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初写作的时候,曾经得到过很多编辑的帮助,我常常会想起他们。在北京出版社,最让我想起的有两位,一位是胡容,一位便是老吴。
老吴叫吴光华,年长我11岁,平常我都叫他老吴,不像如今见到编辑就叫老师。我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结识老吴的,那时,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责编是胡容,在胡容大姐那里认识的他。那时,我家住得离出版社很近,常常到那里聊天,顺便蹭几本新出的书。真正熟悉起来,是1986年的年初,偶然聊天中我说起中学里早恋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他一下子很敏感,知道我当过好几年的中学老师,一直和学校都有来往,便对我说:这是个好题材,你应该写个长篇小说,现在还真没有这样的长篇小说。我有些犹豫,因为在当时这是个禁区。他用一种激将法鼓励我说:正因为是禁区,你才应该闯闯。只要你敢写,我就敢出!
可以说,《早恋》就是在老吴的激将法下出笼的。为了让我有时间写这部长篇小说,他还特意骑着自行车跑到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替我请假。写了八个月,用了老吴送给我的300字一页的稿纸一千好几百页,捧着送到老吴的面前。老吴很快就看完了,找到我,摊开好几页密密麻麻写满有他特点的一边倒的斜体字的纸,谈了好几点意见,包括最重要的结尾处理,让我拿回去修改。改完之后,他从头到尾又替我修改了一遍。二审、三审,都很顺利地通过了。三审是当时出版社的副总编田耕先生,二审是老西南联大高才生刘文先生,我都认识,他们给予了这部长篇小说很高的评价,认为拓展了题材的新领域。就要上机开印了,却听说停机了。过了不多久,又开机了,老吴把新书送到我手里的时候,一脸轻松地对我说:书终于出来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25年。一本《早恋》,头版就印了8万册,以后一版再版,成为我印刷册数最多的一本书。我却从不知道当初为了它的出版,老吴所付出的代价。一直到最近,收到老吴新出版的自传《岁月·人生·挽歌》,读到其中题为“‘穿小鞋’的滋味——出版《早恋》引发的风波”一章,才知道事情一波三折,即使说不上惊心动魄,今天看来也让人感喟不已。
当时,得知《早恋》在印刷厂突然停机的消息之后,老吴在办公室和出版社当时的第一把手吵了一架。他对他的顶头上司说:“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下令停机之前,起码应该把书稿翻一下吧?”顶头上司惹翻了脸,怒气冲冲地对他说:“这是我的决定,你们有意见,可以去市委告我!”说罢,摔门而去。
说老实话,如果不是看到书,我真想象不出老吴居然也有这样的脾气和举动。平常,老吴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说话都是吴侬软语,很缓慢的样子,和凡是带长的官碰面都是要绕道走的人,怎么突然吃了豹子胆怒发冲冠起来?
泥人也有个土性,第二天,他和刘文一起还真跑到了市委,找到市委宣传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昌本,拿出《早恋》的清样,请部长断案。三天之后,陈昌本说这书没问题,《早恋》才又得以重印。事情由于上一级出面过问,表面是老吴的胜利,却不知暗藏玄机。老吴在他的自传里说:“《早恋》的出版,给我的人生之旅埋下了一颗‘钉子’。”这钉子,便是在他被推举市劳模、提名邹韬奋出版奖、提拔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等一系列坎上显露出扎人的锋芒,而让他节节败北。
读完这一章,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知道如今还能不能够找到这样的编辑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却有老吴这样的编辑,无私而真诚的奉献自己,没有任何如今明目张胆的功利,只是纯粹的为了一本书,为了一个作者。那时候,编辑和文学和那时候的天空一样,还没有什么污染,还那么值得让人怀念和感动。
其实,曾经得到老吴这样无私而真诚帮助的,不仅我一人。李准获茅盾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老吴找李准十几次交流意见,增补了整整一章;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老吴提出了十余条修改意见,致使浩然增写了十六七万字。唐人的《金陵春梦》第八卷,老吴自己为书加写了20万字,却不要求署名和一分钱稿费。上个世纪70年代末,老吴编辑的第一部书《领队的大雁》,他亲自跑到作者在凉山的部队,列出详细构架提纲,作者写完初稿,他调整、修改、定稿,最后署名人家要求写“解越京”,解是解放军的意思,越是当地越西县的意思,京是他来北京向他表示谢意,他却把最后这个“京”字去掉了。他说:编辑就是编辑,编辑出力是应该的。
真的,如今还有这样的编辑吗?记得浩然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老吴是“无名的英雄编辑”,老吴担当得起这样的称谓。
在老吴的这本自传里,老吴写到对作家的认识:“一个作家可以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必须是真诚的,必须有良知,必须忠实于生活。否则就没有资格当作家。”在这里,把作家改为编辑,同样适合。老吴就是有这样的资格的编辑。
我只是对老吴自传书名有“挽歌”一词不解,老吴来信对我说:这是一首挽歌,是我们这一代“过了时”的“过去时代”的挽歌。我写了一首小诗寄老吴:
几番风雨落书中,旧事穿心暗自惊。一怒冲冠因早恋,千言飞笔为新情。
老来谁记棋枰事,闲去空思庙里僧。莫唱挽歌悲楚曲,烹茶夜火月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