学的“局内人”，作者并不仅仅限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研究，而能跳出狭隘的学科界限，以“大度包容”的求学问学精神来关心自己所身处的大学本身。

    《大学的精神尺度》，叶隽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5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