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英事迹考略

    上级的紧急命令

    1934年12月1日，卢志英从江西德安紧急赶到南昌，与地下党联络点负责人邱吉夫、张育民接头，交待了有关事宜之后，便匆匆出发了。从情况看，他一定是得到了上级的紧急命令。

    命令非常紧急，这时间，在党内、红军内发生了什么大事？这一天，最大的事发生在湘江。红军兵败。

    紧急命令是谁发来的？

    卢志英得到湘江兵败的消息会有多种渠道，但是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只有两种可能：一，派遣他在德安执行任务的上级党组织，即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二，过了湘江的党中央。我们知道，上海中央局的电台在两个月前已被敌人完全破坏，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及各地的党组织都断了电讯联系。而湘江兵败这一天，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如果立刻做出决定，也没有这么快的可能传到江西德安的卢志英手中。所以，这个紧急命令应该是来自刚过了湘江的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电报应是由军委二局发出，而军委二局即是德安小组与红军联系的专线接头。

    紧急命令的内容是什么？

    以往对此事的记载是，党中央任命他为军事特派员，前往贵州，为红军进贵州并通过贵州打前站。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此时中央红军的既定目标是朝向湘西红二、红六军团，兵转贵州是到了12月中旬党中央才临时做出的决定。这个紧急命令的背景是，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红军身后的最大危险——追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队最高指挥官是薛岳，并且知道了卢志英等德安小组的同志有条件、有可能尽快打入薛之司令部。命令应是要求他想办法进入薛岳司令部。

    很快，卢志英出现在薛岳司令部。

    湘江之战后的红军迅速判明湘西前方敌军有巨大陷阱，最终转兵贵州。促使红军转兵的情报，有记载是来自中央军委二局和“湘西地下党”。

    赶赴遵义

    卢志英随薛岳司令部进入贵阳后，有文献记载：他秘密找到在贵阳的地下党负责同志，两人一起赶赴遵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并听取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这是卢志英在红军长征后，从德安出发“追赶”并为红军“护航”的路上第一次回到党中央。这次赶到遵义，他见到的是哪位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做了部分考证。

    1、在此期间贵州省地下党的情况是，与上级没有联系，在贵阳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仅有极少的同志组成了党的组织，并有一些活动。

    2、这十几名党员中，包括负责人，只有一位名叫林青的同志与卢志英同时间赶往并出现在遵义。这和上述文献记载的卢志英在贵阳找到地下党负责同志相吻合，因此基本可判定，卢找到的就是林，并掩护着林，又由熟悉贵州情况的林带路，一同赶往遵义。

    3、林青时年24岁，原名李远方、李旭如，贵州毕节人，1930年与同学缪正元在重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赴上海，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后失去组织关系，回到贵州。中共贵州省党史记载，林青等同志回到贵阳后，是自行转党，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以往的一般记载还有，1935年1月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遵义，林青以看望姨妈的名义秘密前往遵义，见到了上海狱中难友、老党员吴亮平同志。由吴亮平介绍，联系上了党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李维汉同志即召集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成立贵州省工委，林青为书记，几位其他同志为成员。这是不十分准确的。因为林青和同学缪正元在上海被捕入狱并无与吴亮平同监的记载，并且即使同监，林、缪是团员，吴已是老党员，且组织系统不一，在狱中构不成组织联系，并且林、缪和吴亮平出狱后无联系，在遵义偶然见面，也需要组织考察等程序，特别是构不成党中央承认林的贵州省工委书记的支持要素。经查，最大的可能是卢志英通过上海党组织的渠道，得知了林青及贵州党组织的当时情况，相当于对林青的情况先进行了考察，才使得后来他们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时对林的干部考察得以简化。顺带说一下，卢通过的上海党组织渠道，正是林青、缪正元在上海时期的直接上级、当时的沪西区团委组织部长骆何民同志。骆何民同志是卢志英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的紧密战友，同样有着传奇悲壮的人生，1948年12月与卢志英一起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4、从1月林青赶到遵义到后来李维汉同志宣布成立省工委并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这期间有40多天，一，说明党中央和林青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对林青在此期间的工作充分肯定。二，林青没有返回贵阳。一个清楚的证明是，这一时期潘汉年同志由张闻天同志布置秘密返沪，首先来到贵阳，找到了没有去遵义、在贵阳留守的林青的助手秦天真和夏之刚的家，在此之前，潘汉年既不认识秦天真、夏之刚，也没有过任何联系，因而此时潘与两人接上关系，中间只有唯一一条单线索联系，这条单线索只能是林青。潘、秦、夏取得联系以后，秦天真即安排身边几位同志紧急动员起来帮助潘，并由女共产党员蓝蕴臧与潘假扮夫妻，得体掩护、秘密辗转前往上海。红军转战赤水河途中，党中央新任总书记张闻天直接安排潘汉年的回沪，说明张闻天同志掌握着林青同志这条线索。而林青由老党员卢志英带到遵义，可以得知，他们见到的正是张闻天同志。不过，按照严格的组织渠道和程序，如干部考察以及其他相关政治事宜，卢和林向张闻天同志汇报之外，他们所进行的紧张的“专门”工作——特别是军事情报工作来看，他们还应见过其他相关领导人。因张闻天同志不分管军事，谈完相关事宜后，即安排另外军事领导与卢、林谈。遵义会议后的军事主要领导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他们之中谁和卢、林谈话并布置工作，目前我们还未掌握。

