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震颤

    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1930年代的上海，想找一位文笔好、又懂得中国文化的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在英语世界出版，她慧眼看中了“林语堂”。这是赛珍珠完全陌生的名字，她仅在《中国评论周刊》上读过他的文章，即认可作者清新幽雅的风格。这位曾经留学哈佛大学、拿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写家，当时名气尚不大，只出版过几部散文随笔集。

    1935年，林语堂不负所望，写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纽约出版后，四个月就加印六次。《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影响更大。无非赏花、听雨、吟诗、弄月，但情调高洁，别具一格，浪漫之至。英语世界完全被这无上的“乐土”吸引：这还是那个辫子拖地、裹脚而行的老大帝国吗？

    林语堂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假使生活中有奸诈、有权谋、有刀剑、有血光，他也会视若无睹，把中华民族最闪光的部分抽离出来，向着全世界吆喝。这何尝不是内在的自信和尊严感使然？

    他的介绍当然有着很大的盲点。典籍上的中国及其文化，是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难道林语堂毫无意识？并非这般。

    一个富藏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理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帮助多苦多难的人们，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当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这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那么也能够安度灾患。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

    20年前，我读初中，第一次大量看阅林语堂的书，就不由自主地喜爱，惊奇于原来我们的日子，可以过成这样。

    美国通聂圣哲导演曾对我谈好莱坞大片，评价它们每一部都有提升人性的东西，打动我们的就是包藏在里面的美国文化，那都是内核。《阿甘正传》其实是励志片，证明一切人都会成功，只要不放弃；《拯救大兵瑞恩》传达了美国人的人道精神；《泰坦尼克号》则在绝境里拷问爱情、秩序的力量等等。

    进而，聂圣哲教授还介绍了自己旅居美国时的生活经历，说很多美国人是从电影里了解中国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酿的酒是往酒里撒尿，以至于所有中国食品都不敢吃；认识我以后才知道这是假的，是一种误解”；留在美国人印象里的中国人“瘦小、病态、颓废、充满仇恨、从不洗澡，还带有点所谓的东方神秘。甚至都认为中国人不会打篮球”。姚明在美国NBA打球，一下子把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翻了一个个儿。他伟岸、敏捷、略带腼腆，成为美国人心目里中国人的新形象。姚明代表着一种文化力量。如果说李小龙曾经在美国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正义的形象，那么现在的姚明，“树立的是一个更真实、更亲切、更积极向上的高大的中国人的形象”，这可能比获得多少体育金牌都珍贵。 

    这么看的话，当初林语堂给美国人写他的《吾国吾民》，模仿《红楼梦》写他的《京华烟云》等等，其可选可舍，的的确确是英明的、富有远见的。他那些艺术不会过时，恰如美国大片，它们永远能震颤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