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做出版工作的高原

    哲人维特根斯坦在评价门德尔松的音乐时有过一句十分精彩的话：“那不是高峰，那是高原。”在中国出版界，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出版过一些好书形成高峰的出版社似乎并不算太少，但能真正群峰并立形成高原的则屈指可数。我们从上海人民出版社60年的出版历程中，依稀能找到这种文化高原的感受。

    五六十年代：第一个高原时代

    一大批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确立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社会科学出版领域仅次于人民出版社的地位。

    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家有着深厚积蕴、强劲实力和显赫声名的出版机构，它的前身为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初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和出版部合并组成，最初归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领导。1955年初中央撤销大行政区一级机构后，华东人民出版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转为上海市委宣传部辖内。在我之前，历任社长有叶籁士、宋原放、赵斌、巢峰同志，皆为中国文化界、出版界的翘楚。叶籁士是著名学者，后奉调北京，先后出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宋原放在“文革”后担任了上海市出版局局长，赵斌曾长期执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巢峰则先后四次具体主持《辞海》的编纂修订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从无到有，经过一步步的调整、充实和提高，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政治读物为主的社会科学类出版社，出版门类包括了党建、哲学、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并且有了专门的普及读物和翻译读物的编辑出版部门。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宽《战国史》、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艾思奇《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简论》、姚耐等《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胡寄商《中国经济思想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洋务运动》（全八册）等一大批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了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伏尔泰《哲学通信》、约翰·杜威《人的问题》等一批西方学术著作，从而确立了在社会科学出版领域仅次于人民出版社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第一个高原时代。还有一件事也能证明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在全国出版界举足轻重的地位。1964年中央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曾打算出版印线装本，人民出版社怕亏本，对此有些犹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田家英同志曾有过将《毛泽东选集》线装本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想法（见方厚枢《关于“毛选”出版的一件往事》，《出版博物馆》2010年第1期）。

    七八十年代：激荡社会科学

    “中国文化史丛书”、一批青年读物、大学政治理论公共课教材的开拓，上海人民出版社迎来了第二个高原时代。

    七八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拨乱反正，迅速地发展成为一家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类出版社。在此期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周谷城主编），掀起了国内文化研究热潮；出版了“青年信箱丛书”、“祖国丛书”、“当代大学生丛书”、“青年之友丛书”等一批青年读物，创办了《青年一代》杂志，在国内青年读物出版方面独领风骚，成绩卓著，其中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献给青年同志们》风靡一时，倾倒了多少青年读者，《青年一代》的期发量最高时曾达到500万册，而《塑造美的心灵——李燕杰报告集》累计印数高达422万册；在大学政治理论公共课教材的开拓方面则称雄一方，《政治经济学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书的累计印数均高达数百万册甚至1000万册以上。上海人民出版社迎来了建社以来的第二个高原时代。

    九十年代：逆市场“短视”而动

    上海人民社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新体制的过程中，逆市场的“短视”而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出版好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形成自己新的出版高原。

    90年代对中国出版业来说，是一个精神品质与阅读市场激越交织的年代。一方面，国家在80年代初制订的长远出版规划的逐步完成，直接铸就了以1996年中国出版成就展为代表的出版繁荣，在中国出版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另一方面，出版改革中承包责任制的导入与尝试，导致“多出好书”的产业链断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走向二律背反，引起中国出版业的深度震荡。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巢峰同志推荐、组织安排，于1993年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出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这一届领导班子中还有党委书记兼副社长曹培章、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郁椿德、副总编辑张宝妮；1995年后我兼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郭志坤调入任总编辑，张宝妮调出他任。我们几个志趣相投，风格各异，凝聚成为一台动力强劲、效率超常的“火车头”。

    当时，限于经济效益的滑坡，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在推行承包责任制，由此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一些立足长远的重大出版工程搁浅了，例如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12卷22册《中国通史》于1989年出版第一卷后即暂停了，编辑囿于短期经济效益的压力，纷纷把眼光转向畅销图书，热衷于搞协作出版，更有甚者打起了擦边球，在出版禁区的边缘行走。尽快地扭转这种状态，成了我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也是前任社长巢峰同志的殷殷嘱托。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我给全社编辑上了一堂题为“综合性大型出版社的出书结构和策略”的课，结合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实践和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的体会，详尽地论证了多出好书对一家出版社的重要性。我举例最多的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和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在法国，人们面对伽利玛出版社的书目，可以惊呼：这里容纳了半部法国文学史，它是法国出版界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没有它就没有20世纪的法国文学史。同样，在德国，人们面对苏尔坎普出版社由2000多册精品图书构筑的“彩虹”书墙，可以感叹：这里高耸着德意志民族的思想高峰，没有它德国战后的思想、文化重建将推迟多少年。我认为，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出版一些高质量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大型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海人民出版社应该锐意改革，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新体制的过程中，逆市场的“短视”而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出版好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以迎接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并形成自己新的出版高原。我要求全体编辑思考，十年以后，人们面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目会作何种感想，是文化脊梁，还是商业运作，或者两者兼备？化繁为简，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与管理运筹的展开就是从追求一份厚实的书目开始的。从1994年起到1999年，我们一直在做选题规划的设计和调整，呼应国家文化建构的大视野、大气势、大关怀，开疆拓土，谋划长远，力求大布局、大手笔、大建树、大制作、大开阖，终于培育出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国际政治、党建等数条完整的产品线和厚实的价值链来。