    5、卢从遵义领到什么任务去了哪里，还从林青这条线索谈起。林青没有马上回贵阳（四五月份才回到贵阳，不久不幸被捕，9月份英勇牺牲），这中间林青在哪里？据我们所知，文献考证甚为缺乏。只有一条清楚的文字记载，是作者宁起枷（宁在1935年5月进入毕节专署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工作，已逝世）回忆，在红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占领遵义中间的日子，即1935年2月间，他在遵义街头见过毕节上中学时期的老同学林青。林青告诉宁起枷，红军可能到毕节，希望宁能回到毕节，配合红军的前往做些工作。以后的事实是，红军并没有去毕节，而是卢志英小组和莫雄的毕节专署出现在了毕节。当时宁起枷在遵义电报局工作，林青还请他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嘱他将电报局的公函信纸偷偷盖上公章，秘密携带出来，交给林。这些情况说明：一，林青在遵义在为红军工作，但没有参加红军战斗部队。二，林青与党中央最高领导同志有联系。三，林青的工作与秘密情报工作有关。（这一情报工作线索，它作了一些什么，我们后边将要讲到） 

    电报局信笺

    红军二渡赤水后，反攻遵义，在娄山关等地，与黔军王家烈部激战，大败王部之后，又延伸打援，一举大败中央军薛岳部下、著名的国民党主力第四军吴奇伟部两个师，红军缴枪数千俘虏数千，这就是桐梓大捷。其中最重要的历史细节是，战斗最激烈时，毛泽东获得了敌吴奇伟指挥司令部在忠庄铺的准确情报（可以比较，土城战役时，郭勋祺的司令部还未被红军侦知。而在国共两党的军事史上，吴奇伟部的军事实力要比郭勋祺还高），并指示林彪。林立即派兵奇袭吴司令部，吴军即大乱。作为司令官的吴奇伟本人亦随着败兵一气逃到乌江边，并砍断桥索，才未遭俘虏。 

    桐梓大捷中，红军的情报奇灵，一直以来除了电报传讯外，多处文献还记载红军偷听了敌人的电话。包括奇袭吴奇伟司令部的情报来源有说电报，也有“偷听”电话的记载。我们向读者提供的是，林青在遵义要求宁起枷偷带出的电话局盖公章的信笺所起的作用是：当时电报局收发电报不是用报机，而是用电话。收报时，对方念电报号码，记下后译成文字送给收电人，发报时也是先将文字译成电码打出去。林青委托宁起枷偷带出来的电报局公函，据1936年在毕节工作的地下党员熊蕴竹等同志分析，有了这些公函就可以到处去查线。熊蕴竹对宁起枷说，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有记载，在桐梓战役中，红军偷听敌军电话的地点在黑神庙。黑神庙离遵义不远，在遵义、贵阳、毕节三地的中间，而林青等人是截听相关电话并发出信息的最有条件的人。   

    也谈苟坝会议

    随着岁月推移，苟坝这个离遵义不远的贵州小村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的公众传媒上。而在十几年前，北京一家十分著名的政史杂志的编辑还把它记载成了荀坎。在这个小村，载入史册的著名故事是党中央、中共军委决策层一次激烈辩论的决策过程——所有高级领导人一致同意突袭打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只有毛泽东一人非常反常地坚决不同意，但是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获通过。晚上，毛泽东到周恩来处，建议推迟发布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21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

