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关于“红色经典”的版本及收藏的报道和研究著述较为集中，笔者这里要说的是关于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汉译本（通称“‘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的相关问题。
译本所依据的底本
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封面上注明为“百周年纪念版”的《宣言》汉译本，这是到当时为止，《宣言》汉译历史上出现的最好的译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从原版德文翻译的；二是它收齐了作者所写的全部7篇序言；三是其译文更加准确，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阅读起来更为流畅。关于该译本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该书“目次”（即“目录”）前的《出版局声明》交代得非常清楚：“本版《共产党宣言》系按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
但不少报道和文章说该译本是依据1948年的德文版翻译的。这一错误源于解放社1949年11月出版（重排）的该书（25开本），这个本子上有个落款为“1949年11月10日”的解放社编辑部《再版例言》，《再版例言》一开始就说：“本书本版是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所出最新中文版翻印的，而后者则按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但这里的“1948年”实际上是误排，解放社在1949年12月初版的《宣言》普及本（小32开本）中，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不过遗憾的是，在后来重印的不少25开本中，这一错误仍然存在）。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一错误是不难辨析的，《宣言》的原文是德文，德文的版本很多，但原版只能是1848年的。
译本在中国初版时间
很多报道和文章都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是1949年年初运到中国的，而且从同年6月起，各出版社就相继重印该书。这一说法也是错的，中国最初出版的“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就是上述解放社1949年11月的重排本。
“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的优点不少，不足主要是版本学上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未标明其出版的具体月份，而只标明是1949年出版的。因此，它究竟是在1949年的年初、年中还是年末运到中国的，目前尚无定论，有专家初步断定，它应该是在1949年下半年甚至是年末才运到中国的。笔者在此无意也无力对此给以定论，但完全可以断定，根本没有1949年6月起，各出版社相继重印该书的事情。在194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上流行的《宣言》译本，还是博古的校译本（由解放社初版于1943年8月，即延安整风时期）。
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马列著作“干部必读”，最后形成的书目共12种（其中少数几本是宣传和解释马列著作的）。“干部必读”的标准版本（根据时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印务科科长王仿子先生的回忆，在出版“干部必读”时，特别强调“统一版本”，为此，“每一种书一般都要打6副纸型，除自留两份外，分送东北、华中、华东、华南的新华书店各一副，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只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见王仿子：《出版生涯七十年》，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5月，第26~27页）自1949年6月起，由解放社开始出版，从1949年6月至1949年11月前，《宣言》的译本一直使用的都是博古校译本。
1949年11月，解放社重排出版了《宣言》的“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有文章说，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出版发行的第一个《宣言》版本，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因为笔者就见过1949年10月解放社出版的《宣言》博古校译本，这种版本虽然初版于新中国建立之前，但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哪怕很短）它仍然在出版和发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准确的说法是，解放社于1949年11月重排出版的《宣言》，是“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第一次在国内出版，正是从这时起，“干部必读”中的《宣言》译本，才由“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代替了博古的校译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述解放社《再版例言》的落款时间“1949年11月10日” 进一步得到证明。
关于译者
“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在版本学上的另一个不足是没有译者署名，这是很多论者对该译本语焉不详的重要原因。不过，弄清楚这一问题倒也不难。1954年和1955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先后出版了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的第一、二两卷。两卷《文选》共收38篇著作和20通书信，译为汉文约为一百万字，在当时，它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翻译的，因此，《文选》的每一卷都注明“集体翻译，唯真（注1）校订”。但是，在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根据莫斯科版本重印的《文选》中，卷末有一篇由唯真署名的《重印后记》，这篇《重印后记》实际上同时交代了“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以及《文选》中《宣言》的译者：本书“除了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而外，所有第一、第二两卷全部著作，都是由……集体译出的。”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宣言》“百周年纪念版”译本及《文选》版译本的译者，都是唯真（而不是“集体”，根据唯真的说法，我们可以将此译本称“唯真译校本”）。
需要说明的是，上引《重印后记》中虽然说《文选》中的《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但事实上，其改动仍然不少，根据高放先生的对照，仅正文文字的改动就达67处（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这可以看作是唯真译校本的第一次校订。唯真译校本的第二次校订也是最后一次校订，是在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第一版，简称《全集》）第四卷时进行的，其成果就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全集》第四卷中所收的《宣言》正文的译文。由于《全集》的编译工作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承担的，因此，第四卷中所收的《宣言》，其译校工作当然也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组织的。
