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和泥土地

    高跟鞋和泥土地．这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也映照出一个女人穿着细细的高跟鞋，行走在事业的坦途之上时，却常常陷入家庭生活软软的泥土地中的尴尬。事业和家庭的矛盾，无处不在地为女人的生活制造着麻烦。在世俗人的眼中，女人无法兼顾两方，最终只能选择其中一样，或者是美满的婚姻，或者是出色的事业。但是对于杨澜而言，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恰当的。

    2006年年初，财经作家吴晓波结束了哈佛大学的访学生涯，他在从华盛顿返回上海的飞机上，为新书《激荡三十年》写下了题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人物是自1978年始，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领袖，该书记录了中国企业精英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商业社会转轨过程中的激情与苦恼、亢奋与不安。一个月前，杨澜也是在飞机上写下了她在新浪网上的第一篇博文。在3万英尺的高空，她俯视着窗外起伏连绵的云海，写下了“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也许在她的眼中，这云蒸霞蔚的景色也像是这个波诡云谲的商业社会的隐喻。

    着装的烦恼

    在这个为企业家作书立传的时代，经历过商界中无情起落的杨澜坦言：“我知道在中国经商之难，使我对企业家这个群体怀有深深的尊敬。他们必定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能够从一无所有当中创造财富，经历这么多政策与市场的波动而生存下来。”我们不难从这句话的背后，解读出杨澜含有些许无奈的喟叹，但更可以看出她的“善解人意”，这是基于经历过之后才会产生的对于他人的理解，对于生命的体察。不再与表面的“成功”拥抱，而是与背后的“困境”握手，使得此时的《杨澜访谈录》走出了一片新的时空。经过商场近5年的亲身体验，对于奋斗与成功的关系，使得杨澜改变了原有的执著观念，不再简单地理解为只要是努力奋斗，就可以达到目标，而是一定要定位准确，才可以接近理想中的成功。    

    杨澜就曾经因为着装定位不准的问题，引起过不大不小的麻烦。2006年2月，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前夕，杨澜在美国洛杉矾比福利山庄的一家高档酒店中，采访了澳大利亚籍的好莱坞明星妮可·基德曼。依据杨澜之前的经验，好莱坞的明星在接受采访时，大多都穿着随意而率性，因此她揣测，置身于好莱坞演艺圈多年的妮可，也许会穿着休闲衬衫前来。为了与之相称，杨澜就挑选了一件满是大花朵的休闲西装。然而，出乎意料，当天的妮可穿着白色绣珠片衬衫，高腰米色的麻质长裤，像个精致的芭比娃娃，这让扬澜有些措手不及。  

    作为一名访谈类主持人，杨澜的着装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考虑到各类因素。嘉宾身份、地位、性别的不同，都会影响服装的选择，既要与整个基调相符，也不能夺了嘉宾的光芒。深色西装是男性政要和商界人士的最佳拍档，为了使画面不显得过于沉闷，杨澜会穿上一身色彩较为鲜艳的正式套装；若嘉宾是一位艺术家，杨澜通常会穿设计感较强、款式简单的品牌服装。如果不确定嘉宾的服饰风格和颜色，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扬澜就会选择相对柔和的灰色和米色。对于室内采访而言，为避免衣服的颜色与周围的环境有严重冲突，编导通常需要提前“踩点”，了解了采访地点的装修风格和墙纸的颜色后，杨澜才能作出判断。在服装师的建议下，杨澜会准备一些风格简约的别针和丝巾，起到点缀的效果。

    做节目穿什么衣服好，是多年来让杨澜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她除了《杨澜访谈录》之外，还要担任《天下女人》的主持人。如何从着装风格上区分这两档节目，让杨澜下足了工夫。杨澜觉得前者偏于理性，更有职业感，而后者偏于感性，需要营造轻松和温馨的氛围。但是有时候她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把衣服给穿乱了。   

    对于女人，衣服究竟意味着什么？2007年10月，“时尚界的恺撒大帝”卡尔拉格菲在长城举办了他的时装发布会，同对也将亚太地区的唯一一个媒体专访机会给了《杨澜访谈录》。这位留着银色的大辫子，戴着永远不肯摘下的墨镜的大师，用他自由而狂放的剪刀，为CHANEL、FENDI、CHLOE三个世界顶级服装品牌创手出一系列新颖大胆又极端女性化的时装。他认为，当女孩子穿上漂亮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异性青睐的眼光，也是为了表达内在的自我。 

