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立场即人格

    阎连科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对自己来说，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他大概没能预料发出自己的声音，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大概是中国作家中争议最多的一位，一些作品的遭遇曲折离奇，足以写成厚厚的传奇故事。

    他写小说曾经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让同行咂舌。后来因为腰椎病，他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写了。每当他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神伤，流下泪来。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他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身体上的病痛使他感到沮丧，创作中受到挫折给他带来的无奈和绝望，亦无人体会。

    我不上网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网络的？网络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阎连科：我至今应该说没有接触网络，我从来不上网。电脑对我来说就是收信和回信，再没有别的意义，而且是两三天才开一次电脑。网络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读书报：您平时关注网络文学吗？对网络文学有何评价？

    阎连科：几乎不关注，至今没有看过一本网络文学。不是他们写得不好，是我太爱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了。

    读书报：您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电子版权吗？在和出版社签约时，会不会留意这一项？

    阎连科：不在意有没有电子版权，也不留意。

    我的约束和我的解放

    读书报：为什么您的作品题材一般都会引起特别关注？

    阎连科：大概是因为我的写作和现实总是有那种过分紧张的关系吧。作家对现实和历史热切而个人的表达，比较容易引起争议。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三恋》、余华的《兄弟》等等都是这样。彼此的差别，就是有的作家会吸取教训，而有的作家却表现出了固执。

    读书报：为什么不试图改变一下写作方式？

    阎连科：写作有很多种道路和方式，这就是文学的微妙和复杂性。条条大通罗马，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写出经典来。既然不关注现实，也同样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我为什么要那样的固执和风险？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这牵扯到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世界观，以及作家的个性问题。我是作家中少有的固执的人，又是个特别笨的人。在写作中，我已经浪费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我既不想着当官，日子也过得比一般百姓好得多，为什么不彻底放下包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放下一切功利的思考，甚至是写作不是为了出版这样最基本的想法。这不是破釜沉舟，也不是最后的选择，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写作态度。

    读书报：这样会使您的作品出版多一些波折，您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阎连科：出版界对我的过分谨慎，我丝毫没有抱怨和不理解。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改变我的写作立场。立场，其实也是一种人格。

    我的作品中，最没有争议的是《情感狱》、《日光流年》、《年月日》、《我与父辈》等。后者是亲情家族长篇散文，谁写都会说好。《日光流年》是很强的寓言性小说，和现实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它们和我的《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是我写作中的两类和两极，是一种矛盾的存在。

    我的倒退

    读书报：您对自己的创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阎连科：创作无法预料。如果可以料到结局，我会写得非常好。因为写作《受活》，我转业到了北京作协。北京作协是我知道的所有作协里对作家最好的单位，它们总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保护作家，为作家谋利益。如果中国所有的作协都像北京作协那样，中国整个作协机构，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哪些作品是比较好的？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

    阎连科：我不知道哪些作品是我最好的，但我知道哪些是我最遗憾的。《丁庄梦》是我最遗憾的一次写作。对于这个题材，那时候我本来打算写一部全纪实的田野性调查的作品，再写一本极具想像力的小说。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这两部作品我都没写，反而在创作上倒退了许多，写成了今天的《丁庄梦》。不管这本书影响多大，在写作上我是退让的，小说的张力和艺术的想像力，都不是我想要达到的境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原地踏步，都在退让，没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它的艺术性没有超过我之前的作品，这是令我遗憾的。此前《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是向前的。但《丁庄梦》和《风雅颂》最多是原地踏步的。到了今年出版的繁体版《四书》，我认为才又有了丁点的进步。

    读书报：其实您非常清楚自己的创作所长和弊端，也完全知道哪些作品有价值。

    阎连科：老实说，在写作内容上，当一个作家明白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时，其实你的艺术想像力正在被约束。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注重叙述方法和小说思维的作家，你的退让和收缩，其实已经收缩了你小说艺术的探索精神。作家自己心中会有写作的尺度和牢笼。大家以为这仅仅是约束你写什么，而我还以为，它其实还在约束你怎么写。所以，我希望我一生的创作中，应该有几次完全不为出版的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把自己从某种约束和自我约束中解放出来。

    我的西游、红楼和张抗抗

    读书报：您最早读的书是什么？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阎连科：我小学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西游记》。那时我大姐生病，老是腰疼，只能躺在床上。不知她哪里来的那么多书，一本接一本地看。晚上看得晚了，母亲老骂她怎么不熄灯。她就等我们睡了又点上煤油灯看，母亲因此更恼火。我很好奇，想知道大姐到底是看的什么书，这就在大姐床头看到了《西游记》。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充满浪漫幻想，这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年龄吻合，让你觉得读书是如此有趣。大姐的床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馆，我完全是在她床头看完了今天看来是“红色经典”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任何红色经典都看得非常深入。

    那时候并不知道世界上什么书好，也没听说过“四大名著”，即使谈到《西游记》，也不知是四大名著。初中时，我同学的哥哥是飞行员，来信说可以寄来一本《红楼梦》，那也是孩子不能看的。说了好长时间，终于寄来了。我记得非常偶然的一天，同学给我一本报纸包着的书，上面写着“红楼梦”三个字，我为这三个字浑身发抖，紧张得不行，跑到男厕所打开一看，果然是想之念之的《红楼梦》。我就从同学那里看完了《红楼梦》。那时逮着什么看什么，但几乎没有看过一本外国小说。要说使我的命运发生改变，还是偶然看到了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得知她因为写了这本小说，就从下乡的农村调到了省城工作，才知道写东西是可以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得到了这样的启发也就写起来。张抗抗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给我最大启发的人。