不过，如果要进一步明确其译者，似乎又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就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理由是：第一，《全集》第四卷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至1848年3月期间写成的52篇著作，在署名“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后记》中，却特别交代了两篇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宣言》）的翻译情况：“其中《共产党宣言》一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请朱文叔先生从中文上提过修辞意见。”这就是说，《全集》第四卷中的《宣言》（正文）译文，仍然是唯真在自己译校本的基础上最后定稿的。第二，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的新的单行本，这个单行本的正文是按照《全集》第四卷中的译文排印的，因此同样也被似是而非地称为编译局译本最初的单行本。但是，论者往往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由于《全集》第四卷只收了《宣言》的正文（《宣言》的7篇序言按照写作时间不同，分别收入到了《全集》相应的卷次），因此，这个单行本在版权页上除特别交代了《宣言》正文部分是按照《全集》第四卷排印的以外，还特别交代：“本书序言部分是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排印的。”可见，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出版的《宣言》单行本，虽然没有标明是唯真译校的，但如果要有译（校）者署名的话，就应该是唯真。第三，有必要提醒读者和有关论者的是，上述人民出版社单行本从1959年8月的首次印刷（称第5版第13次印刷）起，总共（在北京）印了7次（1966年2月，署名编译局译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的大32开单行本在北京首次印刷，称“第6版第20次印刷”），版权页上没有一次署名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的——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出版社的疏忽，也不是编译局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的。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一查，署名中央编译局译的《宣言》汉译本，最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64年5月，是16开的大字本（其大32开本最初于1964年9月由上海租型印刷，但北京最初印的本子出现于1966年2月）。这就是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15年中，社会上流行的《宣言》译本，其实都是“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含它的两次校订本），而其译（校）者，就是唯真。
有论者也许会说，唯真1956年从苏联回国后（唯真简介见后），就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而且时任编译局校审主任，他的工作属职务行为，因此应把1958年8月《全集》版《宣言》和1959年8月单行本《宣言》的译者，认定为中央编译局，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在无意之中否定了唯真此前的《宣言》译校工作，而且无法解释上述《全集》第四卷《译后记》中的有关交代及1959年8月单行本不署译者名的原因；再说，延安整风时期出现的不少马列经典著作，不是也署名“博古校译”吗——而博古当时正是中央专门为了重新校阅马列经典著作译文而成立的翻译校阅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首次校订本的初版时间
有文章说，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2月重印《宣言》单行本时，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出版的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所收《宣言》已校订过的译文作了部分改动，版面也由竖排改为横排，这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重印的《宣言》，其版面由竖排改为了横排，但早在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第4版、1956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的《宣言》单行本中，版权页上方的《出版者说明》中，已经出现了如下文字：“本书是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出版《共产党宣言》一书排印的，这次重印时曾按照该局195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上修订过的译文作了部分的改动。”这种只对了一半的说法，可能来自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所编、1985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版本、简介》一书，该书就有《宣言》“在1957年2月4版11次印刷时，译文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排印，又据该局1954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修订过的译文作部分改动”的记载（见该书第30~31页）。这一记载当然也是错的。
注1：
唯真，即谢唯真（1906~1972），曾用名谢建民。1906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善溪乡（今热市镇属地）书香之家。1914年在慈利县两汊溪高等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址在常德），1923年在该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至1926年，先后任共青团常德特支组织部部长、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和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在此期间，介绍其胞弟谢泽芝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谢唯真由中共党组织保送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同学中有张闻天、王稼祥等。1929年至次年夏，谢唯真与杨尚昆同为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生，并在共产国际编辑出版部担任《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编辑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译核员，1937年转入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历任中文编辑部主任编辑、中文编译部主任等职。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谢唯真翻译和负责译校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什么是人民之友》、《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全集》等。1956年，谢唯真回国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主任。“文革”中，谢唯真遭迫害，1972年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唯真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