    同年11月，另一位被评为“时尚界最有权力的女性之一”的PRADA品牌掌门人缪西娅·普拉达，在意大利米兰的办公室接受杨澜访问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她说，服装并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自己的目的而穿。她希望能用自己的设计，提升女性的地位，使她们“在不失女人味的情况下，充满智慧，富有尊严”。从这位设计师的办公室中，杨澜也感觉到了普拉达充满表达欲望的内心情感：没有植物，没有照片，但是地面上居然有一个大洞，连着一架直通地面的巨大滑梯。   

    这两位天才的设计师，都将时装视为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述方式，并用其作为战斗的武器，释放内心的激情与困惑。衣服，这样与女人生括息息相关的东西，也与女人的精神内核有着奇异的相通之处。它是展现女人自己的一种方式，使女人在繁华世界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不需要秀给世界看，只需要忠于内心，表达自我，或许这才是它的本质。

    面对被称为史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的妮可·基德曼，杨澜的第一个问题就从时装切人：“奥斯卡颁奖典礼快到了，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去走红地毯？”这个小小的问题；还让杨澜和编导君达苦恼了一阵。为了采访到妮可，节目组通过多方关系联系了足足一年多，最后还是通过杨澜的一位华裔服装设计师朋友从中牵线搭桥。在得知杨澜是中国最有名的主持人之一后，妮可的经纪人才答应了采访的要求。但同时，这位精明厉害的经纪人只给了50分钟的时间，还着重强调不能问任何私人问题。尤其是关于孩子。因此，问题的设计和提问的角度，就成为了一场暗中较劲、斗智斗勇的游戏。杨澜并不想深挖妮可的隐私，她关注的重心是妮可真实的内心体验，而这也需要对方的配合。杨澜的采访思路是，回顾妮可演艺事业中的几部关键性影片，而这些电影，都与妮可和前夫汤姆·克鲁斯的爱情长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妮可会避无可避地谈到情感问题。在杨澜女性视角的观照下，妮可大大方方地谈起了与汤姆·克鲁斯的爱情，回忆起当时的幸福生活，她的脸上还露出了甜蜜的表情。但是一旁的经纪人已经坐不住了，几次冲过来捅君达，让她打断杨澜的问题。君达一句礼貌的“我在工作”，让经纪人也无可奈何，只得坐回去。

    妮可显然很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她几次用“This is a private question，I cannot answer”来拒绝透露关于孩子的过多信息，而杨澜也用“I’m sorry”来成全了她的独立。临近结束时，杨澜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有人会为一个吻而等待几年，你相信吗？”妮可的回答是：“是的，我相信，美好的事物是值得等待的，因为这些事物的存在，生活才有了意义并截然不同。”  

    “最难讲话”的公主

    面对英国女皇伊丽莎自二世的长女安妮公主，杨澜和她的团队遇到的“困境”，不仅是来自于公主声名本身。他们更尝到了繁复的皇家规矩的滋味。

    2006年3月，借助于“SAVE THE CHILDREN”基金会的慈善晚宴，杨澜获得了采访安妮公主的机会。在采访的前夕，杨澜在陪孩子滑冰时，不小心摔断了尾椎骨。医生嘱咐她，要多躺少坐，否则会留下后遗症。而去往英国伦敦的长途飞行 ，需要10个小时。为减轻杨澜飞行过程中的疼痛，细心的司机特地买了一个座圈。挽着一个圈圈上飞机的扬澜，笑着自嘲“到英国‘游泳’去”。

    即使在平民政治占主流的今天，皇室还是保留着一种奇异的神秘感和贵族气派。采访前一天的晚上，就有人来告知全组人员，采访时间被严格地限定在20分钟，问题绝对不能超出慈善的范畴。而且即使是摄影师，也必须遵守皇室礼仪，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摄影师韩治学没带正装，只得向负责节目组行程安排的导游借了一套西装和领带。对于平日里从来不说英文的王祖继而言，他的苦恼则在于需要一遍遍地练习说“your royal highness”(尊敬的公主殿下)。

    采访的地点是在一家知名的银行，背景就是一片白刷刷的墙，整洁得近乎单调，十分影响拍摄效果。为此，编导一阵忙乱，找来了安妮公主的基金会海报，放在背后充当背景“救场”。开始之前，有一位负责的女士进来，指示维修工更换地毯。原来，地毯中间留有茶几压出的印记。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完全可以忽视的细节，在他们眼中却俨然成了大事。为了怕磨花地板，在负责人的要求之下，韩治学还当场用大力胶和黑布牢牢地裹住每一个三脚架和灯光底座。之后，又有白金汉宫的随行人员来查看，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诸如谁向公主介绍杨澜，谁介绍导演，能否请公主签名，合影不能超过一张等等。比起摄制组，他们似乎如临大敌。