    培育出版价值链

    培育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国际政治、党建等数条完整的产品线和厚实的价值链。

    历史主题图书的出版一直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强项。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王瑶撰写的历史人物传记《李白》。从1994年起，我们对历史读物做了全面的规划和设计，并不断地加以完善。我们先是决定抓紧完成在50年代、70年代已开始的处于半拉子状态的重大出版工程——76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2卷本《中国断代史》和12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长编》，重新启动已被搁浅的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22册《中国通史》，而后又断然决定出版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50卷本“中国专题史系列”、15卷本《上海通史》、多卷本《世界通史》，还规划了一系列关于党史、军史的重大选题。此外，我们还特别致力于通俗历史系列图书的规划布局，推出了黎东方的“细说中国系列”，激发起公众的读史热情，成为当时市场上并不多见的历史普及类畅销书。这些重大项目到上世纪末基本完成，无一例外地获得国家级的重大奖项，从而奠定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全国历史读物出版领域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些项目还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江泽民同志为《中华文化通志》题词和提供序言，还于该书出版后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编委会成员和编辑出版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通史》出版后，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领导同志还分别致信致电白寿彝先生表示祝贺。

    作为经济学编辑出身的我，当然特别重视经济管理类图书的出版。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经济管理类图书也是值得一书的。80年代我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期间，曾主编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到1994年已经出版了七八十种，被认为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上任后，我即与上海三联书店商量，将此套丛书改由两家出版社合出，具体编辑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这套丛书共分四个系列，包括“当代经济学文库”、“当代经济学译库”、“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和“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中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我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了制度变迁阶段，于是与经济学家们一起商量如何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先是引进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如阿尔钦和科斯等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科斯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威廉姆森等的《工业制度与市场组织》、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等的《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丹尼尔·F·史普博的《管制与市场》、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等。我们还推动中国经济学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先后出版了林毅夫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刘世锦的《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刘小玄的《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产权和市场》、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形成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成果。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经济学教育的革命，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由中国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学管理学大学教材是我自80年代后期起就萌生的愿望。由于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并日臻完善的，80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地进入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不可避免地，当时出版界更多地是引进一些西方的经济学教材，就像“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就专门设计了“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这个子系列，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重要教材。但是我很清楚，尽管现代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到底是一门社会科学。由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运行的不同之处远远多于相同之处，因此在翻译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上，编写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的教科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渐渐清晰，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同时一批在国外受过系统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留学生陆续回到国内投身改革的洪流，我意识到出版中国经济学家编写的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4年，林毅夫教授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批海外学子聚集中心任教，我找到了正在那里任教的易纲、海闻教授，建议由他们牵头组织编写一套现代经济学教材，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于是就有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系列”。这套丛书共有16种，涵盖了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主要领域和许多前沿专题，准确、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每个学科的基本内容；丛书语言简明通俗，结构科学严谨，适合于教学与自学，每本教科书的前言或第一章有一个教学大纲并附有两套教案，有的还配有《教学参考书》并附有题库及部分答案；最难能可贵的是，丛书坚持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尽可能多地给出中国经济运行中碰到的问题和案例，其中有的著作还因此对现代经济学作出了新的贡献。为了突出这套教材的中国特色，我建议丛书的主编在组稿时尽量考虑由一位在海外名校从事经济学管理学教学工作的学者与一位在国内名校从事经济学管理学教学工作的学者合作编写。在我的牵线、推荐下，《宏观经济学》一书由加拿大达尔蒙斯大学教授欧阳明与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合作完成；《国际贸易》一书则由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教授、北大教授海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教授P·林德克和上海外贸学院教授王新奎合作完成。其他教材也大多采取这种合作方式完成。这套丛书从1997年出版发行第一本以来，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先后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作为主要教材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参考用书，目前已经发行了近百万册。这套教材中的《宏观经济学》等书还被台湾的五南出版社选中出了繁体字本，成为台湾大学的选用教材。

