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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这种现象顽强地闯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人感到紧张，又让人觉得无路可逃。
没有人不想应对通胀，但发现难度越来越大，可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
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最佳决策的，是对未来趋势的了解和把握。只有当趋势了然于心，人们才能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才能冷静地找到应对之路。
货币凶猛
是的，经济学并不神秘，让我们一点点地把—个个谜团解开。
人们对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和物价的上涨一直是深有感触。但货币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应该说，全球货币的泛滥，已经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就全球范围而言，绝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货币超发问题。
2011年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和副所长向松祚撰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基础货币或者说国际储备货币从380亿美元激增到今天超过9万亿美元，增速超过200倍，而真实经济增长还不到5倍。全球货币或流动性泛滥是今日世界金融和经济最致命的痼疾。
货币超发，购买力必然下降，这是一个规律。
有专家测算，1990年1月至2009年12月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l)的月平均值为4．81％。如果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时拥有100万元，到现在只值当年的15万元。
其实，如果根据货币购买力与日常消费品的价格进行比较，1978年的100万元的实际贬值程度要超过85万元。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是，现在的百万富翁与20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相比，哪一个购买力更强？
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曾经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居民人均储蓄两种方法，分别选取1981年、1991年、2001年和 2007年四个时点，对“万元户”财富的变迁进行测算。从居民人均储蓄看，上述四个时点居民储蓄总额分别为523亿元、9200亿元、7．4万亿元和17．3万亿元，考虑人口变化之后的人均储蓄为52元、800元、5900元和1．3万元。这样算来，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结论显而易见：过去30年，钱本身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值钱”了！
在货币超发洪流中，中国也已经成长为世界巨人。
为了让读者都能看懂相关数据，在这里简单介绍一点货币常识。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MO=流通中的现金，即我们通常所称的现金。
M1(狭义货币量)：MO+活期存款
M2(广义货币量)：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广义货币定义，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定义，即货币是指公众持有的通货加上公众在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弗里德曼的货币定义一般用符号M2表示，有时也称为广义货币。
人们通常用广义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M2／GDP)的比例来说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量化比例关系，反映一个经济体金融深化的程度。促使M2／GDP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对一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一般而言，M2／GDP越大，货币超发越严重。
那么，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多少呢？
据2010年11月2日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 GDP之间的比例正在加大。到2009年年底，中国GDP总额为33．54万亿元，是1978年的92倍。而同期的M2从1978年到2009年年底，增加了705倍，达到60．62万亿元。截至2010年9月末，M2余额比GDP多出了42．774万亿元。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表示，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坦承： “在抗击危机期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扩张型的，国家有意地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针对性的举措，它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企稳回升，如果不这样做，经济一定会出现很严重的下滑局面。”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把中美两国的M2对比一下：
1990年，中国的M2余额为1．53万亿元，2010年年末已经达到72．58万亿元， 20年间，M2增长了46．44倍。
美国1990年M2为3．28万亿美元，2010年年末为8．848万亿美元，20年间， M2增长了1．69倍。
如果仅从广义货币供应量上看，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显然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当然，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速更是快于美国，这有中国货币化程度基数较低的缘故，但即使剔除这个因素，就两国经济体的规模而言，中国的货币显然是太多了。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货膨胀来了
超发货币的后果是非常直观的，那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和物价的上涨。