    然而，当安妮公主踏进房间时，摄制组的成员早把这套礼仪抛到了一边，只知道本能地拿起机器狂拍，镜头的声音和闪光刷刷地连成一片。五十开外的公主，给杨澜的第一印象是“背挺得真直”，那天她穿一件藕荷色的丝质套裙，戴着秀气的珍珠项链和金色的别针，将头发一丝不苟地高高拢起。韩治学期待中的“白雪公主”没有出现，但安妮公主也并没有叫他失望。她保持着皇室贵族的凛然之气，坐正了之后，就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从摄像机的镜头中看过去，韩治学对公主的唯一感觉就是“光是嘴动，其他都不动”。

    安妮公主是杨澜采访过的人物当中，“最难讲话”的一个。当杨澜问到从事儿童慈善对她教育自己的孩子有何影响时，白金汉宫的新闻官员马上阻止：“对不起，她不能够回答私人问题。”在杨澜坚持不懈地追问下，公主还是回答说：“我认识到孩子，不管他们出生在哪里，都喜欢和同伴游戏、运动。所以我决定让我的孩子一定要和其他孩子多接触，而不是被关在家里。他们能学到很多东西。”这短短的几句话，已经是这20分钟的访谈中最贴近个人情感的回答。穿着高跟鞋、骄傲地将自己的侧脸呈现在镜头中的安妮公主，是否也在无声地渴求着另一种在土地上奔驰的生活，是否她也并不满足于这被设定好的人生？杨澜并不确定，而几个月后，在与安妮公主的哥哥查尔斯王子的交往过程中，她看到了一位不同于传统“白马王子”形象的儒雅、木讷的王子。

    “环保狂人”查尔斯

    2006年的11月，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庄园中，杨澜参加了一场慈善晚会。主人是卡米拉王妃的兄弟，除了查尔斯王子、卡米拉王妃之外，还包括几位亲王、前港督彭定康、名模KateMoss、小提琴家陈美等400多位来宾。有了采访安妮公主的经验，在赴宴之前，杨澜特地叮嘱几位摄像师，一定要着正装，符合宴会礼仪。

    然而宴会却给了杨澜一个大大的“surprise”。由于长年浸淫在雨水之中，庄园的泥土异常潮湿，杨澜的高跟鞋一踩一个洞，不断地陷到泥土中去，让她举步维艰。面对松软的土地，平日里精致强势的高跟鞋竟毫无用武之地，可怜巴巴地沾满了泥土。后来她才知道，凡是在英国的庄园中举办的活动，一定要穿平跟鞋去。而扛着摄像机的王祖继虽然没有高跟鞋的困扰，但是西装笔挺的他，面对国外同行一身简单的T恤长裤，顿时有了把身上这套束手束脚的衣服换掉的冲动。

    在一个种满了花草的暖房中，杨澜第一次见到了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的举手投足保持着英国皇家贵族的风范，向每一位到场的嘉宾礼貌地致意。和杨澜谈话时，他标准的伦敦音显得温文而有力。然而查尔斯给杨澜的印象，居然是与王储身份极不相称的羞涩和腼腆。处在那样一种身份和地位上，又有了无数的人生阅历，他仍有着少年般的害羞和局促，下意识地躲避着镜头。这样的查尔斯，打破了杨澜先人为主的固有印象。

    又有一次，吴征、杨澜夫妇受邀与查尔斯王子在王宫共进晚餐，同桌的还有一些来自英国、美国的知名传媒人士。晚宴时，杨澜恰好坐在查尔斯的邻座。席间，她讶异地发现，查尔斯的西装外套已经很旧，袖口上甚至磨破了一个洞。英国冬日的夜晚寒气逼人，但由于查尔斯奉行“低碳经济”的理念，没有将室内暖气的温度调高，在场的女士大多都穿着无袖的晚礼服，已经不足以抵御这湿重的寒意。杨澜只得在与查尔斯探讨问题的间隙，打趣地说：“您王宫里的温度说明您已在带头节能减排了。”一桌人都笑了，查尔斯王子有点不好意思地向女士们道歉。

    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中，杨澜看到了查尔斯对环保事业的真诚。对查尔斯而言，推动环保事业并不是一场赢得民心的作秀，而只是他内心热爱自然的表达。英国老振的绅士传统，清晰地凸显在查尔斯的身上。作为英国的皇室贵族，学习园艺的知识，是放在与拉丁文、法律、赛马、社交礼仪等绅士必备课程所同等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到如今的21世纪，这种传统正在慢慢式微，但是查尔斯显然是其最热心的拥趸者。