    毛泽东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他不是神，而是深谋远虑，在缜密调查侦察了解情况后做出的判断。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在当时可能掌握有别人不知道的重要情报，当晚他与周恩来之间，沟通的正是这一点。

    有道是细节决定历史，那么在苟坝会议这个历史细节里，还有一个更细更小的细节，滔滔历史流逝，基本上可以看到，同样滔滔的相关史籍中无人注意到它。

    关于此时毛泽东的情报来源，一般认为单一来自二局（时任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遵义会议后调任军委副秘书长还未到任）对敌电讯破译，有不少史料可说明此点。

    但是这些史料，恰恰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苟坝会议时，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甚至包括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博古等，用的情报这个“助手”，都是同一个二局，红军里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另一个二局。对于情报，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意见的可能是有的，不足为怪，但是请读者注意，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敌情，毛泽东和大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显然不正常。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有着不只是二局单一的情报来源，或者说，有着同样来自二局但更深处，此时其他人包括领导人还不知晓的微纤渠道。

    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历史的诸多记载里，有一个微弱纤小的细节记载。苟坝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根据地建设”。

    这是一个不完全是史学研究论文而是有着类似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的记载，因此人们有理由不予认真的对待。但我们咨询考察了它的出处，证实它有确实来源，而非信口浮言。

    这几位地方同志是谁，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前面说了，历史波涛烟波浩渺，“它不算哪个小泉眼”，而且是传记文学等形式记载，我们和人们同样有忽视和不予重视的理由。而我们在70多年后采访尹司农老人时得到证实，此时间在毕节的卢志英，从薛岳、王家烈以及滇军部队驻防，到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形势都做了详尽的考查，并且某天晚上给党中央写秘密信件或电报，详细做过汇报。尹司农老人谈到，1935年1月底到3月这段时间，卢志英在毕节活动甚为频繁，除了省会贵阳还不止一次去过昆明。并对毕节周围的国民党部队有过详细的调查了解，这封电报尹司农还留有底稿，记载了以毕节、贵阳为中心，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湘军及其他武装，不下20万人，以及部队的其他详细情况。这份底稿文革中被毁。

    毕节专署的“主人”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亲临贵阳。很快，远在德安的莫雄受到了电召。

    莫雄是这样回忆的：

    1935年3月某天，我急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我马上乘飞机往贵阳。我看着这份没有具体内容的电令，心里有些犹豫不决。我想，为什么项与年一去不返呢？莫非他给逮捕了？怀着这一矛盾的心情，我便问刘亚佛说：“此行不知是凶是吉？”刘考虑有顷，便笑着对我说：“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蒋介石用不着叫你乘飞机去贵阳，他只是吩咐你到省城开会，便可以在那里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去吧！”

    我到了南昌，蒋介石派的飞机正等着我。飞机飞到汉口，在加油的时候，一群军统特务如狼似虎地向我走来，我正吃惊，原来他们是借口运送重要物资而要占用我坐的这架飞机。我自知斗不过军统特务，只好让他们飞走了。但我却不能按时飞赴贵阳了，怎么办？我正愁闷间，行营参谋处长晏勋甫劝我找五省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向他借用他的私人座机。我从不认识张学良，但亦唯有此计了。于是我持名片找到了这位“少帅”。

    张学良“少帅”看上去只像个二十多岁的人，他为人爽朗热情。他得知我来访的目的后，爽快地答应把飞机借给我。他送我出门时说：“莫司令官，你的大名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听到过了，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啊！。”从“少帅”府出来后，我就乘他的飞机飞往贵阳。

    果然，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我给他干的“好事”。他是调我来“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要我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当“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的。蒋介石为说明他的意图，叫我把随身的笔记本拿给他，他翻开本子在上面划出了三省交界地图，标出四川古蔺、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这几个县名，蒋介石说：“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剿灭这些残余红军。”为此，蒋配给了我中央军1个师——六十三师（我在江西原属的3个保安团已归属熊式辉）。接受这个命令后，我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及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开到贵州毕节。

    请读者注意，莫雄是以重要军事人员由蒋介石亲自安排进入“四渡赤水”战事的。毕节保安司令部一开始就是完全的军事部门，列入所有参加赤水河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的正式序列。和所有的国民党参加“四渡赤水”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事部队发生着必须、紧密和正常的联系。而卢志英任莫雄的参谋长和总务科长，还掌握着电台。电台的报务员也是“自己人”。