    为了推进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的普及，90年代中期，我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合作，先后推出了由田国强、易纲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和由尹尊声、海闻主编的“现代工商管理丛书”。在我们看来，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既需要勇气，更需要知识。投身市场的勇气来自对市场经济的洞察能力，大智才能大勇，经济学就是培养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洞察能力，这是出版“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初衷；而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能否取得胜利还取决于经营能力，管理学就是培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经营能力，这是出版“现代工商管理丛书”的本意。这两套丛书是国内最早系统地介绍现代经济学知识和现代工商管理知识的普及读物，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还获得了各种出版奖项。

    国际政治在现代出版谱系中算不得是一个热门的学科，但却是最具精神高度的知识园地，在西方，一些最著名的大学都因优秀的国际政治学系与学派而显赫，因为，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想常常标志着一个国家智库的研究水准和国家影响力指数。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1992年，我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期间，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丁幸豪教授推荐，引进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哈里·哈丁教授的著作《脆弱的中美关系：1972—1989》。这本书出版后在学界影响很大，我也因此接待了一些访港的外国国际政治学者。在交谈中，我曾向他们问及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看法。有位学者告诉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但并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至今还没有见到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学科的主要领域出版的有分量的理论著作。

    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编辑一套国际政治丛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我即找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绍雷教授。冯绍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尤其在俄罗斯研究方面建树颇多。冯教授对我的想法十分赞同，欣然同意出任“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的主编，同时我们还商定邀请当时国际政治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王缉思、王逸舟、李敏焘、秦亚青、黄仁伟等出任编委，共同编好这套丛书。

    说实话，要实现构建中国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规模，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同时要尽快达到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和范畴体系的境界；更加重要的是，还必须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对当今重大的国际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1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套丛书取得了成功，先后出版了20多种专著，在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文明冲突、人权外交、制度选择、意识形态，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等领域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探讨和详尽的实证考察。这套丛书被学界公认为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丛书，不少著作还得到了海外国际政治学界的好评，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1989年末，东欧剧变，柏林墙破；两年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事发于欧洲的这一动荡的历史段落，标志着旧的国际格局已经终结，人类开始迈向新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包括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基辛格、约翰·米尔斯海默等，纷纷著书立说，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大事，创立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如何及时地反映全球国际政治学界新的变化，引进其中一些重要的著作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汪道涵先生最富远见卓识，早在1988年，他就倡议成立了东方编译所，专门编辑国际各前沿学科的重要著作。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汪道涵先生经常约我谈话，商量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事宜，并先后向我推荐了数十种图书。在汪道涵先生的关心下，我们重新设计了“东方编译所译丛”。这套译丛分两个系列：一是国际政治系列，专门介绍世界国际政治学界最新的理论成果，先后推出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小约瑟夫·奈的《理解国际冲突》（第五版）、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罗伯特·吉尔平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艾什顿·卡特的《预防性防御》等40多种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著作；二是政治学系列。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和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连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格外重要，也是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先后推出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的视野》（第六版）、查尔斯·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等近20种政治学著作。“东方编译所译丛”推出后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汪道涵先生还多次将其中的一些著作推荐给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阅读。

    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每一个伟大文明的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记得王国维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一日存，哲学即不能一日亡也。”上海人民出版社创立伊始，就把哲学读物的出版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后来还成立了哲学编辑室，全盛时期有10多位编辑，出版过冯友兰、艾思奇、张岱年、冯契等一批哲学家的重要著作，在社会上和学界影响很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全国哲学读物的出版受到了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也不例外，以至于到后来哲学编辑室也撤销了。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后，一直在思考如何继续出版好哲学读物。我认为，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明建设，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思索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智慧和思想。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新成立的第四图书编辑部内设立了哲学经济编辑室，并决定推出“当代中国哲学丛书”。我找到了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请他出任主编。我们在80年代中期策划“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张汝伦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并请学界中青年哲学家吴晓明、高瑞泉、童世骏、靳希平担任编委。

    我们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不仅要求哲学有新的思路，也要求它更加直面生活，直面世界及其问题。但这不等同于说哲学不应该有自己的问题。历史上哲学的重大问题无不来自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当哲学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次时，就更突出了它们的基本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哲学家，尤其是一流哲学家，将眼光放在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上，放在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理论与方法上，放在已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资源的伟大思想上。我们还认为，与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这表现为像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专门哲学门类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离国际水准和规模还有不小的距离。逐渐建立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不仅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而且，对于将中国哲学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都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希望能在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努力，虽然成绩和贡献未尽如人意，但也先后出版了20多种哲学专著，成为国内目前唯一一套持续出版15年之久、具有较大影响的哲学丛书。