    应该说，青少年的阅读对我写作有相当的影响。很多人说我的写作故事性比较强，有很强的矛盾冲突，这应该和那段时间的阅读分不开。首先一点，少年的阅读培养了我在写作中构置故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我的写作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只是这种浪漫主义和“红色经典”浪漫主义的方向不同。然而，从长期的写作看，对那些作品的深入阅读，于我来说也是一种难以逃离的约束，它使我像进入泥沼一样难以走出来，形成一道我写作的“红色紧箍咒”，这使我很长时间无法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中走出来。我早期的小说创作，包括思维在内的语言和写作方式都非常传统。我非常想摆脱这种传统的约束，但这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我的写作中，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为了摆脱青少年阅读对我的影响。

    《西游记》使我发现生活中确实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县城，更没见过城市。但《西游记》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我家到县城有30公里，十四五岁前，那里对我是一个梦想。而这种梦想，后来就转移到了小说中的奇妙、新鲜的世界里。阅读的故事是我的另外一种人生，这和我的现实完全不同。我认为四大名著中，真正对人有价值的是《红楼梦》和《西游记》，它们开辟了文学的另外两种想像的写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没有那么伟大和积极的意义。

    我的主义

    读书报：在《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您第一次提出了“神实主义”创作观，这一独特的文学新概念，主要观点是什么？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是“神实主义”的一些零碎的准备，在那儿它像火花一样迸出来， 到了《发现小说》，就相对有些条理了。如果读者可以看看《发现小说》，那些观点在那儿有比较清楚的交代。但在《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有很多小说之外的东西，读来会更加亲切和有趣。这两本书是互补的，是自圆其说的，对中外作家和作品的认识，也是非常个人化的。

    比如说，我认为作家一定是会讲故事的人，尤其是长篇。而全部故事的发展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小说中全部的故事链条都是因和果。在19世纪的写作中，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一百斤的结果就必须有一百斤的原因。小说中因果关系的全面性和对等性，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必须遵守的“全因果”。而到了20世纪的卡夫卡，他的小说故事中是“零因果”，是没有原因的结果。而保持“因果平衡”的故事，是因为卡夫卡给我们提供了小说的“黑洞意识”；到了马尔克斯写作，他为故事提供了“半因果”。有原因，但和结果不相称，不对等。卡夫卡极其注重个人存在，几乎不关注社会的复杂性和广阔性。马尔克斯极其关注社会现实现实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但他不用“全因果”的逻辑去分析，也不用“零因果”的目光去看待，而是用半因果的思维去关注。从因果关系来考虑，我们在写作上逃脱不了这三种因果关系。但在我说的神实主义创作中，有了更新鲜的因果关系，即：“内因果”，内因果是神实主义最根本的灵魂。

    我以很多小说为例，解释了神实主义的内因果，我相信会有不少读者和写小说的人，看完后会心一笑，有所感慨；但是批评家会是怎样的态度，我就不敢说了。

    我的下一部

    读书报：您目前是怎样的创作状况？

    阎连科：我想，对我来说，不能长期让写作和读者隔绝。很多作品一定在我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没有被大量读者看到，会让我的写作变得封闭和孤立。如此，我正写一部长篇散文，写大自然中的空气、蓝天、花草、树木，这一定是可以出版的一本书。

    读书报：这些是您想要表达的吗？

    阎连科：是。我从80年代看完《瓦尔登湖》之后，就有一个梦想，哪怕只写十万字，一定要给自己一次集中表达对大自然纯粹感受的机会。我非常喜欢《瓦尔登湖》，这次写作纯粹是向梭罗的一次致敬。

    读书报：您还有什么梦想？

    阎连科：我有很多梦想，但很多已断了念头。我20岁当兵，在部队26年，在我的中、短篇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军事文学，写军营的生活。我对中国的军事文学现状有自己的看法，它几乎是落后得不可思议。军事文学的文学资源是前苏联文学，可几十年过去，我们至今没有超过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更何况，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学境界，也是一种模式的写作。把中国的军事文学放到世界文学里，不值得一谈。我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尝试写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因为我当了26年兵，对军营、对战争有自己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写作，会和整个军事文学有很大的差别。

    读书报：写作中的某些独特经历会影响到您的写作和情绪吗？

    阎连科：现在不会。从2003年到现在，正是40岁到50岁的过渡时间，是作家的思考、精力最成熟的时候，没能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这其中的懊悔无人体会。所以，我今后不会让那种经历影响我的写作了。除非，在我的人生中，还有更大的意外在等待着我。

    读书报：您在中国人民大学是什么情况？有教学任务吗？

    阎连科：没有。人民大学给我了一个宽松、舒畅的写作环境。我非常感激，我不愿意辜负这样的写作环境。

    读书报：您曾经谈到“初步写作、成为作家都是有方法的”，那么，您认为文学院能培养出大作家吗？

    阎连科：在中国，文学院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但王安忆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开头。马原也是。至少有这么一个势头：今天的大学愿意和作家发生更多的联系，愿意让文科的学生和文学有亲近。

    读书报：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您如何评价？

    阎连科：两个字：“坎坷”。也可以再换两个字：“值得”。

    我们的采访约在5月底。在万圣书园二楼咖啡厅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的心情无比复杂。当然，这些特别的经历是属于阎连科的，但愿他能够将这些全部化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