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文学难民的避难所与读书人的天堂

    红灯区和烟馆是阿姆斯特丹最著名——从另一个方面讲，或许也是它最臭名昭著——的人文景观，以超前的姿态彰显着该城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传统。伤风败俗的橱窗展露，也许会逼得你找锥子乱扎自己的双眼，又或对“咖啡店”飘出的烟草甜香嗤之以鼻——是的，对皮薄肉嫩的正人君子而言，这里就是你的地狱，但对读书人来说，阿姆斯特丹诚如天堂。

    荷兰是全世界文学难民的避难所，乐于接纳惊恐不安的思想流民，疲惫不堪的精神歌手，且不问出处，供以衣裳床铺，少许钱粮，外加一间运河边的小小书房。当欧洲大陆反动派当道，法西斯横行，审查、迫害、监禁的乌云笼盖四野，暴君的鹰犬日夜巡行，尼德兰却如解放区，只要国未沦亡，终能支得起一片明朗的天空。斯宾诺莎、笛卡儿、布莱希特莫不以此为家，偷得浮生，或在此出书，谋万世的盛名。

    读书人一旦保得小命，衣食无忧，总要就近寻觅精神食粮。以面积计算，阿姆斯特丹当为世界上拥有博物馆最多的城市。除了我此行拜访过的国家博物馆和凡高博物馆，还有安妮·弗兰克的故居和各类主题博物馆，如酷刑、性、“阁楼上的吾主”——特为纪念宗教改革的疾风骤雨时转入地下的一间天主教堂。阿姆斯特丹成为联合国2008年特授的世界图书之都，也便不足为奇。然而经行城中，穿街过巷，仍不免惊讶于阿姆斯特丹的书店之多，之密——几乎转过每个街角都能看到。既有AKO这样的连锁大店，又有规模不一的独立书肆，各领风骚，各有所长。

    此间外语图书，尤其是英语图书，几乎与荷兰语出版物同样丰富。我曾深入两家相距不过数百米的大店，一为美国图书中心，另一家是英商沃特斯通的分店，美英新出的各类当红作品，两店皆有售卖。

    唯一不爽的，是荷兰书价高昂。我在沃特斯通购书三册：英人克莱尔·托玛琳的皮普斯传记，美国作家安妮·艾波鲍姆的古拉格史，以及芬兰小说家索菲·奥克萨宁的《清洗》之英译，皆商业平装本，却花去59.9欧元，约合人民币544元。每及此时，只能咬牙，权把欧元数字当作人民币付账。

    荷兰小说家和评论家埃扎德·米克（Edzard Mik）告诉我，与英美不同，荷兰的图书销售仍然采行固定价格制，新书一律不许打折，仅在特定条件下允有少许例外——如残损或品相不佳，或沃特斯通的买二送一，但也只限于少部分获得特许、印有相关标志的畅销书。“围绕着此种固定价格制，有许多讨论，”米克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它意在保护那些不写畅销书的作家，也是为了在压倒一切的商业主义面前，多少保护一下（图书）市场。”

    在莱顿街头，我曾邂逅一位可爱的红脸膛流动书商。他自我介绍是福斯（Vos）先生。“福斯就是狐狸。”他说，“这是我的书墙（boekenmuur）。”

    狐狸先生的书墙由十几个活动书架、数百个侧立的书箱蜿蜒拼接而成，立在街心广场一角，内装旧书上万册，各有价签，分类细致，甚至专门有一个书架，标明“中国文学”，收纳古典名著与现当代小说。

    这间无门无顶无墙的露天书店，由一辆拖车装载，常年巡回于全国城乡，兼营收购与贩卖。福先生得知我不是日本人后，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有长城，在月球上都看得见。我希望我这个书做的长城，将来也能被宇航员发现。”

    我不是宇航员。在荷兰的低地上走，已满眼皆书。就连每晚回去睡觉的大使酒店，也在前厅设了一间小图书馆，约四五十平方米，一面墙到顶的大书柜，内置千余册文学、历史、自然等著作。酒店楼舍始建于17世纪初，现存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立面成型于19世纪晚期，许多名作家喜爱在此下榻，如萨尔曼·拉什迪。

    并非只有拉什迪。有天午夜，我们回到酒店，黑影憧憧，见一男一女悄然爬出运河边的出租车，走到门灯下，才知卷发男子正是阿侬·格伦伯格（Arnon Grunberg），荷兰最受推崇的新生代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亲身探访过关塔那摩、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记者。他1971年生于阿姆斯特丹，目前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

    7月6日，格伦伯格以其小说《蒂尔扎》（Tirza）获得了皇家荷兰语言和文学学院（KANTL）的五年大奖（2006-2010）。

    《蒂尔扎》出版于2006年，荷兰文学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此乃格伦伯格的最佳作品，讲述万念俱灰的单身父亲尤尔根·霍夫麦斯特与高中毕业后即将远行非洲的女儿蒂尔扎之间的故事。400余页的小说之主体部分，围绕着蒂尔扎短短的告别晚会展开，霍夫麦斯特人生中的多个人物集体登场，无数纠葛与失落依次呈现，颇见作者之文学功力。此书已有法、德、意等语言的译本，英文版却尚未面世。

    荷兰文学基金会的新址设在昔日的一家师范学校内。原来的健身房被改造成了基金会的图书馆，收纳了荷兰小说和诗歌的各语种译本。基金会的田仁文（Tiziano Perez）在馆内告诉我，荷兰文学外译最多的不是英语，而是德语。中国著名的荷兰语翻译家施辉业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德国一年翻译三百种荷兰图书，”施先生上周在北京对我说，“我们十年翻译了一百种。”

    施先生今年70岁，乃印度尼西亚归侨，1961年回国，时年20岁。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80年代初，他才开始有机会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他与齐竞业合译的《暗杀》（De Aanslag），是战后荷兰的大师级小说家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最著名的作品，198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乃荷兰当代文学进入中国的先驱之作。

    印度尼西亚尝为荷兰殖民地数百年，故而早期从事荷兰文学汉译的中国翻译家中，印尼归侨并不鲜见。《恍惚》（Hersenschimmen，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的译者潘鑫亮亦为其中之一。我曾在阿姆斯特丹与此书作者J·贝恩勒夫（J. Bernlef）共进晚餐——他将在8月底访华，参加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贝恩勒夫告诉我，他曾送了一本中译《恍惚》给莱顿大学的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顺便探问中译如何。柯教授说：“没问题。非常好。”

    贝恩勒夫见过潘先生。“他讲一口很特殊的荷兰语——不是不好，是那种现在已经极少听到的、我父亲那一辈人讲的荷兰语。”74岁的贝先生对我说。

    （本文所刊图片均为读书报记者康慨拍摄。）

    中华读书报系列报道“荷兰文学见闻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