    查尔斯王子这样的人物，正是《杨澜访谈录》一直希望采访的高端嘉宾，但邀约的过程却是非常的曲折和漫长。在2006—2007年间，杨澜与查尔斯在私人社交场合先后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但是因为知道查尔斯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所以杨澜始终没有向他提出采访的要求。直到2008年，杨澜觉得时机比较成熟了，才向查尔斯王子发出了正式的邀请。而等到查尔斯王子答应下来，已经在一年之后了。2009年5月，杨澜终于踏人位于白金汉宫前侧的克拉伦斯宫，在一间挂满了查尔斯亲手画的水彩风景写生的侧厅内，对这位王子进行了35分钟的访问，这也是五年来他给予外国媒体时间最长的一次专访。

    查尔斯的环保热情，与几年前相比有增无减。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被英国媒体称为“环保狂人’的他在伦敦正式宣布启动一项热带雨林保护计划。为了促进计划的开展，他不惜拿自己的王子身份开涮，用“青蛙”作为吉祥物，还在一次访问期间，用儿子“威廉”的名字命名了一只乌龟。查尔斯喜欢骑马，喜欢在森林边散步；有自己的庄园，名叫海格洛夫，那是他最喜欢停留的地方之一。他自己伺弄蔬菜、果树，在无人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对植物说话。他对杨澜开玩笑地说，这些讲过话的植物，确实能长得好一些。

    “土壤、树木等等，这一直都很让我着迷，但是我并没有太多机会去做这些，只是在尽量鼓励人们罢了。”查尔斯如是说。如果他不是王子，如果他的生命轨迹不是早已注定，那么他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农夫。杨澜注意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查尔斯总是爱摆弄他的手。他的一双手，因为从事园艺和运动，变得像农夫的手一样宽大有力。这双手与泥土、植物、大自然有关。看到他的手，杨澜开始相信，与外界评论不同的是，他内心潜藏着深深的笃定和力量。

    高跟鞋和泥土地

    热衷于社交时尚的戴安娜喜欢穿着高跟鞋，穿梭在大都市衣香鬓影的舞会上，而充满“泥土气”的查尔斯仿佛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他最终与有相同爱好的卡米拉相携而行。对于这一点，杨澜的看法与大部分媒体的解读不同，在她眼中，这两桩婚姻的是与非，或许是高跟鞋和泥土地之间的抵触吧。

    高跟鞋和泥土地，这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也映照出一个女人穿着细细的高跟鞋，行走在事业的坦途之上时，却常常陷入家庭生活软软的泥土地中的尴尬。事业和家庭的矛盾，无处不在地为女人的生活制造着麻烦。在世俗人的眼中，女人无法兼顾两方，最终只能选择其中一样，或者是美满的婚姻，或者是出色的事业。但是对于杨澜而言，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恰当的。

    杨澜的敬业精神有目共睹，编导君达跟随杨澜多次出国采访，在她的眼中，真实的杨澜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却有着像“铁人”一样强大的内心力量。曾有一次，杨澜和君达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出发，一起飞到了洛杉矶做节目，顾不上倒时差，又马不停蹄地飞到伦敦进行下一个采访。工作结束后，君达可以回国了，但是杨澜还需要赶赴迪拜主持一场妇女论坛。在伦敦的机场，两人一起候机时，杨澜还在向君达滔滔不绝地描绘这场即将参加的论坛。君达记得，杨澜一个人拎着箱子走进航站楼的背影，显得很孤独。这孤独并非寥落，也不凄凉，反而包含着一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激情和大气。

    也许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着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的杨澜，最骄傲的TITLE却是在2002年初，在《好主妇》杂志发起的一项有20多万读者参与投票的评选活动中，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而取得的“最理想的新好主妇偶像”。可笑的是，因为这个“头衔”，她还遭到了全家的“列队欢迎”。当天杨澜回家一开门，两个孩子迎面就说：“呦，最佳主妇回来了。”杨澜的母亲接过口：“还最佳主妇呢，好像都已经四天没回家吃饭了。”接着是她的父亲：“现在脸皮真是厚了，这个奖也敢拿。”杨澜一看情势不对，连忙宽慰大家：“这主要是你们的功劳。”让家人舒缓一下这口“恶气”。

