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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8月03日 星期三

    “东海西海”

    杜威与现代中国

    ■主持:吴子桐
    ■嘉宾:安乐哲(Roger T. Ames,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孙友忠(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03日   17 版)
    美国于1968年发行的杜威纪念邮票
    1928年,杜威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1919年杜威访华时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杜威来华讲学期间同南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合影

        编者按:杜威与中国的渊源可追溯到五四运动,那时他的学说受到热烈欢迎;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在中国渐渐“淡出”,并一度销声匿迹;70年代末至今,杜威开始重回中国。正如美国教育学者罗思指出:“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但很难想象,它在前进中怎么能够绕过杜威。”这位绕不过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对美国教育制度、政治理想乃至民族精神有怎样的影响?他的中国之行又对他有何冲击?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杜威的思想遗产?本刊特邀中美学者对此作深度探讨。

        吴子桐:杜威的学术研究涵盖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各个领域,其中他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尤其深远,不仅成为西方世界教育与政治理想的基本纲领,而且也逐渐波及到世界其他国家。杜威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他对美国的教育及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人接触杜威学说始于何时?当时中国的学术与思想倾向是什么?

        安乐哲:我们现在用“实用主义”来翻译杜威的哲学并不合适,应该翻译成“实验主义”。美国是一个新的移民国家,像一个“联合国”,所以要实验,如何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我对美国批评得很厉害,可是如果谈教育的话,大家都要到美国去受教育,我觉得杜威对我们的教育影响相当大。在哲学、教育上,我们要清清楚楚地说他是一个革命分子。因为美国是个分裂的国家,比如共和主义者是绝对性的——上帝是对的、同性恋是坏的、如果你接受堕胎的话上帝不会原谅你,这是美国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开放的,是民主多元的,杜威就是个民主主义者。

        孙友忠:中国学术界接触杜威学说是五四运动前几年,像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1915年前后都在哥大读书,这些人一边读书,一边把杜威的思想传回国内。他们学成归国之后,都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教育改革的领袖,直接在“五四”前后把杜威的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学界。人们经常问的是,为什么杜威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其实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思考过这个问题,可以说杜威的思想进入中国恰逢其时。为什么呢?因为在100年前,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而且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富强问题。面对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危局,“五四”之前和“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中国失败的根源不仅是没有坚船利炮,没有民主宪政,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腐朽没落,所以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新文化运动。那代知识分子认为,要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解决文化的问题,所以必须得有新的文化来“再造中华文明”,他们这些人渐渐地都不约而同走到这条道路上来。杜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改良主义、文化改良主义,他的这些社会进步的策略,正好与中国知识界的基本思想氛围契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杜威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教育哲学为“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界提供了思想武器。

        吴子桐: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系统地把一切事情都变得具有时间性,不承认存在完全确定的东西,不赞成有固定的价值。这是否有导致相对主义的危险?杜威的实验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

        安乐哲:我看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崇拜科学的时代,科学主义至上,杜威有一点过分地用科学作出价值判断。可是他要离开以前的那种希腊以来的系统性的哲学,只能依靠根本的不改变的原则。要谈什么,他都要追问对这个现象的最后经验是什么,我们可以叫他自然主义,因为他排斥超越自然的想象,而是要从我们日常经验看有什么问题,并作为材料来解决问题。这个跟中国传统思想有共鸣的地方,都是整体主义,也是一个过程性的宇宙论。知识论最大的谬论就是“知识是什么是真实的”,按照杜威的看法,什么都是真实的,你做梦的时候也是真实的,以前的思想要把关于真实的理念连在一起,杜威是要离开这个看法,认为我们的经验才是真实的,不管是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本体论的差异。

        孙友忠:我认为从经验的角度来理解杜威的哲学,不会导致绝对的相对主义。因为经验是个体的、多元的,因此我们对问题的判断、观察、结论也是多元的,但不管怎么多元,都必须建立在经验之上,不能是想入非非的。所以他不是超越经验的唯心层面的多元,杜威本质上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很重视科学,他是一个绝对的经验主义,因为经验具有多样性,所以真理具有多样性,或者说有多元性、多视角。

        安乐哲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真正的权威,他的《先贤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一书我很认真地拜读过,我认为他对于杜威和孔夫子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中国人读起来杜威都那么亲切,不管是那个时代的胡适还是现代的我,看杜威的东西比西方其他的哲学家亲切。因为我感觉,杜威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确有某种跨越时空的神通、神会之处。比如安乐哲指出的,杜威和孔夫子都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反对原子主义。第二个,他们都重视教育,塑造、培养心智,修养人格,改造社会。还有,我个人理解,他们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改良主义,都不主张革命,提倡通过教育改造人、改造文化,来最终改良社会。还可以说,他们都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人本主义,最终都有一种世界人类大同的理想。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相似点是,他们社会改造的策略是从个人开始的,从儒家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杜威其实不空谈民主,不空谈社会改造,他的民主是从身边开始的,三权分立、大选不是他最关心的,他最关心日常生活中,人与人是否真正遵循民主的价值,是不是在日常交往中增进民主和共同体的价值。

