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也可看到“穿帮”镜头

    在观看当下的某些影视剧时，如果稍微留心一点，常常会发现一些“穿帮”镜头，比如明明表现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情，但其舞池音乐却是四十年代的曲目，像陈歌辛的《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之类。尽管媒体对此多有批评，但事实上，这种现象却真有点“屡禁不止”的势头，因而，很多观众恐怕已是习以为常了。

    我这里要说的是，其实读书时，也经常会看到“穿帮”的“镜头”。

    比如发表于今年5月号《书城》上的吴亮先生的《陌生的国度——阅读前史与书的轮回（之十五）》一文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祖父年轻时代是学纺织的，到了他的暮年，书柜里却是古籍和文集居多，就我印象深刻的有章士钊《柳文指要》、沈括《梦溪笔谈》、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王国维《曲录》、郭沫若《卜辞通纂》……像什么《侯外庐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杨国荣《简明中国哲学史》以及任继愈刘大杰姚雪垠之类，摆不下，只得统统塞在书柜底下……”

    吴亮先生回忆的是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阅读史，但问题是，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全集》以及侯外庐先生的《侯外庐集》！

    冯友兰先生（1895-1990）的《三松堂全集》，截至目前出过两版，出版者均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共13卷，第1卷出版于1985年9月，第14卷出版于1994年9月（第10卷因故未能出版）。第二版共14卷（另附有一册《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是在2001年1月出版的。

    侯外庐先生（1903-1987）在世时，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未有过《侯外庐集》问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丛书）之一种，《侯外庐集》是2001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的，此时距侯先生去世已经14年了。

    此外，《简明中国哲学史》的作者（准确地说应为“主编者”），是杨荣国先生（1907-1978），而不是杨国荣先生——现在在华东师范东大学治中国哲学史的杨国荣先生，还比较年轻，是1957年出生的，他即使主编过《简明中国哲学史》，其出版时间也不可能早于上世纪70年代。笔者在此想多说一句：但愿吴亮先生这里只是笔误——我在2009年第12期的《名人传记》上，还看到过一篇题为《舒芜其人与“胡风事件”》的文章，那篇文章也把杨荣国先生写成了杨国荣先生，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绝不是笔误：

    “舒芜谈到‘文革’中曾被利用‘批孔’的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时说：‘杨国荣的悲剧是社会历史造成的。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自以为懂得马列、掌握了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哪个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

    在“文革”中“批孔”的，是中山大学的杨荣国先生；舒芜先生同杨荣国先生是老朋友，而且舒芜先生的父亲方孝岳先生也曾是中山大学的教授；舒芜先生那段话，出自《忆杨荣国教授》一文，文章发表于1996年第4期的《书屋》杂志。由此可以看出，该文作者（于继增先生）是不知道杨荣国先生以及杨先生与舒芜先生的关系的，他更不知道杨荣国先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院校调整起，就在中山大学教书了——因为他不仅干脆把舒芜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杨荣国先生的名字改了，而且连杨荣国先生的工作单位也给“调动”了！

    笔者去年在《中华读书报》（2010年11月24日第10版）上还发表过一篇小文，说的是北岛先生在《城门开》一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9月初版）中回忆的冰心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帮他查《汉语大字典》的事情，其实那时，《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还正在酝酿之中呢。现在看来，这也是阅读史回忆中的“穿帮”现象。

    曾有评论认为，电视剧里的“穿帮”镜头有时候也是“有趣”的，因为它让人“多少有些时光倒流的感觉”——但是，在规范、严肃的学术论文或书刊中出现的“穿帮”“镜头”，却难免令读者觉得有点别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