    作为党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党建读物的出版方面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一套大型图集和一套历史图志。1991年在巢峰同志的主持下，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大型图集《中国共产党70年图集》，这本图集不仅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党史图集，而且打破了党史研究的诸多禁区，把中共党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江泽民同志为图集题词：“为国为民、矢志不渝；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愚公移山，众志成城；任重道远，自强不息。”“萧规曹随”，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后，继承了巢峰同志编辑出版大型图集的做法，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合作，先后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图集》。江泽民同志也先后为这两部图集题词：“弘扬光荣传统，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三部图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关心和指导。陈至立、汪道涵、龚学平同志分别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参加了三部图集的审稿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从而确保了三部图集的质量。

    三部图集完成后，如何进一步出版好有关党史、军史、国史的图书，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经过认真思考，我和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君如同志策划了一种新的二元结构的编辑体例，分别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图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图志》。这套图志的编写分为二元。一元是简要记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对其中涉及的重要内容配置图片，图随文走。另一元是“见证与文献”，采用类似纪事本末体的方式编排，对党史、军史、国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文献、重要文物，列条目予以介绍和评述，并以图片佐证。“见证与文献”部分还附有同时段的大事年表。我们力图通过这种图文并茂的编辑方式，系统而简明地介绍我们党、军队、国家的光辉历程；同时又以当事人的回忆或文献档案、图片等权威史料将历史中的精彩华章展示出来，以便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和学习。这三部图集和三部图志，无论是从史料占有的丰富性或图片素质的优异性着眼，还是就叙述评价的权威性、严肃性，抑或系统编排的完整性而言，都是出类拔萃的，因而均被列为国家重大图书出版规划，并无一例外都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为上海人民出版社赢得了荣誉。

    大刀阔斧的改革

    实行目标管理考核，并不是放弃出版社的长期规划和布局。

    90年代中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仅是学术出版的高地、文化积累的长河，同时也是畅销书的摇篮。1994年我策划了一套“名人日记丛书”，试图通过日记体的方式来反映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对人生的思考，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给读者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这套丛书收有刘吉的《匣中剑声》、沙叶新的《精神家园》、潘虹的《潘虹独语》、赵丽宏的《喧嚣与宁静》、刘心武的《人生非梦总难醒》等7种，在图书市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又乘胜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主持人系列。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陈军同志组织策划了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和姜昆的《笑面人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岁月随想》一书的销售高达100万册。不久，邵敏同志又在青春文学读物领域大胆创新，围绕着青春电视剧《我为歌狂》，推出了校园文学系列作品，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开卷畅销书排行榜上创下了前15种畅销书中有其7种、且连续半年之久的历史记录。

    这一切也得益于经营管理上的快马长缨、收放自如和改革上的大刀阔斧。90年代出版界热衷于运用“目标管理”来激活内部活力，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不过也曾出现一些偏差，有的出版社将目标管理等同于目标责任完全拆分的承包经营，于是陷入一统就僵、一放就散的尴尬局面。在认真分析出版管理大环境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实际情况后，我与郁椿德同志商量研究，认定改革薪酬考核制度乃大势所趋，出版社要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激活内部活力。于是，我们以编辑室为基本考核单位，实行八级超额累进制的目标考核奖励体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全体编辑人员面向市场、拓展市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实行目标管理考核，并不是放弃出版社的长期规划和布局，放任编辑人员各自自由发展，无序竞争，片面追求短期效应；相反，要做到文化责任不能丢，战略不能散，营销要提升，队伍不能乱。为此，我们在加大激励的同时，着力于组织结构和流程的再造。我们重新明确了三个图书编辑部下属九个编辑室的出书定位，同时新设立了第四图书编辑部，下设两个编辑室，专门编辑出版社里下达的中长期出版项目。社里还根据特大型项目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设立项目性质的编辑部。例如，《中华文化通志》编辑部历时四年，先后抽调了近30位编辑参与其中，很好地完成了这部包括101卷图书的特大型工程。组织架构的调整还使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各个出版方阵、上下游专业队伍都处在最佳的协同状态，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这一切当然更得益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善打硬仗的队伍。60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向全国各地的出版社输送了几十位社长、总编辑，为全国的出版工作作出了贡献。我到社后，一些大型项目之所以能迅速上马并高质量出版，既有赖于班子成员的通力合作，也依倚于一些优秀编辑的努力和贡献。在这里我难以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光荣和骄傲。

    1994年至1999年，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经受市场考验，初步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经济规模由年造货码洋4000多万元迅速上升到1.2亿元，同时，更重要的是出版了一批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精品力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100多种图书获得了国家和省市一级的各种奖励。上海人民出版社还获得了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不过，最让我高兴的是，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第二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由读者投票数据统计产生了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八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超越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位居榜首。读者的认同是一家出版社最大的光荣。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应该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上第三个高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