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民众无不有切肤之痛。随便去菜市场转转，就会感知到食品类价格的上涨之快，是那么的令人担忧。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绿豆、大蒜和一些青菜等价格就已翻倍。
尽管如此，国内粮价仍然是被压抑着的——国外的粮食价格比国内更高，有的品种比国内价格要高出1～2倍，甚至更多。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动力依然强劲。
国内的粮价、菜价、食用油价格的上涨，乃是内因和外因合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尤其在国内外价差压力之下，食品低价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您希望过一段时间物价能够回到从前，那么，时间的无情流逝带来的恐怕是一个更无情的结果。货币的贬值趋势将顽强地延续，最后觉醒的人，只会在财富的流逝中，承受痛苦和无奈。
货币贬值，资源品价格必然上涨，而这种上涨并不仅仅体现在商品领域。
不妨对照一下中国A股2005年年底到2007年年底，2008年年底到2009年7月，以及2010年6月到11月中旬的走势，无不是以黄金等贵金属、稀土等稀有有色金属和煤炭等传统能源为代表的资源品(包含提升资源价值的技术加工相关品种)的价格走强为基石的。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
这只能说，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在资源类趋势方面达成了某种“默契”。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原理，在通货膨胀方面体现得非常直接和分明。通货膨胀从来都是从量变向质变悄然演化的。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比起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 1000％。1923年那次通货膨胀末期，物价水平较两年前上涨了300亿倍。即使是购买最基本的物品，也需要数量惊人的货币，买—片面包就得要一手推车的现金。货币贬值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一天之中，要分好几次向工人支付薪水，而工人也要赶回家将领到的薪水花出去，以免它变得—文不值。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通过货币的交易越来越少，物物交换重新出现并盛行起来。
德国一则旧时的报道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荒诞：一个家庭主妇装了满满一手推车钱(仅够买一点食品)去买点吃的，一个小偷趁她不注意，把一车钱倒在地上，推着车子飞快地跑了。车子比钱价值高得多、稳定得多也可靠得多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每月平均增加 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价格上涨更甚，每月上涨近20000％。
您也许会觉得这些例子有些极端，毕竟它们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发生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货币的贬值并非由于社会动荡引起，确切地说，更多的情形是货币贬值过快、货币体系出现系统性隐患引发了社会动荡。很多货币快速贬值的隐患在社会动荡以前就已经埋下，只是人们浑然不觉而已。当危机意识成为群体性反应的时候，货币的真实购买力就会突然呈现出来，犹如一张美丽的画皮在刹那间脱落而露出狰狞的面容，令人猝不及防。
换句话说，人们感受到的是纸币突然间跳水般地贬值，实际上货币的超发早就开始对应着急剧缩水后的购买力，只是暂时被遮掩了而已。
苏联时期，1卢布兑换2美元还多，但解体后，变成了40000卢布兑换1美元 (这里的卢布指的是旧卢布)。这种变化虽然表面上看仿佛是瞬间完成，实际上是早已铸就。
人们被货币欺骗
19世纪中叶英国一位名叫格莱顿的议员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研究货币本质中受到欺骗的人，比谈恋爱受欺骗的人还要多。”
货币为何有这么大的欺骗性？
我们有必要从一些基本的常识人手，来更清楚地讲明这一问题。
马克思认为，实物是最早的货币。在中国，牲畜币是最早的实物货币。
研读史料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货币从最初产生所具备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用，且“不容易大量获取”。
这是货币功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必须依托的基础。一旦作为货币的商品过滥，就会丧失货币的功能，遭到抛弃。
货币必须“不容易大量获取”才能确保其信誉度不减，确保其购买力不缩水。这种特性贯穿了纸币问世以前的整个货币历史——在纸币之后，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通过权力使货币对社会上的人而言，仍然是“不容易大量获取”。
在金属货币时代，由铸币价值与其所包含的金属价值保持一致，出现了“自由铸造”的现象。比如，前资本主义的西方，公民有权把经法令确定的货币金属送到国家的造币厂铸成铸币，造币厂代公民铸造，或不收取费用，或收取很低的熔炼打造成本；公民也有权把铸币熔化，但严格禁止私自铸造。
由于铸币价值与其所包含的金属价值一致，政府几乎没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甚至还出现了政府铸币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常常会非常“痛苦”。清代从19世纪初起，由于鸦片走私日益严重，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开始出现银荒，银价上升。清政府铸钱是按白银核算成本的，银价上升，必然使铸钱成本增加。银贵钱贱对政府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铸钱亏损。
据史料记载，雍正年间铸造重一钱四分之钱，仅宝泉、宝源二京局每年即亏损白银30万两。制钱的市场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背离，还导致了制钱被大量私销取铜的问题，使得流通领域里制钱供应量严重不足，“流通日少”，因此，当时的奏章中，屡屡提及“钱荒”问题。”
金属的特性，竟然使得这种货币时代的政府，在某些阶段连铸钱的动力也丧失了，出现了“钱荒”，这种现象在今天这个纸币满天飞的时代，看起来是多么遥远！
开采贵金属的工具和技术落后，贵金属的生产数量比较稳定，限制了当局随便发行货币图利的机会。但是，统治者最终还是找到了简单的让货币贬值的方法：一种是让金属币所含金属小于它所代表的币值；另一种是在铸币中加进其他贱金属，导致货币“成色”下降而币值不变。作为货币发行的绝对主导者，在这方面，政府并不缺智慧。
清政府如何解决“钱荒”问题呢？
方法是铸造大钱。1853年3月，清政府批准铸造币面价值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的大钱。比如，当千大钱，扣除成本，净盈利约919文，为成本的11．3倍。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变相掠夺民众的财富，缓解财政危机。钱价暴跌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咸丰十年的物价较之发行大钱、票钞以前，茶叶上涨5倍，猪肉上涨6倍。第二年夏、秋间，物价再次飞涨。”