        安乐哲:如果说他们的区别,杜威是修身但不是齐家而是齐社群,然后是治国平天下。他缺了儒学对“家”的要求。我们的道德概念、道德理论一直往普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所以家庭是密切关系,而不是普世的,如果谈道德,家庭是例外,我们谈的是社会的。杜威也是一个非常爱家庭的人,可是他批评中国,他觉得在中国,家庭制度过于重要了。在这方面他是个标准的西方哲学家。我是十几年前第一次和孙友忠教授有来往,那时我就发现儒学和实验主义有共鸣的地方,那时我就在想,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彼此相信、彼此依靠,那21世纪就会很好,如果这两个大国无法达到这个层次的话,那问题就太多了。我一直想如果有同样的词汇,我们应该主张一个儒学和实验主义的对话,同时,10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杜威研究方面著作的出版。

        吴子桐:1919年“五四”前夜,杜威携家人到中国讲学,逗留两年零两个月之久,见证了五四运动等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杜威的女儿简·杜威在《杜威传》中指出:“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杜威的中国之行对他有何影响?杜威来华对当时的中国学界和社会又有怎样的冲击?

        安乐哲:中国那时候是个非常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实验场。留在中国那么久,在这样革命性的时代,对杜威影响非常大。他的思想和中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价值让中国人做他们自己,他要让他的学生——比如胡适等人,在中国实现他的实验主义。他在外国的杂志一直谈中国的变革,这可能加强了他自己的实验主义思想,加强了他最基本的概念。

        孙友忠:杜威写过很多介绍中国的文章,他对美国受众不断传递的信息就是: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它的面前,我们都是过客。中国是一个几乎占据整个大陆的国家,他对中国充满敬意和同情,认为对中国最好的策略,是给这个国家时间,要有耐心,让中国人自己慢慢解决自己的问题,让中国文明慢慢一步步地转化。

        说到杜威对中国影响,胡适在1921年的《东方杂志》上这样描述杜威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杜威的政治与社会哲学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这两个主义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之一胡适始终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改良主义的影响也是很深入的,对毛泽东这批人都很有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旗帜鲜明地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而不是“有血革命”,可见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是很深的。此外,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对“五四”这代知识分子也影响深远。胡适在与李大钊的论战中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有很明显的杜威思想印记。杜威到湖南讲座,毛泽东是跟着听的,毛泽东在湖南开书店,杜威的书和讲义全在他的推荐目录里。有中外学者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可以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实践论》中看到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影响,这使他超越了本本主义。这些学者认为,杜威的思想对毛泽东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具有重大作用。

        吴子桐:杜威的学生胡适在回国之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验主义进行化约式的概括,对杜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极大作用。但这种简单化也遭到吴宓、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的批判;梁漱溟也在与美国汉学家艾恺对谈时对杜威的思想颇多赞许,但认为胡适没有真正理解杜威思想的精义,对杜威学说的阐释是粗浅的。两位教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杜威思想在中国和美国的传播过程中是否存在误读?

        安乐哲:如果按照杜威实验主义基本的原则来讲,到中国后要本土化,改变是一定的,是否误读是另外一回事。在20世纪西方哲学处于革命时代,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讲法。海德格尔是批评性的,没有自己的回答。而与他相比,杜威有自己的丰富的思考方法、社会方法等。其实,美国学生对他的了解也非常浅薄的。

        孙友忠: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杜威全集》中没有确切出处,但是这种表述应该无太大的出入。因为杜威本人就认为“要把一切理论、学说首先当成假设,然后拿到实践中去验证”,一切都是假设,都有可能被证伪、修正。胡适说“大胆的假设”乍一看不是杜威说的,但其实是对“假设精神”的一种反应,离他老师的主义不太远。

        杜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胡适对老师的了解的确是有限的。他主要关心和理解的杜威学说集中在杜威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方法论等领域,至于杜威的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胡适是不胜了了的,在整体、系统地传递老师的思想方面,他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结合中国的情形,抓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议题,这方面他还是深得老师的要领。

        吴子桐:“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是杜威教育哲学中两个重要的警语。1894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创立了名闻遐迩的实验小学,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勾画教育的各项理论。这类实验学校的情况如何?而在中国,杜威的学生陶行知也践行杜威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众多实验学校,他与杜威有何异同?