    时常奔波在出差路上的杨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着说“我不能算是好主妇”，但态度谦虚的杨澜，显然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实现着动态的平衡。现代社会赋予了女性多种角色，平衡好这些多元化的角色，就像杂技演员用两只手同时抛转皮球，掌握好时间和力度，不让一只皮球落地。对于杨澜而言，她并不是刻意维持着的平衡。“只要给职业妇女一个好觉，她就无所不能。”家庭和事业都要的杨澜，她的“好觉”就是有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自己的系统，让她在家庭和事业之中从容穿梭。在博客上，杨澜贴出了一篇名为《为事业、生活平衡支三招》的文章，分享自己的心得，也为职业女性提了三点建议：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建立明确的目标，以及建立家庭的支持系统。

    与席琳·迪翁的缘份

    也许是因为相似的价值观，杨澜与加拿大籍歌手席琳·迪翁成为了好朋友。 2007年5月3日，杨澜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恺撒大酒店观看了这位流行天后的“新的一天”演唱会，在这之前的四年半里，她已经在同一个剧场演出了上千场。人们也许会仰望这位加拿大籍的世界歌坛天后的才华，但让杨澜惊叹的是她场场都保持同样的演唱水准和激情的“不可思议”。因为若无坚强意志，绝不可能如此。演唱会结束后，席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内心的力量，更多地来源于家庭给予她的支持和爱。“我有我的根基，我有我的生活。生活就像是一把梯子，人们都认为我是一直在往上爬，实际上我是在往下走。我一直在做这样的梦：我站在最高处，头在云间，俯视下方，这一切都太美了。梯子下方的人都在帮助我，我感觉非常坚强。一步一步，我走下来。”在过去的10年中，历经丈夫得喉癌、 6年人工受孕才成功的种种磨难，席琳坚信自己已找到了根基和土壤。现在她可以尽情地生长了。

    在前期整理资料时，杨澜意外地发现自己与席琳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仿佛是冥冥中的心有灵犀，当杨澜在化妆间中第一次见到席琳时，这位正准备上场的明星也已经发现了这个有趣的巧合，并抢先一步说了出来。两人一见如故，在采访时，更是越聊越投缘，细数竟有不少相同点。关于年龄，她们几乎同时说：“40岁，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实现事业与家庭之间微妙的平衡，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女人神经的强韧度和意志力。这是一个女人勇于优秀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女性关于优秀的困惑的时代。工作的压力、男性社会的挤压、健康状况的退化、存在于内心的巨大焦虑……杨澜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感性，和女性嘉宾们展开了心灵的对话和沟通。在2006-2007年间，出现在《杨澜访谈录》的女人有美国《大都会》杂志女主编海伦·布朗、约旦王后拉尼娅·阿卜杜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等等，这一群拥有自我意识、独立人格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的优秀女性，有事业和情趣，有追求和要求，有圈子和朋友，那么在她们的眼中，女人应如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女人应女如何按照自己内心的向往去生活？

    “王后殿下，做王后是一项工作吗？

    “您会跟孩子说：你要为成为国王而做好准备吗？”

    这些问题表述的方式不同，但是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把女儿伊曼公主一起带来中国的约旦王后拉尼娅·阿卜杜拉对杨澜说：“当我外出时，我尽量把行程安排得短一些，这样我会很快赶回去，真的很难平衡做职业母亲和照顾好孩子，有时候我跟我丈夫保证，我外出时他在家，他外出时我在家。”

    为了给职场女性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2007年5月，杨澜和全国妇联宣传部、湖南卫视、新浪网共同发起“天女计划——2007中国职场女性关爱行动”，通过中国职场女性生存状态调查、中国职场女性榜样评选、天女俱乐部沙龙等活动，为女性朋友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帮助。

    杨澜的幸福宣言仿佛带有一种奇妙的魔力，让曾经铁了心的女员工一个个都选择了家庭和孩子。 

    一个完整的女人，应该是既会穿优雅的高跟鞋，又可以脚踏平底鞋在泥土地上接地气而生活。既应该在工作中挽起袖口，懂得自我奋斗的价值，又能够在某一时段，懂得适当地转换身份，轻盈地走入家庭。

    在纪念中国电视主持人诞生25周年的“25年25人”晚会上，当杨澜被要求用一种植物来形容自己时，她没有采纳他人的建议选择“兰花”，而选择了坚韧的杨树。对于杨澜而言，高跟鞋和红酒属于一个系统，而泥土地和杨树又属于另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都有各自强大的一面，它们不是天生的敌人，也不是天然的伴侣，而是并行不悖地出现在了杨澜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共同成就了她丰富的生命系统。 

    （本文摘自《一问一世界》，杨澜 朱冰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