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
亚当·斯密写道：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的阿斯，减到原价的1／24，含量名为1磅，实只半盎司；英格兰的镑和便士，现今价值大约相当于当初的1／3；苏格兰的镑和便士，大约相当于当初的1／36；法国的镑和便士，大约相当于当初的1／56。通过采用这些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较小量的银，表面上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实际上，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
更离谱的是，到了公元268年的喀劳狄二世时，罗马的银币含银量已经下滑到了 0．02％。确切地说，应该叫镀银银币了。罗马在公元138～301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小麦的价格竟然上涨了200倍！这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显然，即便在金属货币时代，也不断有统治者在金属的成色、比价上做手脚，以降低货币的含金量，制造通货膨胀敛财。
房地产和股市
——中国的两大“海绵”
大量投放的货币，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房地产和股市两大领域吸纳，这两大领域的吸纳能力一旦受到限制，就必然促使货币流向农产品等领域。因此，国家为了避免民众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反应过于强烈，会小心翼翼地寻求某种平衡。比如，当农产品价格上涨，CPI涨速较快时，对房地产的调控就会放松。而当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趋缓时，调控政策就容易变得比较严厉。同时，房地产的调控与股市的打压，在货币超发的今天，一般也很难再同步进行——政府必须小心地为货币流向找寻出口。
物价上涨是纸币超发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的信号，也固此，当CPI持续上涨且涨速加快时，很多人出于对财富缩水的恐惧心理，会积极买房，把纸币换成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的购房行为，实际上相当于被动的投机，这时候的房屋其实已经变成了存款的一种存在形式，确切地说，就是一种金融产品。
当越来越多的人出于避险、增值的需求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时，住宅的金融属性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醒目、越来越突出。当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取代商品属性，其功能由相应的居住为主导变成以财富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为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房价的根本性力量，就不再是实际的供求关系，严格地说，不仅仅局限于实际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货币政策越宽松，流动性越充足，简而言之，货币供应量越大，房价的上涨速度越快、幅度越大。
我在研读相关专著时，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凡是房屋交易频繁(包括换房)、投机盛行的国家，房屋的金融属性都会体现得更为分明。但是，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交易频繁与房屋质量差(不得不多次升级)、投机盛行有关，而国外则因为房屋质量都更有保障，能多次交易，也才具有金融属性。
大前研一在《心理经济学》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换四次房子。与一生只有一套房子，房屋贷款要35年才能还清的日本人相比，美国人的住宅更像是金融产品。我曾在杂志一类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把美国住宅的这种现象称为“不动产的动产化”。美国住宅寿命高达100年，只要位置恰当，住宅就能类似金融产品那样升值，而且，获利空间很大。只要利用住宅上涨赚取的利润，美国人就能一间一间地换房子，而且，越换越快，最后就能在高档住宅区买下一栋大房子。
通过大量数据的对比，我发现，凡是房屋的金融属性突出的国家，很容易引发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最终都会拖累金融业，引爆危机。次贷危机后的美国，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当住房的金融属性体现得比较充分时，它对货币的吸纳能力也会大大增强。
2010年8月，CPI同比上涨3．5％，涨幅创下年内新高，与此同时，房屋销售量也突然快速上升。民众出于对货币贬值的恐惧，再次蜂拥入市，推动原本已经畸高的房价继续上行。其实，中国的房价一直都是在这种恐惧心理下推动的，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需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控制货币发行量，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仅仅靠货币政策“回收”是无济于事的。
房价迎着调控上涨
中国房价飞速上涨，正是从2003年开始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与中国房地产背负的新使命——吸纳超发货币是密切相关的。
看两组央行公开发布的数据：
2003年7月末(“18号文”将房地产业定性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的分界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0.62万亿元，而到2007年12月末，M2余额已达40．34万亿元，四年增长了近20万亿！
到2009年12月末，M2余额已达60．6万亿元，短短两年时间，又增长了20万亿元！
如此天量货币的增发，如果没有房地产的吸纳，后果是难以想象的。至少，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将超过1993年、1994年。但是，这个期间通货膨胀并没有那时严重，因为，钱被固化到了房屋上面。
到2005年，房价上涨太快成为了“两会”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两会”之后， 3月底，国务院出台《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 “把稳定房价提高到政治高度，建立政府负责制，省政府负总责，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要追究有关人责任”。