        安乐哲:在夏威夷我们有一个一样的实验学校,它的办学宗旨和杜威的哲学一样,要从日常生活进行教育。如果做饭你要用数学测量,要弄清面粉是怎么来的、化学成分是什么等等,就是一个实验。杜威有一个看法,你要改变社会,就要从小孩子入手做起。

        孙友忠:陶行知和杜威是在大不相同的社会环境里推行教育改革。陶行知面对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积贫积弱、文盲充斥的中华农业社会;杜威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各自所处的环境、要解决的问题、对象和目标都大不一样。杜威的教育哲学,是通过教育民主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民主化,他认为这是一体的。而陶行知所关心的是通过普及乡村教育、提高识字率,培养知行合一的新人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当然在具体教学原则上,陶行知继承并发扬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如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都与杜威的教育哲学一脉相承。

        吴子桐:杜威批判传统教育忽略了学习者原有的能力,以外在的、含有压制性的习惯取代学生内在而自然的禀赋,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也多集中于此。不过,杜威在主张教育是经验的生长与重组时并没有完全忽略经验发展的指导原则,也并不完全赞同进步教育的过分放任政策。两位认为应如何平衡教育的这两个要素?

        安乐哲:“education”有两个字源,一个是“educare”,一个是“educere”,分别指代两种不同的教育。“educare”是老师向学生灌输知识,在西方我们不够尊敬这种办法,现在儿童背书这类东西,在外国看来是浪费时间、不够有创造性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训练,是基础性的。“educere”是老师和学生彼此学习,是讨论、扩大知识,是创造。如果说中国的教育可能过分注重“educare”,而对“educere”的关注不够的话,西方则是过分重视“educere”。杜威是既要基本的训练,也要创造的那部分。现在教育的情况是,我们都不如杜威要给我们的那种教育制度好。

        孙友忠:我同意安乐哲教授的看法。在放任与控制两种教育原则之间,杜威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以求得平衡。一般都批评他偏重于放任,实际上他不是。在美国,当时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传统教育背景的,不重视学生天性的发扬。因此杜威更多谈的是尊重儿童的天性、想象力,他还认为教育应该释放学生的潜能,教育是对学生自由发展的协助,而不是控制。所以,他希望走一个平衡的道路。他用了一个词——“引导”,他认为教育应该引导学生,不是控制和灌输。教师的作用就是营造环境,给学生提供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内在的反应,并为他们的求索指引道路。

        教育有三种“引导”功能:其一是道德教育,教育要赋予每个人一种促进普遍利益的志趣,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发现增进他人利益正是实现自己的快乐的途径,这其实就是道德教育。所不同的是,杜威反对通过灌输来进行道德教育,而是通过让学生参与到由全体师生组成的一个合作的学习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中,通过自由、平等的交流自然地培育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兴旺的合作与分享精神。

        教育的第二种“引导”功能就是公民教育,要培养学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民主重建的积极公民。杜威尤为关注的是教育不应把学生培养成现存社会秩序的被动的适应者,而应使他们成为迎接社会挑战的问题解决者,成为塑造和引导社会变化的新生力量。

        最后,教育是思辨教育,要实现上述社会功能,就必须优先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学会思考,具备明智的判断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培养学生悬置判断的习性、怀疑主义的习性、关注证据的习性,以及诉诸观察而非感情用事、讨论而非偏见、探究而非想当然的习性。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具备了这样的思辨能力,学生不仅能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而且能成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杜威有整套对科学态度的定义,他认为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有了这个就好办了。

        吴子桐:美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如何?有哪些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学习的地方?又有哪些别国应引以为鉴之处?就中国的教育现实来讲,杜威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何在?

        安乐哲:有很多人批评杜威,认为他要过分地控制教育过程,什么都遵从小孩子的看法。这其实不是杜威的真实想法,有很多人是误会了杜威的教育目标。可是如果说美国在教育方面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我个人认为和杜威有很密切的关系。

        孙友忠:我到美国一些大学去听课,反思中国大学的运作模式,和安乐哲教授说的差不多。杜威对教育的具体操作层面谈的不多,他会说一些教育的理念、原则。他曾说:“一个好的教育要做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发展的热望,这方面必须是有效的;再一个是给学生实现这些热望、潜能的工具。”

        安乐哲:有些人说杜威公开的演讲,跟他在教室里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他到外面讲的时候很清楚,有系统的理论;可在教室里的时候,他是在黑板上写字、勾画,跑来跑去,他要给研究生展现如何思考一个问题,不是已经思考完了给他们,而是给他们看思考的过程。

        孙友忠:当然,在更高的意义上,今天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建立与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求知欲,保护学生的想象力,积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给学生以工具——思辨的方法,使他们探究社会问题,并最终成长为推动和引导社会进步的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与建设者。这或许应该是杜威教育思想给我们的又一个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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