一个月后，4月2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八条”出台。余温未消，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七部门早在4月30日即已拟好完成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又是一个“国八条”！
但是，房价在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在2005年下半年出现报复性上涨。以北京为例，2005年1～7月份，商品期房平均价格同比上涨了21．9％。
到2006年年初，房价继续一路飞涨，媒体声讨，民怨声起。5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六条”出台。仅仅12天之后，“九部委十五条”出台，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
金融方面，央行两次加息。银监会于2005年7月22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的九条措施，严控房地产信贷风险。2006年，不到6个月，九部委组成的调控大军出台了不下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
然而，2006年的政府调控并没能如愿地抑制住房价的上涨。2006年10月，北京以10.7％的涨幅领先全国。自2005年7月以来，北京房价连续上涨15个月。调控政策一个比一个严厉，然而，房价一次比一次涨得高。
在此期间，货币供应量在飞速增大。
次贷危机救了开发商
2007年年底开始，房价开始步入调整——这次的调整是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而非调控的结果。
但是，楼市的低迷让对次贷危机忧心忡忡的政府再次出台扶持措施。2008年10月及以后，这些措施陆续出台。到了2009年春节一过，楼市回暖，量价齐升。2009年年底，一些城市更是出现了“恐慌性抢购”，房价一骑绝尘，从低谷到巅峰，这一年楼市疯狂的涨幅令人瞠目结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几乎一天一个价——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天量信贷开始投放，房地产又承担了吸纳超发货币的功能。
房价一受到政策鼓励就上涨，很快，政府又不得不调整。
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明确表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拉开了“抑制性政策”大幕，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政策，从刺激消费又全面转向“抑制”房价。然而，2010年的楼市，犹如脱缰之马，继续保持着昂扬的上升势头，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很快进入3万元时代。4月1日，国务院又公布新政策，决定对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实际上，对于房价而言，调控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控制住印钞机和落实住房保障责任，这两条做到了，房价上涨的步伐就能减缓。否则，一边调控，一边加大货币投放，等于是火上浇油，是不可能真正抑制住房价的。
简言之，控制货币，房价就是无源之水；货币超发，房价就是有本之木。
货币供应量撑起高房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下面这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数据(全部为央行公开发布)与中国的房价对照一下，看看趋同性是否一致：1999年为11.76万亿，2000年为13.24万亿，2001年为15．28万亿，2002年为18．32万亿，2003年为21．92万亿，2004年为 25.01万亿，2005年为29．6万亿，2006年为34．55万亿，2007年为40．34万亿，2008年为47．51万亿，2009年为60．62万亿，2010年为72．58万亿……1999～2010年间，中国GDP年复合增长率为13％(当年价格数，比可比价格数大)，而M2年复合增长率为17％。
货币越来越多，房价越涨越高，两者的关联度非常之高。或者，也可以把房地产当成一种货币——住房币，与中国最早的实物货币——牲畜币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么，房地产领域对货币的吸纳作用，经过量化之后，到底有多大呢？
2008年3月17日上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就“住房保障”情况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表示，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了28平方米左右，人均每年增加1个平方米。齐骥给出的这个数据，是截至2007年的，当年，全国城镇人口共计5．94亿人。也就是说，2007年，我国城镇住宅总面积是166．32亿平方米。2008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5．9亿平方米，2009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8．49亿平方米，三年加总起来总共是180．71亿平方米，而2009年，全国商品住宅的均价为每平方米5182元。这样估算下来，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城镇住宅的总市值应为93．6万亿元，如果算上全国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市值，将更为惊人——2009年全国GDP总额才33．54万亿元。
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意味着，房地产总值与GDP的比值，既超过了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也超过了 1990年日本楼市泡沫破灭时的日本！
在住宅货币化的大前提下，如果房价下跌，改变人们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导致房地产领域对货币的吸纳作用削弱，势必引发庞大资金流向商品流域，从而导致令人难以承受的通货膨胀。
在高房价和通货膨胀之间，政策更能容忍哪一个、更担心哪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政府必须为超发的货币寻求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流向。
这就是另一种视野下的高房价问题。
（本文摘自《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时寒冰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定价：3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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